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夏礼在中国》是一本由斯坦利·菜恩-普尔撰写的历史文献资料性质的书籍,于2008年11月1日由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录了英国人巴夏礼在中国的经历,其中包括珍贵的书信资料,对于了解和研究英国人眼中的殖民历史、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
哈里·巴夏礼在中国》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利用了大量未刊信函,其中弥足珍贵的是巴夏礼的日记及私人信件,加上与
阿礼国、包令、额尔金、
卜鲁斯之间的来往公函,较全面地再现了1842至1865年间巴夏礼在中国担任翻译官、副领事、领事的全部生活和工作图景。《巴夏礼在中国》作为历史文献资料性质的著作,对了解和研究英国人眼中的殖民历史、英国人眼中的中国大有裨益,其中的珍贵书信资料,是那段历史的标本。
1841年6月13日,
哈里·巴夏礼搭坐“福阿姆”号从朴次茅斯出发,10月8日到达澳门。在那里,他不但有两个家,一个是
郭士立夫人家,一个是他的大姐维林夫人的家,而且还有了一个工作。
马儒翰已经准备好欢迎他加入政府工作的阵营。马此时正担任
英国全权大使和商业总监督的秘书和首任翻译官。他是华语词典的编者
马礼逊父子的儿子,还是我们早期的杰出汉语学家之一。在巴夏礼到达的那天,他写信给雒维林夫人说:“您知道我和您亲爱的弟弟再次会面时是多么高兴,我诚挚地为您感到高兴。我已经提起过,如果您愿意看到他追随我的人生轨迹,让我引导他向前,这将是我
莫大的荣幸。我们非常需要翻译官……就目前而言,只要他能说一丁点儿中文,我们也将很乐意接受他。”这是把
哈里·巴夏礼推向女王在中国和
日本的事业之最高官位的第一个阶梯。到达中国后的最初6个月,巴夏礼和他在澳门的亲戚们一起度过。曾经安静的旧世界的殖民地在当时受到了战争和关于战争的传言的困扰。在充斥着警报声的环境中,13岁的男孩开始学习中文。对于这门颇有难度的语言,巴夏礼的快速掌握能力是非比寻常的。1842年5月,他便在
香港特别行政区加入了
马儒翰的行列,迈入官场。此时,中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
英国远征军到达之后,通向
广州市的要塞都被英军拿下,整个城市处在英国船舰的严密监视之中,只有在中国人支付赔偿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自由。然而,英国人却采取了一项错误的宽大的行为,日后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沿海的抗议和对
舟山市的暂时占领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觉。尽管如此,中国人并没有因此改变他们一贯的拒绝承认外国政权之平等性的方针。
北京市当局批判
博尔济吉特·琦善在广州协商条约的行为。虽然
大英帝国获得了
香港特别行政区,但是当胸襟开阔的璞鼎查爵士在1841年8月以全权大使身份出使中国时,他发现事情陷入了一反常态的境地:
广州市地区的贸易恢复了,南方进入了并不平静的休战状态,北方的司令部里却充满了敌对的情绪。显而易见,
英国的利益并不能因此得到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