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射斗（1724年—1800年），清朝将领。幼读书。入伍，从征缅甸、金川，功多，累至都司。果毅善战，为将军阿桂所激赏，升贵州平远协副将。乾隆五十年，擢湖南镇镇总兵，调云南普洱镇，民、苗杂处，绥抚得宜，边氓服。从征廓尔喀，历福建福宁镇、四川川北镇。苗疆事起，率本镇兵赴剿，迭克险隘。平陇之战，潜师袭后山贯鱼坡，贼乃溃。偕额勒登保攻石隆寨，伏沟下蓦入，断其要路，贼来争，奋击尽歼，遂斩贼魁石柳邓，赐号干勇巴图鲁。

乾隆三十二年(1767)，缅甸首领懵驳兵犯我国云南省，逼胁内地土司，此正值清王朝全盛之时，岂可任小丑跳梁，不示惩戒，清政府对懵驳的侵略行径予以坚决地反击。而云贵总督刘藻、杨应琚处置不力，致使懵驳势力坐大，自身也因此获罪。爱新觉罗·弘历乾隆调满洲兵三千和云贵川三省大军二万余，组成征讨大军。先后任命富察·明瑞、阿桂、富察·傅恒为兵部尚书兼云贵总督统率反击。朱射斗随军参加征讨缅甸。懵驳吞噬我境内土司领地之心由来已久，并作长期准备，其聚众二万，安营扎寨十六栅，环寨挖深沟，列象阵以待清军。清军兵分两路，一路渡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经腾冲市入缅，另一路顺怒江深入怒江(怒江流入缅甸后的名称)流域，对懵驳的主力形成合围。缅军营寨以巨木为栅，聚兵其中，清军炮火仅及其栅，而缅军则可从栅木间隙射击清军，营寨易守难攻。两军对峙数月难分胜负。清军将士群情激愤，寻机攻击，接战后，有名唤王连的黔籍士兵率众先跃入敌栅，朱射斗等人相继跟进，将敌阵撕开口子，随着大批清军涌入，纵横扫贼遂破一栅，首战告捷。清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乘势攻下十二栅，敌象阵自乱，群像皆反奔自践其军。自交战以来缅军未经此大创，已难与清军抗衡。

乾隆三十四年(1769)历时两年对懵驳的主要战役结束，零星靖边战斗仍持数年。战后，朱射斗以功拔外委(下级武职、九品)。

朱射斗英勇善战，遇事冷静果断，被敌视为“虎”，素有“朱虎”之称。远征缅甸即为章佳·阿桂赏识，以后在从征清平大小金川之战的战斗中，屡立战功，再擢千总、赏蓝，其军职也逐级升迁，从贵州荔波营守备升任湖北施南协都统、襄阳市游击，广西宾州参将、贵州平远协副将(从二品)，赏花翎。

大小金川位于川西大渡河上游的两条支流，历代是藏族的聚居区。大小金川土司官莎罗奔和他的孙子索诺木分别在乾隆，两次公开叛乱。朝廷屡屡派兵镇压，其间数易战将，盛怒之下的爱新觉罗·弘历为此先后处死“损兵折将、未得寸进”的四川总督张广泗(曾任过云贵总督)，赐死“督师不力”的大学士纳亲。乾隆十四年(1749)，朝廷派大学士富察·傅恒为经略，重新启用被革职的岳钟琪(岳飞的二十一世孙，曾任川陕总督)为提督。傅恒和岳钟琪的大军齐集，攻下清平大小金川之战，莎罗奔归还被其侵占的几个土司土地，“顶佛经立誓”，“悉听约速”，清政府赦其死(见：《清史简编》)。

乾隆中期，大小金川土司官索诺木再次叛乱，乾隆一年(1766)清政府令四川总督阿尔泰征讨，而阿尔泰 不断失利，便“按兵炉城镇、半截不进”，被乾隆处死，代阿尔泰总督的桂林被劾。乾隆卅八年(1773)，授参赞大臣阿桂为定西市将军，严令剿灭叛乱。乾隆四十一年(1776)大小金川叛乱终被平定，清政府废除了土司制，改置州县，将这一带划归四川省管辖，从而加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朱射斗随定西将军阿桂参加了平叛。经大小一百八十八战，身受九伤，杀敌无数，攻下敌十二所，领记功扎十三次，得赏银一百八十两。

乾隆五十年(1785)，朱射斗被授为镇筸镇(今湖南凤凰县)总兵高级军职(二品官)。镇镇是湖广总督下属的四个军事重镇之一，其职责主要是维护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熟苗”地区的治安和防备逶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松桃苗族自治县、凤凰、铜仁市等处“南长城”以西“生苗”。后调云南普洱镇。普洱镇为多民族杂居的边疆重镇，私贩偷运最为边害。朱射斗在任期，加强边卡守备力量，对民抚绥得宜，边民无越轨行为，边疆平静。

