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是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冯至。

四十年代初，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冯至，住在昆明市城郊的乡间农舍里，课余过着宁静的书斋生活。抗战爆发以来在从沿海到内地的颠沛流离之后，终于安定下来了，但一路上自己祖国大地上的痛苦、呻吟，深深刺激了他，早已走学者之路的冯至，情不自禁地又一次燃起了创作的激情。1941年，他写就了著名的诗集《十四行集》；1942年又开始写作《伍子胥》，实现多年前的夙愿。

冯至告诉我们他的审美观：正如物体的抛落，这中间有刹那的停留与陨落，人生正是“这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因为一段美的生活，不管为了爱或是为了恨，不管为了生或是为了死，都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冯至将这样的思想用来指导创作，出现在他笔下和读者眼前的古代历史人物伍子胥的形象便产生了。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父兄被杀，自己也被迫流浪，胸怀复仇大愿，一路漂泊，遇到许多人事，对他的复仇有不同的影响，引起他不同的感觉和体验。这是一个复仇的抉择在一些列的情境中经受考验，不断进行矫正性选择的主题。古人伍子胥被冯至描绘成阐释“选择”哲学命题的“存在主义”式的英雄。

“我这里写的这个故事里的主人公为了父兄的仇恨，不得不离开熟识的家乡，投入一个辽远的、生疏的国土，从城父到吴市，中间有许多意外的遭逢，有的使他坚持，有的使他克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一段。”苦难本身固然令一般人同情，但这显然不是作者冯至的兴趣所在。所谓“最有意义的一段”“美的生活”，在我们看来，绝不是可怜的流浪者的感受，倒是作家自己的创作兴趣。

这部小说共分九章，开始的第一章“城父”，作者便为主人公设置了一个大的存在主义的“抉择”的境遇：父亲被囚，楚王设下圈套，兄弟俩是去还是不去？哥哥主动选择去死，为了可见到父亲，更为了一个存在主义式的目的：作为一个大的力量，一个沉重的负担落在弟弟伍子胥的肩上，加强伍子胥“生存下来并且复仇”的抉择的分量。“存在先于本质”，经过这样的存在抉择，一个本质为“复仇者”的形象便诞生了。这正象一个注定被抛落的物体，作者首先得完成抛出手心的工作。接下来才是更重要的，存在主义式的美学关注是接下来的“这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主人公伍子胥的身影被按时间顺序置放在八个场景之中，这正好构成了文章的后面八章。而存在主义式的英雄形象正是必须在这一次又一次选择的情境中逐步完成。

“首先是人存在、露面、出场，后来才说明自身。……世间并无人类本性，因为世间并无设定人类本性的上帝。人，不仅就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而且还只是他投入存在以后，自己所志愿变成的人。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出逃途中的伍子胥经过的八个情境是这八章的标题。一次情境是一次对自己当初抉择的重新审视，是一次面临着选择，以及品味这其中的感觉和体验。这样他便投入存在主义的审美视野，成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在“林泽”，他遇到过着隐居生活的楚狂夫妇，这里使他空虚，因为与他仇恨的本质相排斥；在这里他又巧遇旧友申包胥，与楚狂正相反的人，在另一意义上也正与伍子胥自己相反，两人都求用于世，但而今一个要找楚王报仇，另一个志在为楚国服务。

存在主义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更强调它们的不和谐，正如萨特所说“他人的存在就是我的原罪”，或“他人就是地狱”。在楚国追捕他的阴影之外，伍子胥身处的大多数的情境也都是异己的。在“滨”，父亲的同案、出逃郑国的公子建打破了他投奔来的梦想，这人不思报仇，反而参与了东晋危害收留他的郑国的阴谋。伍子胥便又在“宛丘”出现了，这仍然是一个“地狱”，卑鄙的陈国人要把他出卖给驻扎在此地的楚军。伍子胥来到了“昭关”，关外便没有了追捕，他可以获得自由，但这不是存在主义理解的经过选择的自由。

伍子胥在磨难中发白了的头发帮了他的忙，他侥幸地出了关，并且被一个好心的渔夫送过了江。但伍子胥仍没有获得与外在世界的和谐，他的已有抉择成就了他的一种本质，就必然排斥了其它本质。于是，在“江上”，品行高洁的渔夫与伍子胥发生了矛盾，这是他流亡以来所遇到的唯一的恩人，他要送自己的佩剑报答他，但渔夫平淡中拒绝了。小说中，作者发出了这样的的感慨：“这两个人的世界不同，心境更不同。”

伍子胥与昭关外的新世界仍是一种不自由的关系。在“溧水区”边，美丽又多情的少女不能挡住他既定的步伐。在“延陵”，对他过去一直敬慕的大贤人季札有了拜访的机会，但伍子胥感到运命把他们分开了，如果没有楚王的残暴，没有逃难和复仇之心，他完全可以成为另一个季札，但现实的境遇和抉择使一切全变了，他只能过其门而不入。“吴市”上遭遇侠士专诸，感到专诸象是都市里的楚狂；而旧友陈音到越国去了，无缘相见；他在小说中最后的出场是扮作一个吹箫的畸人以引起吴王的注意，为他的复仇大业继续努力。伍子胥的“一段美的生活”，在作者冯至看来，正是无异于这样的一个抛掷：由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而这可以看成是存在主义观的另一种表达。

