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定国（1910-1964），山东牟平人，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家、哲学家、演说家。

孙定国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1934年加入山西抗日武装“新军”。抗战初期山西省“守土抗战”的气氛非常浓厚，孙定国第一批加入了中共薄一波等实际领导的“牺盟会”。此后，他在担任晋军训教部队长和“新军”212旅旅长兼第七行署保安司令之时，都忠实执行了中共的指示。在著名的“山西十二月政变”中，他担任南路总指挥一职，率军脱离了阎锡山，又转战至上党郡太岳区，与薄一波等领导的部队（决死一纵）会师，为发展和壮大中共在山西的武装作出了贡献。

孙定国1940年任太岳军区212旅长，后相继担任了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太岳军区副司令员、鄂豫陕后方副司令员等职。

1948年，孙定国被派往后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学习，从此即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的工作。在留校工作之后，他先后担任了中央高级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校党委委员、中科院学部学术委员等职务，此外他还著有许多哲学著作。孙定国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学术地位很高，比如195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受命编写新中国第一套中国哲学史的教材，在聘请的审查委员中，就有孙定国。当时为配合马克思主义宣传和教学，孙定国也忠实地执行和履行自己作为一个党内理论家的使命，在历次理论运动中披挂上阵，写了不少影响很大的文章。

中央马列学院（1955年改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解放后迁至北京，他任党委委员兼哲学教研室副主任，此外还是哲学史组的组长，先后与他共事的著名学者有赵纪彬、葛力等。而中央党校的行政领导，后来则是杨献珍、侯维煜、孙定国这“三驾马车”。

孙定国是新中国成立后著名的哲学专家，学术地位也很高，如1956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受命编写新中国第一套中国哲学史教材，参加者有冯友兰、周辅成、杨宪邦、任继愈、张岱年、李泽厚等诸多名家，孙定国与陈伯达、郭沫若、侯外庐、杜国庠、赵纪彬、杨荣国、杨献珍、艾思奇、胡绳等人任审查委员。

忠实地执行和履行自己作为党内一名理论家的使命，在历次理论运动中披挂上阵。1953年批判梁漱溟时，他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的世界观》《驳斥梁漱溟的“职业分途”的反动理论》，1954年批判胡适时他的《批判胡适哲学思想的反动实质》等，都是影响很大的文章。

在中央党校的行政领导中，杨献珍、侯维煜、孙定国被视为“三驾马车”。杨、侯、孙都是战争期间曾经战斗在山西抗日根据地的老革命，后来也都在中央党校工作（杨献珍曾是马列学院教育长，侯维煜于1953年调入）。侯维煜(1913—1979)，交城县人。

1935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太谷县委书记兼抗日自卫队政委、八路军独立支队政委、晋冀豫游击支队第三大队政委等。

1939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先后在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和中央党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侯维煜历任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育长、校党委书记，中共华北局秘书长等职。后任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副院长、党委书记和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党委第二书记等。那时杨、侯、孙三人“密切配合，相互体谅”，“一起聆听少奇同志的教诲，一起贯彻中央的指示，一起抵制那个所谓理论权威的破坏，最后也一起遭受那个理论权威的残酷迫害。”（杨献珍《教诲十年，遗爱千秋——缅怀刘少奇同志对党校工作的关怀》）

孙定国在党校颇有口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哲学家，写一手好文章；又是一位出色的教育家和演说家，深奥和枯燥的哲学让他讲得出神入化，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又以理论和实际完美的结合而遐迩闻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专家，在党校却屡屡受到批评甚至是故意的打击，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是“杨献珍的人”。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康生以理论家自居，容不下中央党校内的“理论权威”杨献珍以及孙定国等人。1963年孙定国被逐出党校，前往西安市，康生还下达了一个对其“内部控制使用”的指令。

此后，康生在中央党校发起了一个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论的运动，尽管“合二而一”论与孙定国毫无关系，但他还是被叫回党校接受调查，在种种名义的批斗会议上受到辱骂和训斥。特别是1964年12月19日的全校大会上，陈伯达用他的权势肆意凌辱孙定国，称之为“冒牌的哲学家”，并且首先用“大坏蛋”、“大流氓”、“大骗子”这种低级的称谓来称呼孙定国。孙定国办公桌玻璃板下原有一张陈伯达署名的赠联，抬头是“定国同志”的字样，可是这时陈伯达不认账了，居然声称：“你把我扔到纸篓里练毛笔字的废纸偷了出来，裱糊上，到处招摇撞骗，说是我给你写的字，我陈伯达能给你这样的坏人写字吗?”他还厉声喝道：“你是死不要脸!”于是，“后来，‘斗’孙定国同志时，发扬了陈伯达式的‘战斗精神’，向他脸上吐唾沫”（杨献珍《屠害忠良，终身阴贼——揭露康生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显然，对这样的侮辱，就是常人也难以忍受了。就在这天夜里，孙定国在写下一份遗书后，义无反顾地走进党校西南角的人工湖里！他是从一个冰窟处跃入水中的。那一年，他54岁。

他留下妻子和5个孩子走了，而他们得到的却是一纸丈夫和父亲“自绝于党，畏罪自杀”的通知书！更令人气愤的是曾经叫嚣“我陈伯达能给你这样的坏人写字吗”的党内理论家，在孙定国冤死后竟然凭借权势，将孙生前用自己的全部积蓄甚至是借债的藏书，其中还有价值在1．5万元以上的善本书，仅以其原价的三分之一席卷而去。

那场著名的“合二而一”论的批判运动，以将杨献珍撤职、调离、逼死著名学者孙定国，开除讲师黎明出党(后于“文革”中投井自尽)，挖出“合二而一”论小集团，并且先后从中央党校调出或遣送回乡多达百余人而告结束。当然，不久之后的“文革”中，这些“合二而一”论的分子们，凡是侥幸不死的，又一次遭受到莫大的冲击和凌辱，直到这一“罪案”在“文革”后终于获得平反。

孙定国临死前写下的遗书是耐人寻味的，然而迄今还未见有人解读过这份遗书孙定国在遗书中所提到的那个人，在涉及到这封遗书的公开出版物中，都是匿名的。显然，孙定国在决心赴死之前，决定不顾一切，要以自己的党性，向党揭发其言行。其实，在那一历史条件下，这样的事或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么，这个至今还被隐去名字的人物是谁呢？据推测，他就是党校校长杨献珍。

在马列学院或中央党校，自始就有火药味极浓的意识形态的理论论战，其双方则主要是党校内部的杨献珍与艾思奇这两军对垒，且无论是建国初年的杨献珍为首的“综合经济基础论”与艾思奇为首的“单一经济基础论”，还是后来沸沸扬扬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以及“合二而一”论，它们都不过是后来“文革”的一场理论批判的小型预演。深知其内幕的孙定国最终无法选择自己再次“站队”的事实，他便以死来选择逃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