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禄字书》是唐朝书法家颜元孙所著的一部字书类著作，该书共整理了汉字804组，包含1656个字。该书是一本字样学字书，详见刘中富所著的《干禄字书字类研究》。

唐代颜元孙的《干禄字书》是收录唐代俗文字的一部字书，对于研究近代汉字有重要参考价值。目前所见的版本有故宫博物院藏拓本、唐石刻本、四库全书本、夷门广本等。《干禄字书》大历九年（774年）原书丹，因模拓漫，故在开成四年（839年）由刺史杨汉公重新摹刻，尔后亦渐磨灭。宋初尚有原刻本和杨摹本流传。原刻与重摹两石，行列、字数均不同，惜年久早佚。南宋初已有木刻版流行。现存石刻为宋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所刻，在四川潼川。正文后刻有句咏题跋：“蜀大夫所见惟板刻，尤鲜得见其真。府尹龙阁宇文公（时中）比刺湖州市，得鲁公书与杨汉公所摹二本，特为精详。于是俾以杨、蜀二本参校，若颜书之剜缺者，以二本补焉，不可推究者缺之，令通颜书之士摹勒书丹于泮。”

《干禄字书》的成书背景与动机深受唐朝科举考试的影响。唐朝科举考试科目中的明书科特别重视官吏士人的文字书写规范，书写的要求首先是正确，其次才是遒丽。颜元孙撰写《干禄字书》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使科举考试中的文字得以统一，尤其强调“正字”这一重要概念，所有考生必须依照其规范应考。《干禄字书》的序言中提到：“进士考试，理宜必遵正体，明经对策，贵合经注本，又碑书多作隶书，别询旧则。”这表明唐代进士考试必须依照《干禄字书》中的“正字”进行书写。颜元孙在《干禄字书》中所确定的“正字”应以楷书形式书写。

此外，颜元孙出身于精于小学的颜氏家族，其高祖父颜之推和伯祖父颜师古均以考注经史闻名。颜之推提出了正字的问题，批评当时学者盲目尊崇小篆，并指出《说文解字》等前代字书未必能解造字本意。颜师古精于训，李世民曾派他考定五经，确定楷体文字，撰成《五经定本》，成为取士的标准。颜元孙撰写《干禄字书》是为了继承其伯祖颜师古之《颜氏字样》。《干禄字书》的序言中提到，《颜氏字样》录成后，后有学士杜延业续修，编成《群书新定字样》，然而没有条贯，以致检索困难，而且“应出而靡载”“诡众而难依”，不论收字或释文都差强人意。加上文字继续演变，不断有新增讹字，故颜元孙萌生编制字书之意。颜元孙在李隆基时曾遭诬奏，黜归田里而乡居十载，后人推断《干禄字书》乃于此时完成。

《干禄字书》对后世的字书编排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开启了字样学研究，提出了俗通正三体的概念，并以四声排序，奠定了后世字书的基础。颜元孙的研究方法和内容以辨识异体字为主，分析易混字为副，提倡使用正字，并集合易混字释义注音，以明所以，减少误读和误写。他的正字思想既重视字之本，又包容字之变，不排斥隶变或隶省字，不以繁复生僻为正，反正视当时文字使用情况，容许俗通字于某些场合使用。他提出了“并正”的概念，即正字并非独一，假若某异体字有所凭据，则可判定为正字。

《干禄字书》整理了楷体汉字，改善了讹用情况，为唐之统一提供了正字标准。它还有助于考察汉字的流变，并校定古书。例如，段玉裁在《经韵楼集》中引用《干禄字书》来校勘古籍，理解字意及形变之故。《干禄字书》的俗通正三体体例影响了后世字书，如宋代张有《复古编》、辽时僧人行均《龙手鉴》、元代李文仲《字鉴》等。此外，它的易混字收录方式也被后世字书采纳，如宋代郭忠恕《佩》中下卷罗列形音相似的易混字，据四声分为十部，加以分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