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1909年5月 - 2004年4月24日），原名宇同，别名季同，原籍河北献县，中原地区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发表学术论文多篇。1936年，完成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曾任清华大学助教、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等职务。 1952年，张岱年晋升为清华大学教授。1956年至1957年，他完成了《宋元明清哲学中提纲》。1978年至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张岱年被推为会长。1983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张岱年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等身，造诣极高，建树广泛。他的代表作品有《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等。 2004年4月24日，张岱年因患心肌梗死引起心力衰竭，不幸去世，享年95岁。

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旋即退学，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33年任清华大学助教。

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1933年大学毕业时，因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

1943年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聘为哲学讲师。

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回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1951年晋升为教授。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

1982年开始招收中国哲学中博士研究生，任博士研究生导师。

父亲张濂，光绪（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

长兄张申府是中原地区现代哲学家。

2004年4月24日，因患心肌梗死引起心力衰竭，然长逝，享年95岁。

1954年至1955年与冯友兰先生共同开讲新观点的“中国哲学史”课程。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

1957年以言陷入“反右”扩大化的网罗，五年后才恢复教学工作。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又遭受批判。

自1957年至1967年十年间，不能正常地进行学术研究工作。

1978年起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被推为会长。

1979年北京大学党委宣布属于错划，恢复了名誉和待遇。

198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89年改任名誉会长。

学术研究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中国哲学史的阐释、哲学问题的深入探索以及文化问题的广泛研讨。这些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各有侧重。

自中学时代起，张岱年便立志以学术救国，潜心钻研古代哲学典籍。进入大学后，在张申府的悉心指导下，他广泛涉猎英国哲学家如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摩尔、阿尔弗雷德·怀特黑德的著作，从中汲取哲学分析的方法与理论，这些成为他学术思想的重要基石。同时，他也深入阅读卡尔·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及唯物主义哲学译著，深刻认识到“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当代价值。

新中国成立后，张岱年继续活跃于学术舞台，不仅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还坚持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他相继撰写了《张载——中国十一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与《中国唯物主义思想简史》等著作。随着“四人帮”的粉碎，他重返讲台，并增设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课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岱年的学术成果丰硕，包括《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等多部新著问世，旧作亦多有再版。这些作品进一步深化了他对中国哲学人物及专题的研究。同时，他对文化问题保持浓厚兴趣，尤其在1984年后，围绕文化内涵、民族性与普遍性、中西文化比较及新文化建设等议题展开积极探索。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文化上的极端倾向，主张融合中西文化精华，创造具有中原地区特色的新文化。他认为，正确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是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及推动文化进步的基础；同时，也应借鉴西方文化的先进成果，特别是民主与科学精神。新文化建设必须坚守社会主义方向，方能彰显中国特色。

张岱年将中华民族精神精髓概括为“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即倡导自觉、进取与和谐、包容的精神。其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在学界广受赞誉，成为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理论之一。

张岱年的学术研究涵盖三大领域：中国哲学史研究、哲学理论问题研究及文化问题研究。

在中国哲学史领域，张岱年深入探讨了先秦诸子、汉魏哲学、宋明理学及明清实学，尤为注重阐释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三十年代，当宋明理学普遍被划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流派时，他独到地提出，除此之外，还存在以张载、王廷相、王夫之为代表的气一元论。他特别强调中国哲学史上概念范畴的独特性，认为其与西方及印度哲学有显著区别，并指出研究中国哲学需深刻理解其基本概念范畴。其代表著作有《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等。

在哲学理论问题研究中，张岱年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即阅读了恩格斯、列宁及英国哲学家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穆尔的著作，支持辩证唯物论，并欣赏罗素、穆尔的逻辑分析方法。他撰写了《论外界的实在》、《谭理》等论文，运用分析方法论证唯物论观点，并在《哲学思维论》中进一步阐释了唯物辩证法，认为逻辑分析与唯物辩证法相辅相成。此后，因教学工作专业化，他较少撰写相关文章。

关于文化问题，张岱年早在三十年代便参与讨论，反对全盘西化及传统复兴论，主张融合中西文化精华。他认为中国文化虽在科学实验与民主法治方面落后于西方，但拥有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精神优势。他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旨在借鉴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同时发扬中国文化传统，推动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创造性发展。

此外，张岱年还借鉴清代学者对学术的分类，专注于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高度评价宋明哲学中的气一元论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思想，致力于将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相结合。在方法论上，他坚持唯物论、赞扬辩证法，既强调分析又主张综合，力求实现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张岱年在学术领域的卓越成就与贡献，离不开他秉持的科学治学方法。他对此方法的总结精炼而深刻：

学术涵盖广泛，主要包括哲学、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等多个门类，后者又细分众多学科。其共同追求在于探索真理，深化对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理解。各学科虽方法各异，却也存在共通的基本方法，即思与学的统一、知与行的统一，以及述与作的统一。孔子有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此言极是，强调了学习与思考相辅相成的重要性。学习是汲取既有知识，思考则是独立探索，二者缺一不可。唯有在学习的基础上深入思考，方能超越前人，取得新成就。此外，明代哲学家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王阳明”，强调了认识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实践不仅是认识的基石，也是检验认识真伪的标尺。尽管王阳明的某些观点如“心外无物”属于唯心论范畴，但其“知行合一”的思想却符合唯物论的基本精神。在研究学问时，既要扎实学习前人成果，又要勇于创新，实现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正如墨子所倡导的“述而且作”，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对传统的尊重与对创新的追求。真正的学问，在于能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断推动人类认知边界的拓展。

如果能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那就意味着实现了创新。创新，简而言之，就是提出新颖的观点，拥有独到的发现。宇宙万物纷繁复杂，在某种意义上，其变化近乎无穷，因此新现象层出不穷。致力于研究新问题，提出独到见解，这正是学术创新的必经之路。创新，无疑是学术发展的核心动力。

以下三个方法构成了研究学问的基石：一是发现问题，二是解决问题，三是勇于创新。遵循这些原则进行学术研究，成功的可能性便大增；反之，若忽视它们，则难以取得显著成果。这三个基本方法对于任何学术领域的探索都是不可或缺的。

参考资料

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他相继创作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及《谭理》等哲学力作，首次系统性地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弘扬了中国人本精神，并尝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阐释社会与人生。受张申府“列宁、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理念的影响，张岱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的构想：新哲学之路，应将唯物论、理想主义与解析方法融为一体。方法上，他综合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理论上，则将现代唯物论与中国古代哲学的精髓相结合。

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华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应对此危机，亟需一种勇猛宏毅、能引领时局的哲学。此哲学非西洋哲学的简单模仿，而是中原地区固有刚毅宏大思想的复兴，且非新孔学或新墨学的翻版，而是一种全新的创造。”

1935至1936年间，他完成了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该书以哲学问题为主线，详尽阐述各流派之源流演变，展现了中国哲学的系统性与逻辑性，其学术价值广受认可，至今仍是哲学专业的必读经典。

1942至1944年，为振奋民族精神，他撰写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及《品德论》等著作，分别深入探讨了对立统一规律、形式逻辑、唯物论与人生观，初步构建了自己完整的哲学体系。

进入80年代，他整理授课讲稿，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并集结多篇论文为《中国哲学发微》、《求真集》、《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真与善的探索》及《思想·文化·道德》；同时，还完成了专著《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在刘鄂培、钱耕森等学友的建议下，编印了《张岱年文集》六卷。90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提议并出版了《张岱年全集》，共八卷，收录了他1995年以前的全部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