中国古人伍子胥成了萨特笔下的存在主义者的兄弟，这自然与西方的文艺、哲学思想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有关，也与四十年代的特定历史背景密切联系；两者最终结合于作者冯至身上，他才是存在主义式的英雄伍子胥的实际创造者。而冯至自己在这一创作中又何尝不显示出由“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

写作《伍子胥》是冯至十几年前就有的夙愿，但那时不会写成现在这个样子。“伍子胥逃亡的故事，我青年时就在脑里萦回着，什么江上的渔夫呀，水边的浣衣少女呀，充满了诗情画意，使人神往。我早有把他们的故事写成叙事诗或小说的愿望”。照这样写来的话，只会是浪漫主义作品，伍子胥便会是浪漫王国的骑士。但没有写成。那时的冯至还浸在沉钟社浪漫主义的余续里。

冯至的人生轨迹的“抛掷”在1930年有了变化，曾被鲁迅赞誉为“二十年代杰出的抒情诗人”，如今决定了要走学者道路，到德国留学去了。那么，他四十年代的重新创作也象他自己所说的“在停留中有坚持，在陨落中有克服”？不管怎样，这次选择与后来《伍子胥》的创作有内在的联系。冯至正是在德国留学、走学者之路时由浪漫主义者逐渐转变为现代主义者。

冯至说他留学期间，“在这几年内，我书是读了，也很少沾染一般留学生的习气，但是头脑里装的是存在主义哲学，莱纳·里尔克的诗歌和文森特·威廉·梵高的绘画，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早在国内他就读了卞之琳译的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之歌》，并且想仿照来写伍子胥逃难故事。但浪漫主义余续里的冯至误读了里尔克这位带有存在主义味的象征主义诗人。后来作者自己承认：“但那时的想象力多少含有一些浪漫的元素，所神往的无非是江上的渔夫与溧水区边的浣衣女，这样的遇合的确很美，尤其是对于一个像伍子胥那样的忧患中人。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水的阳光，都曾经音乐似地在我的脑中闪过许多遍，可是我并没有把他们把住。”留学以后，冯至才获得了转变，而这要到他四十年代初在重新创作中体现出来。

在四十年代，“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冯至重新的创作终于开出了花朵。这个时期受西方现代主义，特别是存在主义影响的他，从沿海流亡到内地，一路上与民族同遭阵痛，不会感到“严重地脱离了中国社会的实际”。四十年代初的中国与法国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正被法西斯主义强国欺凌，知识分子在民族血与火的罹难中面临着存在主义的境遇的选择。理论一旦与现实发生了共鸣，发出的灵光是巨大的，这就是冯至四十年代又重新创作并取得重大成绩的主要原因！屡次愿望都没有成功的《伍子胥》的写就正是这次爆发的重要收获之一。

往日的浪漫已经难再，时代赐给了新的因素，而今的《伍子胥》“其中掺入许多琐事，反映出一些现代人的、尤其是近年来中国人的痛苦。这样，二千年前的一段逃往故事变成一个含有现代色彩的‘奥地赛’了”，作者自己也与伍子胥一道发生变化，“伍子胥在我的意向中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练着的人，这有如我青年时的梦想有一部分被经验给填实了、有一部分被经验给驱散了一般。”

于是，出现在我们眼前的伍子胥变成了一个存在主义式的人物，在存在主义式的境遇里演绎着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主题。伍子胥是由“种种利害关系、兴趣和未来计划组成的，这就是存在主义现象学者想要研究的东西，因为他们主张那些东西是真正基本的人类生活结构”。死亡是人生的最大生存困境，是存在主义最感兴趣的问题，冯至也不例外。当别人问他吴市以后的伍子胥是否还继续写下去？他显然对复仇结局失去了兴趣，他回答说：“如果写，我就写他第二次的‘出亡’——死”。

正如莱纳·里尔克的散文诗被一种神秘的情调支配着，冯至也在《伍子胥》中重视现代主义的心理气氛的渲染，用一个个散文诗的片断来表现一个流亡者存在主义式的选择境遇中的感觉和体验。小说中的《延陵》一章用优美、流畅的散文诗的语言尽情描绘了大贤人季札领地的富庶、人民的安居乐业和和平宁静生活；接着便转到了伍子胥的选择境遇：是否去拜访季札？带着心理分析手法、又有着浓郁的抒情的笔触强化了作者心中的伍子胥的的形象。从小说中，我们也看到了过去的浪漫主义者冯至的印痕，他十几年前关于伍子胥流亡途中故事的浪漫遐想固执地显露了自己。昭关的夜色、江上的黄昏、溧水区的阳光，何其美丽；而朴实的兵士、做好事不求报答的渔夫、施舍米饭的浣衣少女，何其美妙！我们甚至误认为伍子胥的逃难是一种浪漫的享受了。这说明冯至不可能成为萨特那样的存在主义者，他无疑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甚至保有浪漫主义因素，这就是冯至创作道路上的“停留与陨落结成的连锁”吧。

《十四行集》和《伍子胥》是冯至四十年代创作的重大收获，反映了他的创作已由早期的浪漫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阶段。对冯至来说，这是一个递进式发展，四十年代才代表他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伍子胥》的出现也标志小说家冯至诞生了。二十年代他也写过小说，但几乎没有影响，《伍子胥》之后的小说家冯至还为我们奉献了又一部叙事性力作《杜甫传》。冯至小说的诗化、散文化倾向是对二十年代浪漫主义小说的继承和发展，“符合了现代世界严肃小说的诗化以及散文化（不重情节）这样的创作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