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超验》是2003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顺真。本书分境论、量论、人论三卷，既有作者对哲学参悟之直觉，也包含以佛教量论因明学为根基而述人类认识功能之逻辑公理，还包含作者以往圣先贤为准则，阐释哲学形而上学之本源以及内在真实之次第。2005年获“贵州省第六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三等奖。

一、“五教旁通”而“呈现本心”

在所著《经验与超验》中，顺真以佛教术语自谓“呈现本心”：

庚午之秋，余居粤北，绝言离境，心甚苦毒，乃禅定修慧，呈现本心。旭日东升，漫夜将去之时，初入心地光明。挹直觉之流，而成自家安身立命之作《经验与超验》之上卷《境论》。翌年返穗，究内典、研佛道，旁及西哲大文；融先圣、参古今，尤得益于佛祖《心经》《楞伽》，陈那菩萨之《集量论》，法称菩萨之《释量论》，加以功夫，制此八颂。实自家哲学之中卷，亦或人类认知之公理1。

顺真自认，其所谓“佛性”的“人之本体”是共外道见。

可怜他“究内典、研佛道，旁及西哲大文；融先圣、参古今”，却说：

所言佛性者，乃人人本有，而佛祖之亲证也。亦为周文王之‘宁’、老子之‘命’、孔圣之‘密’等各种术语之所指。又在西哲大文中，或说为‘至善’、‘超人’、‘自明性’等，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曰：人之本体2。

顺真以“瑜伽现量”等“佛教量论”的概念来表达其所谓“人之本体”的“前人”体验。

前人之我之意指，即佛教量论中表述人之本体存在的瑜伽现量3。

二、“科学家们异化成机器狂人、人变成了非人甚至变成兽”

顺真的“前人”说质疑“和动物相区分，去向动物索取尊严”：

哲学史上用具有终极本体存在性的那一存在物在宇宙自然背景下的兑换状态——人的存在去和动物相区分，去向动物索取尊严，这是否是难以自明的4。

相反于“人以理性而区别于动物”之说，顺真批评理性、科学。

在《经验与超验》“后记”中，顺真指责单一经验、狭隘理性使人变成了非人：

不容否认，以单一经验误认为就是一切存在的欧洲哲学已经彻底走到了狭隘理性的尽头，今天它不过是借助机器而相对延长了人类认知世界的浮尘根的功能。所谓的科学家们异化成机器狂人，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人变成了非人甚至变成兽5。

可《大婆沙论》说，理性创造性“工巧”能力是人的类共性。

“云何人趣？答：人一类伴侣众同分，乃至广说。问：何故此趣名末奴沙？答：……欲有所作，皆先思惟称量观察，便于种种工巧业处而得善巧。以能用意思惟观察所作事故，名末奴沙。”6

可知依佛教观点，反对理性创造性“工巧”能力，即反对人的类共性。

三、“伊曼努尔·康德的缺憾与匮乏，不能不为当代中国搞哲学者们敲响警钟！”

顺真曾作《五教旁通论》。顺真对西哲康德予以痛斥。

康德读不懂、悟不进这些真正哲学—形而上学之法典：

就是在西方文化中，“神的技艺”就已经是早已完成的了，最高的成就潜含在《圣经新约全书》之中，其详尽的实践次第（三元九次第），表述在狄奥尼修斯的《神秘神学》之中（本人有《五教旁通论》一部，其中《卷四》专论此一大问题）。可惜的是康德并没有善缘得到这一法脉的实践传承，因此也根本读不懂、悟不进这些真正哲学—形而上学之法典的真实之境，唯以狂慧觉知而盲人摸象，吐痰于天，返落己脸，实为至可哀悯者而竟不能自知。伊曼努尔·康德的缺憾与匮乏，不能不为当代中国搞哲学者们敲响警钟。7

康德以来哲学中有“逻辑霸权主义”、对“神秘主义”数典忘祖：

当我们真正以宽容的胸怀来面对人类文化的这些最新进展，那么，康德以来唯以第六意识之逻辑知性为建构哲学体系之最高工具的逻辑霸权主义的独断之梦就应该立刻结束了。也唯有在此前提下，文化工作者特别是那些号称搞哲学的，才能够去除数典忘祖的坏毛病而直接去面对五大宗教的创始者以及真正的后继者们在神秘主义的生命实证即禅定工夫、冥想工夫状态中对逻辑我思、无言我思的真正把握和理解以及终极性的超越8。

康德哲学背离神秘主义的逻辑推演是瞎话：

由于伊曼努尔·康德完全背离了西方宗教神秘主义的传统功夫，因此，企图用逻辑推演所作关于现象界与物自体之间对立的统一，就只能用预设一个上帝的瞎话收场9。

康德背离宗教神秘主义，是因为他不幸与神迹、通灵分道扬：

不幸地是，康德得到并且阅读了《天上的奥秘》之后，就迅速地写出了完全否定性的《通灵者之梦》一书，他的观点又一次急转弯！从此，他和以神迹、通灵等现象为外在特征的神秘主义神学彻底性地势不两立、分道扬镳，进而迅速地走上了批判哲学的大道再无反思之缘。10

伊曼努尔·康德以理性主义否定通灵，是“阳般的无能、败类、祸害、使人类尊严和理性蒙羞”：

对通灵者伊曼纽·斯威登堡，康德说“我已厌倦重述这位在一切妄想家中最严重者的狂乱的幻影，或者将之延续到他对死后状态的叙述”。顺真认为康德降格为卑贱下流般的无礼谩骂。他说：

“请读者平心静气的判断，这样的话语，到底是理性哲学家的理性分析呢？还是一个市侩般的谩骂呢？在这里，即一个理性主义哲学家面对神秘主义的具体经验时，除了用非理智、非哲学的大棒，去无礼地横扫之外，他们又能够作出怎样的哲学阐释吗？……如果一个哲学家坚信谩骂就是哲学，坚信自家的理性原则必然性地高高在上而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一旦出现阳痿般的无能（这是一个比喻，在此我的确找不出更为恰当的比喻了）因而就转而认为谩骂也是哲学的一种必然的方法的话，那么，这样的哲学家，就不仅是哲学家中的败类，而且是人类一族中的祸害，并且再也没有比这样的败类和祸害使人类的尊严和理性蒙羞的了。”11

可惜，伊曼努尔·康德拒斥了能为宗教神学“提供实证”的“巫术”研究等文化学科：

甚为可惜的是，由于康德哲学见地、思考惯性所造成之偏见，他完全拒斥了当时最有可能为他由道德目的论所形成的宗教神学之推论所能提供实证的文化学科，即诸如“见神论”“神灵学”“巫术”等研究，完全被排除在康德体系之外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