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鸣凤记》是传为明代王世贞创作的戏剧，大约写于隆庆年间（1567～1572）。

明嘉靖朝丞相夏言，为了收复被异族侵占的失地－－河套平原，派都御史曾铣领命制三边，但曾虑朝中权贵从中作梗，难成大计。夏多加慰勉。曾督兵赴边后，受严嵩指使的总兵仇鸾和兵部尚书丁汝夔都拒绝发兵援助曾铣。

严嵩窃居相位后，与其子世蕃总揽朝政，群臣也多趋炎附势。乘严嵩寿时大加献媚的刑侍曹赵文华，被升为通政。严嵩为排挤夏言，先排除曾铣。

兵部车驾司主事杨继盛上奏参奏仇鸾叛逆大罪。在巡抚议事的会上，夏言力言收复河套，严嵩认为中华疆域广大，河套不足惜，并认为曾铣是罪魁，要先斩曾，于是严嵩指使心腹劾曾克扣军饷，妄动失机。并妄加罪名于夏言，让内臣在皇帝面前进谗言。曾、夏均遭斩首，夏氏全家远徙广西壮族自治区。夏家老仆朱裁为保夏家后嗣，把已怀有五个月身孕的夏妾苏赛琼连夜送往杭州市，为杭州秀才邹应龙之妻沈氏收留于家中桑园。

夏夫人在去广西途中，在宣山驿遇贬此为驿丞的杨继盛。杨知夏家不幸事，悲痛交加，即备车轿送夏夫人至徙地广西全州，并致书马平县举人张，请求其关照夏老夫人。

不久，仇鸾阴谋败露，杨被升为兵部武选司员外郎。杨为除奸党，弹奏严嵩无道，灯下草本，写得手指流血仍不止，置身家性命于度外。

这一言辞激切的奏章，激怒了皇帝。杨被斩首，夫人张姓也于刑场自刎，幼子与家奴被远徙外地。此时东南沿海倭寇猖，严嵩等却对此不闻不问，日日寻欢逐乐。

嘉靖旨命严治倭寇，严不举荐亲信赵文华升兵部尚书，总统江南水陆，督兵剿倭，而赵无能，只会坑害沿海百姓，杀戮良民冒功邀赏。

大比新科，杭州市邹应龙和莆田林润两结义兄弟双双高中。这两人师事翰林学士郭希颜，一向景仰夏、杨之忠诚，二进士与师三人一同拜夏与杨继盛夫妇的灵墓，为严世蕃仇视。

严世蕃与监察御史鄢懋卿定计，让邹塞外巡边，林出使云南省，想以此置二人于死地。郭因弹劾严氏谋害一家事被赐死江西省老家。郭举荐易生往塞外投奔邹应龙。邹应龙巡边至榆林市，逢见因劾奏严氏父子被贬此戍边的兵部郎中张□，张原籍广西壮族自治区，易乃夏夫人之侄。邹即令易、张二人同赴广西，照顾夏夫人，等待赦命下。

不久，回京的邹应龙与刑部给事孙丕扬同上本奏，弹劾严氏父子罪恶，已失帝宠的严氏父子及其党羽作群鸟散，赵文华因暴饮而死，因发而亡，严嵩被放归江西老家，严子世蕃充军南雄卫。

升任南道御史的林润，查得回藉的严嵩仍横行乡里，严世蕃也抗命不去南雄市，即本奏朝廷，终将世蕃腰斩，严嵩收禁。妻家产抄没。邹、林升为都御史，忠臣得到褒封。

作者把夏言等反对严嵩的十位大臣称为“双忠八义”，把他们前仆后继的斗争精神喻为“朝阳丹凤一齐鸣”。作者在严嵩之子严世藩伏诛不久，就把这场震动朝野的政治事件搬上舞台，反映了人民强烈的爱憎，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现有《六十种曲》本和《古本戏曲丛刊》初影印毛晋原刊本。

在明代戏曲发展史上，以当代重大政治斗争题材入戏,《鸣凤记》是一部代表作它对后来李玉《清忠谱》和孔尚任《桃花扇》等剧的创作有明显的影响。

《鸣凤记》的作者从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头绪纷繁的史实中，提炼出5个典型事例，组成戏剧冲突，并塑造了许多忧国忧民、刚正不阿、临危不惧的忠义之士形象。《吃茶》、《写本》、《劾》、《斩杨》几出戏，把杨继盛在生死关的严重关头与严党面对面的斗争所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气节，描写得颇为成功。剧中一些反面人物，在作者笔下也被刻画得较为尽致，从而暴露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败。

《鸣凤记》打破了戏曲作品以生、旦为主的格局。在长达41出的全剧中，生(杨继盛)、旦（张姓）的戏在第15出就结束了。这是明代戏曲中一种颇为特殊的处理。《鸣凤记》的缺点在于人物性格的刻画比较粗糙；前后情节处理有不少雷同之处；语言多用排偶，不够通俗流畅。

《鸣凤记》原文阅读详见参考资料。

《鸣凤记》的作者，毛晋《六十种曲》和《古今传奇总目》等书认为是王世贞。焦循《剧说》和《曲海总目提要》等书认为是王世贞及其门人、门客。吕天成《曲品》等书则把《鸣凤记》列为无名氏作品。全剧41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