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方碑，全称《汉卫尉卿衡府君碑》，现存于泰安市岱庙。该碑是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月由衡方的门生朱登等人为颂扬衡方功绩所立。碑体高240厘米，宽110厘米，碑阳刻有23行文字，每行36字，共计815字，字径约4厘米，采用隶书书写。碑阴原本也有文字，但现已模糊不清。

此碑的碑首为圆形，额下有穿孔。碑额的阳面刻有“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两行十个字，字径约9厘米，同样采用隶书。衡方碑原立于汶上县郭家楼村前，后在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因大汶河泛滥而陷入地下，由当地村民郭承锡重建。1953年，此碑被移至岱庙炳灵门内陈列，1983年9月又移至岱庙碑廊至今。

衡方碑以其方笔圆韵、古拙浑朴的风格而著称，展现出一种宏大的气派。在汉隶名品中，它与《张迁碑》和《鲜于碑》共同体现了雄浑茂密、雍穆厚重的艺术特色。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吸引了后世众多书法家进行学习和借鉴。衡方碑的结体方正严整，同时善于在字的内部寻找空间对比，从而在严整中寻求险峻，方正中展现雄强之气。碑字的结体宽博，笔画丰腴肥厚，方圆兼备，展现出一种高雅的风致。据杨守敬所述，北齐人的书法多受到此碑的影响，清代隶书大家伊秉绶也深受其启发。

此本为传世最旧拓本。以往诸家著述，皆以为此碑最旧为明拓本，以碑文第6行“将”字未损及“南”字清晰等为明拓本的考据，并说碑阴漫，经清嘉庆初黄易洗石后精拓，才发现碑阴有字。此本不仅第6行“将”、“南”不损，而且碑阳全篇较一般拓本少损20余字，定为明代初期所拓。碑阴、碑额皆同时所拓，碑阴可辨者70余字，尤为稀有，并可证明碑阴之字为黄易发现的说法不确切。此本旧为叶氏平安馆所藏，有叶志、翁方纲等藏印19方，后为方若所得，方氏于此本之后，再跋、三跋予以更正说明，尤有言未能尽之意。现藏故宫博物院。

“衡方碑”为建宁元年（168）九月立，碑原在山东汶上县郭家楼，清雍正八年（1730）大汶河泛决，碑仆陷，庄人郭承锡等出资复建。今置山东省泰安岱庙汉柏院。碑额阳文隶书“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碑文隶书23行，行36字。文末另起一行书“碑”字，其下有小字隶书2行，“门生平原乐陵市朱登字仲帝”，多以为是书碑者朱登款识。

从总的书风来说，《衡方碑》和《张迁》，《鲜于璜》、《景君》，《阁》等碑，同属汉隶中古朴雄强一类。它的碑额，阳刻“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十字，雄浑方正；碑文阴刻，用笔肥厚古拙，结体宽绰舒朗，行格之间字字茂密而不留空隙。姚茫父说：“《景君》高古，惟势甚严整，不若《衡方》之变化于平正，从严整中出险峻”。杨守敬也说它“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

应该看到，这一派书风对后世影响的确既深且大。有人说，北魏太和年间（公元四七七——四九九）洛阳市书风尚方折，源出于此；也有人说，它不仅启迪颜真卿，而且唐初欧阳询书和它也有渊源关系；至于清代伊秉绶，近代吴昌硕，齐白石的隶书得雄强博大之气势，亦均受益于此碑。

《衡方碑》在书法艺术上比较明显的特点，可归纳为“方”、“重”、“满”三字。所谓“方”，主要体现在用笔与结体上；所谓“重”主要体现在体势和气韵上；所谓“满”主要体现在布局和形态上。正是根据这些艺术特点，前人有把学此碑作为医治贫弱之病、增强豪纵之气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