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穆公问子思》是一部战国时期的楚竹书，属于郭店楚墓竹简的一部分。该作品最初并无标题，后来由郭店楚墓竹简的整理者彭浩、刘祖信及王传富等人根据简文内容拟定。这部作品于1993年10月在湖北省沙洋县四方乡郭店村被发现。《鲁穆公问子思》共包含8枚竹简，这些竹简的两端都经过修剪形成梯形形状，每枚竹简的长度约为26.4厘米。

鲁穆公询问孔伋：“什么样的人才可以被称为忠臣？”子思回答说：“那些常常指出君主错误的人，可以被视为忠臣。”听到这个回答，鲁穆公感到不满，于是子思行礼后离开了。随后，成孙弋前来拜见鲁穆公，鲁穆公对他说道：“之前我向子思请教什么是忠臣，他说：‘那些常常指出君主错误的人，可以被视为忠臣。’我对他的说法感到疑惑不解。”成孙弋则表示：“啊，这句话说得真好！为了君主而牺牲自己的人是有过的，但是那些常常指出君主错误的人却没有听说过。那些为了君主而牺牲自己的人是为了获得俸禄和爵位，而那些常常指出君主错误的人则是远离俸禄和爵位的。为了正义而远离俸禄和爵位，除了孔伋之外，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人。”

杨儒宾在其著作《子思学派试探》中提到，先秦时期的许多子书中都有问答形式的语录，其中《鲁穆公问子思》便是子思与鲁穆公的一次问答。他认为，“从道不从君”是儒家的基本原则，而《鲁穆公问子思》中的观点也可以与其他儒家经典相融合。此外，他还指出，《鲁穆公问子思》的文本风格类似于《孟子》，并与《墨子》、《荀子》等书籍中的对话篇章风格相似。尽管《鲁穆公问子思》可能并非子思本人所著，但至少是由其弟子创作的。同时，他也注意到，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虽然大多强调进谏的重要性，但孔伋及其学生孟子对待国君的态度尤为激昂，这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孔丛子·抗志》中记录了许多类似的事件，比如当卫君询问子思对其统治的看法时，子思的回答是“没有错处”，这是因为卫国的大臣们都在尽力迎合君主的心意，没有人敢指责君主的过失。在这种情况下，“非君之非”实际上就是在“称君之恶”。

徐公持在文章《“义尚光大”与“类多依采”》中讨论了先秦时期士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在这一时期，士人们虽然也有“忠”的观念，但他们对君主的忠诚与后代相比有所不同。具体来说，《鲁穆公问子思》中子思所说的“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这一点，在秦汉以后的君臣关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然而，鲁国的君主却能够容忍孔伋的这种言论。另外一位士人成孙弋也赞同子思的观点，这表明先秦时期的士人们对君主拥有很大的批评空间，他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相对性。由于士大夫与诸侯国君主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这就使得文人士大夫能够在人格精神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从而促进了他们在思想文化和创造能力方面的充分发展，进而推动了中国文化史上“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

汤一介在《儒者的“忧患意识”》一文中，通过引用《鲁穆公问子思》的例子，阐述了一些儒者持有的一种“居安思危”的心态，即为天下担忧。孔伋认为，那些经常批评君王的臣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忠臣”，而成孙弋则解释说，之所以子思有这样的勇气去批评君王，是因为他并不追求俸禄和爵位。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儒学者基于“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而坚持这种精神。

欧阳祯人在《从〈鲁穆公问子思〉到〈孟子〉》中通过对《鲁穆公问子思》与《孟子》的比较研究，探讨了思孟学派的理想人格建立背后的哲学意义。从哲学的角度来看，《鲁穆公问子思》主要展现了自由知识分子的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它体现了鲜明的民主思想。这种古老的中国式的民主思想不仅表现在鲁穆公与孔伋之间人格平等的描写中，更重要的是展现出了子思那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思孟学派的独立人格与民主思想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哲学上的自由、独立人格，最终将以政治上的民主思想作为其终极目标；而民主思想本身也将以深厚的人性善良理论为基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思孟学派的人学和相关的民主思想构成了极其丰富且宝贵的遗产，值得深入研究、发掘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