《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是1989年9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冯契。

作者：冯契（1915—1995）

著作分类：哲学/宗教 \u003e 哲学 \u003e 哲学理论

《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的续篇，论述了中国近代哲学（1840-1949年）的发展历程。这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哲学史上继先秦和秦汉至明清之际以后的第三个大圆圈。全书绪论外，分为四章。内容包括：中国近代哲学的前驱；哲学革命的进化论阶段；新旧思潮之激战和哲学革命开始进入唯物辨证法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专业哲学家的贡献等。

冯契（1915—1995），原名冯宝麟，1915年出生于诸暨市。著名哲学史家、哲学家、美学家、教育家、教授。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逝世，享年80岁。曾任上海哲学学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辩证逻辑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名誉主任。曾任教于云南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并在《哲学评论》、《时与文》、《展望》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与杂文。50年代初，开始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并先后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等，主编《哲学大词典》、《中国近代哲学史》；个人的哲学著作是10卷本的《冯契文集》。

《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

《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下）》

分五个部分介绍每个历史阶段中国近代哲学特征：

1，中国近代哲学的变革准备。

2，近代进化论哲学观。

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唯物史观的传播。

4，中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合流。

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将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现状与发展线索相互结合，并涉及研究中国近代哲学的方法论。

中国近代哲学革命在“古今中西”之争的制约下，主要围绕着历史观、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问题以及人的自由和理想问题等四个方面展开，既受到西方近现代哲学的影响，又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理气（道器）”之辩、“心物（知行）”之辩、“名实”之辩、“天人”之辩在近代的发展。

西方哲学传到中国来的众多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前者的输入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开始，即形成了进化论阶段；后者的被接受标志着中国近代哲学革命进入了唯物辩证法阶段。除此之外，还有两种在中国影响较大的西方哲学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和非理性主义思潮。

宋明时期的“理气（道器）”之辩，首先是关于天道观的问题，其次是历史观的问题。这个论争到近代，演变成首先是历史观的问题，然后才是天道观或一般发展观的问题。从龚自珍，魏源至郑观应等，都沿用“道器”范畴来表达他们的变易史观；由此发展到用进化论来解释历史的演变；再进一步发展到唯物史观以及一般的辩证发展观。中国近代哲学的认识论，仍以“心物（知行）”之辩为中心。魏源提出了有近代气息的知行学说，章太炎和孙中山在这一争论中对知行关系的论述都包含有辩证的见解。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观和认识论的论争在“心物”之辩上逐渐结合起来，成了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主线，最后由马克思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作了总结。“名实”之辩演变到近代主要是逻辑学和方法论上的讨论；“天人”之辩在近代主要是讨论人的自由和理想问题；这两方面的论争，中国近代哲学未能作出系统的总结。历史留下了进一步发展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任务。

自40年代开始，在半个多世纪的思想跋涉中，冯契既历经了西方的智慧之路，又沉潜于中国的智慧长河，而对人类认识史的这种沉思与反省，又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洗礼及时代问题的关注。从早年的 《智慧》到晚年的《智慧说三篇》，冯契以始于智慧又终于智慧的长期沉思，为中国当代哲学留下了一个创造性的体系。

以智慧的探索为中心，冯契的哲学思考涉及中国哲学史、认识论、价值论、伦理学、美学、逻辑学等各个领域。在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其代表作是三卷本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一卷本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冯契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考察，侧重于揭示中国古代哲学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及科学的比较方法，冯契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演进的历史脉络及其中的逻辑环节，并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历史特点作了深入的分析。冯契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包括如下四个问题：第一，感觉能否给予客观实在？第二，理论思维能否达到科学真理？或者说，普遍必然的科学知识何以可能？第三，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具体真理（首先是世界统一原理、宇宙发展法则）？第四，人能否获得自由，或者说，自由人格或理想人格如何培养？在冯契看来，中国传统哲学在关注前二个问题的同时，又对后两个问题作了更多的考察：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原则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的问题，发端于先秦的名实之辩，二者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正是在对这两个问题的考察上，显示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

就名实之辩而言，冯契认为，相对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较早地发展了辩证逻辑；每当中国达到总结阶段时，就有哲学家或逻辑学家对辩证思维的形式进行考察，提出辩证逻辑的原理，在先秦哲学的总结阶段，《荀子》、《易传》、《黄帝内经》初步形成辩证逻辑的系统，到宋明，从沈括、张载到王夫之、黄宗羲，辩证逻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冯契进而指出，与辩证逻辑的早期发展相应，中国较早地发展了辩证法的自然观，这种自然观以气一元论为基础，将道理解为阴阳的对立统一。辩证逻辑与辩证的自然观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作了肯定的回答和多方面的考察。冯契的这一看法不同于所谓中国人“重人生轻自然、长于伦理而忽视逻辑”的流行之论，它在相当程度上深化了对中国传统认识论和自然观的理解。

哲学史与哲学的统一，是体现于冯契哲学研究过程的一个基本原则。对以往哲学的考察，总是处处渗入他的哲学见解，而他的哲学思考，又伴随着对以往哲学智慧的总结。这种总结，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智慧说三篇》中。《智慧说三篇》由三部相互联系的著作构成，即《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冯契对认识论作了广义的理解，认为它不应限于知识论（theoryofknowledge），而且应研究智慧的学说，要讨论元学（形而上学）如何可能，理想人格如何培养等问题。

按冯契的理解，广义的认识过程包括二个飞跃，即从无知到知的飞跃和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由无知到知的过程发端于实践中获得的感觉，这种感觉能够给予客观实在。冯契认为知识经验领域无非是以得自经验者还治经验，得自经验者即是概念，用概念来摹写和规范经验，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由此形成了知识经验。

经验知识涉及的是名言之域，在冯契看来，认识并不限于经验领域，它同时指向性与天道，后者即是智慧之域。如果说认识论的前二个问题主要关联着经验知识，那么，智慧则更多地涉及认识论的后二个问题，即关于性与天道的认识；而关于道的真理性认识又内在地关联着人的发展，后者便展开为自由的人格。冯契肯定，逻辑思维能够把握具体真理：人能够在有限中认识无限，在相对中揭示绝对，而这一过程即表现为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

如何实现从名言之域的知识到超名言之域的智慧？冯先生从理性直觉、辩证综合、德性自证诸方面作了考察。他区分了总名与达名，达名表示的是最高的类，总名所表示的是元学的理念，亦即大写的Idea，总名可以看作是达名的辩证综合，如时空范畴便是达名，当我们说在有限中揭示无限，在瞬间把握永恒时，便是以时空范畴作辩证的综合，以表述超名言之域。与辩证综合相联系的是德性的自证。理性直觉与辩证综合的主体是我，我不仅有意识，而且能自证其德性，亦即对自己的德性作反思和验证，在言行一致的活动中自证其德性的真诚与坚定。可以看出，从无知到知，又从知识到智慧的飞跃，既是知识论的问题，又是元学或本体论的问题；以广义的认识论为基础，冯先生对知识论与本体论作了沟通，并由此展示了统一本体与现象、名言之域与超名言之域的独特思路。

1，《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郭湛波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著，东方出版社1979年版

4，《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5，《中国现代精神传统》                高瑞泉著，东方出版中心1979年版

6，《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  费正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