十八世纪末，英国殖民者占领印度后窥视我国西藏自治区，唆使廓尔喀(尼泊尔)多次入侵，并答应派兵和提供武器。廓尔喀士兵以剽悍、战斗力强著称，历史上廓尔喀士兵充当雇佣军的事例屡见不鲜。乾隆五十六年(1791)十一月，廓尔喀再度入侵后藏，大掠扎什伦布寺，焚杀抢掠，残杀藏族人民。西藏僧俗人民强烈要求抗击侵略者，达赖喇嘛和“所属堪布及大喇嘛，亦共大意，坚心保守”(见：《清高宗实录》卷一)。清政府派大将军福康安(富察·傅恒的第三子)率满、汉、蒙、藏大军，又调集远在吉林市的索伦族骑兵，配备了京师火器营，携有可以药量测定射程的红夷大炮和可连发弹丸的连珠这些当时先进武器，各军兵种万余人进藏反击英国殖民者支持下的廓尔喀的进犯。在各兄弟民族组成的反侵略战争的军旅中，有一支部队是由朱射斗从云南普洱镇带去的劲旅。进藏大军冲风冒寒，每日行军八十里以上，所过之处，藏族同胞箪食壶浆夹道欢迎。乾隆下令所需一切军需补给全由中央政府负责，毫不扰累藏区。乾隆五十七年(1792)三月，中国军队抵后藏，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对廓尔喀进行反击。中原地区军民团结一致浴血奋战，终于使廓而喀遭受惨重失败，被全部逐出中国国境，维护了国家主权。廓尔喀主动求和，交回所掠财物和所俘虏的人员，表示永远不再侵犯中国。此后，中国和廓尔喀再无战事，形成长期的和平局面。战后清政府为进一部巩固西藏自治区边防和限制祸乱根源大农奴主对西藏政局的控制，颁布“金奔巴掣签制”，解决大农奴主操纵达赖、班禅的转世问题。对西藏的政治、宗教、司法制度和对外交涉全面改革，加强了对西藏的管理。在反击廓尔喀的战争中朱射斗再立战功，调福建福宁镇总兵，固守东南海防。乾隆五十八年(1793)调川北镇总兵(四川仪陇一带)。

乾隆六十年(1795)，朱射斗率部回师贵州省参与云贵总督福康安部镇压黔湘苗民起义。爱新觉罗·颙琰元年(1796)，因击杀义军首领石柳邓(贵州松桃人)，嘉庆皇帝颙琰赏其干勇巴图鲁号(军功赏赐封号，即勇士之意)。嘉庆四年(1799)已年逾七十五高龄的朱射斗，因患病就医州(今重庆奉节市)仍以老病之躯授命为提督(从一品)，奉命参与四川总督魁伦会剿川、楚、陕流民大起义。嘉庆五年(1800)初，义军在冉天元率领下由定远渡嘉陵江拟进入川西坚持长期斗争，朱射斗率部众三千追击至蓬溪高院场，陷入义军八千之众的重围，激战中遇坎坠马，仍手刃十余人战死，时年七十六岁。闻讯朱射斗战死爱新觉罗·颙琰十分痛惜，下诏照提督议恤，赐二等轻车都尉世袭。嘉庆八年(1803)，入祀昭忠祠，赐谥“勇烈”。其子朱树袭荫户部主事(相当现在的司局级，后来其最高官阶到二品，河南巡抚、漕运总督)。嘉庆皇帝将当初与朱射斗约定率后队继进增援，至是反拥兵不援，返回屯城龟缩“纵匪川西”的魁伦赐死以泄愤懑。

朱射斗治军，恩威并济，其部队纪律严明，军容整洁，在川北作战，前后救助恤难民万余人。其战死之日，兵民皆流泪。义军撤退后，其部下在尸骸枕籍的战场收集朱射斗的肢体残骸，仓卒中遗失了左足，次日，被当地民众拾到，将其左足葬在潼川府凤凰山仙人掌。朱树闻讯赶去，欲奉足归葬，当地老百姓苦苦哀留，建祠祀之，最终没有归还。

朱射斗自乾隆三十二年随征缅甸至战死在川北，计三十四年。其即无强劲之亲 提携，又无科举功名为进身之阶，由行伍出身擢至将军，先后执掌七省军权的汉军将领，在清朝前中期八旗未衰时是不多见的。朱射斗也因此深受乾嘉两朝皇帝恩遇，每次入京朝觐都被视为老臣对待。乾隆八十大寿，朱射斗已年近古稀仍进京贺万寿圣节。乾隆亲手敕“汝旧人也，不必来京。”爱新觉罗·颙琰继位后，对朱射斗也是凡有微功必甄录。正因如此，朱射斗深感乾嘉两朝的知遇之恩，冲锋陷阵置生死于不顾，才发出“某受恩深重，即效命疆场，尚不足以仰报万一”的感慨，其勇猛被称为“虎”即由来于此。

纵观朱射斗生平，因镇压过农民起义而被诟病，后来几乎不被人提及，而拭去其身上的历史尘埃，后人也要正视其参加过反抗外来侵略战争，平定过制造分裂的土司叛乱，其功过应该是分明的。

今贵阳中华中路与富水路间有街名“勇烈路”(王家巷)，是因为曾经建有朱射斗的聂氏宗祠而得名。

《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九·列传一百三十六》

儿子：周树，袭封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官至漕运总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