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山杠爷》，是一部由范元执导，范元和毕必成联合编剧，李仁堂、董丹军、毕夫、张一梅等主演的剧情电影，该影片于1994年在中国大陆上映。

该影片改编自李一清小说《山杠爷》，讲述了堆堆坪的当家人山杠爷一心一意为群众着想，却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在村里搞“家长制”“一言堂”，最终因触犯国法而受到法律制裁的故事。

1995年，该片获得第1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最佳剧本、最佳男主角、最佳导演处女作四项大奖，以及最佳美术提名。同年，获得第1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男主角两项大奖，第1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最佳男演员三项大奖，成为峨影第三部包揽中国内地电影三大奖“最佳故事片”荣誉的经典名作。1996年，该片获得第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和最佳男演员奖。

一个叫做堆堆平的偏远山区，村里有一个党政最高领导人，叫山杠爷（李仁堂 饰）。他领导着堆堆平人民抓生产，搞治安。一年又一年，多次被当地政府评为先进模范村。因为夯娃媳妇强英（缪月辉 饰）长期虐待婆婆， 山杠爷强制其给全村放电影，在其拒绝放电影的情况下命令村民绑其游村，夯娃媳妇无法忍受屈辱自缢于山杠爷门前。于是，这个宁静的小山村开始动荡了起来。由于被匿名举报，当地的检查公安机关派调查人员苏琴（杨华 饰）到村里了解实情。在王公安（毕夫 饰）的陪同走访下，调查人员了解到在这个小山村，山杠爷代表着无上的权威，虽然将这个村子治理的很好，但是他的很多行为却违反了法律法规。

为了催在外打工的明喜回乡种责任田，他命令私拆明喜给妻子的来信，以证实地址；为了整治不按时交公粮又拒绝受罚的王禄（闵捷 饰），他派地方武装将王禄捆绑关押；因二利（朱小丹 饰）酗酒、家庭暴力等行为将其囚禁； 为了整治带头反对摊款、摊劳力修水库的腊正（董丹军 饰），他当众煽了腊正的耳光，还停止了腊正的党员登记 。调查结束后，因为山杠爷的违法行为，调查员苏琴百感交集，但她不得不告诉山杠爷，他触犯了法律，将依法被逮捕。面对着自己任职了三十多年的村子，山杠爷无奈的留下了两行热泪，在山杠爷看来，村规就是国法，堆堆坪的所有村民都必须像服从国法一样服从村规，在被检察部门带走前夕，山杠爷坦言“糊糊涂涂”被惩治，追悔莫及。

1994年3月，峨眉电影制片厂决定将《被告山杠爷》作为重点片投入生产，将导演一职交给渴求拍片机会多年的范元。范元读完原作和剧本初稿后，虽感剧本尚不成熟，但主要人公的人物形象极具开掘价值，其人生态度深深打动了他。由于题材尖锐，编剧毕必成在最初曾想把该片写成喜剧，目的是削弱一点故事的锋芒。峨影的领导则认为作品的锋芒一定要保留，只是要注意分寸处理适当，以社会稳定的大局为前提，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编剧毕必成在完成初稿后不久就去世了，峨影领导后续改编剧本的任务也交给范元。

该片是范元的电影导演处女作。范元为了深入农村熟悉人物，耗时两个月，跋涉数千公里，从都市远郊到偏远山区，从富裕乡镇到贫困地区，接触了数十个农村基层干部。他掌握了大量生活素材，也了解到一些乡村干部工作作风简单粗暴甚至违法乱纪的情况。尽管根据这些真实故事也可以拍摄一部揭露黑暗面的影片，但他认为“真实”本身不能代表社会生活的本质，只有既不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同时又把握生活主流和时代精神，以恰当的艺术分寸去开掘，引人思考，才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正确理解。特别是原作中的生活原型——一位农村党支部书记的言行给了他深刻的启示。在范元看来，那位支书的工作方法尽管有许多不正确之处，在其生存的土壤上却是行之有效的，不能简单地以善恶是非来下结论。乡村干部需要改变观念以适应新时代，那将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这才是比揭露黑暗面更大的“真实”。由此，他得出结论，如何在现代法制观念的规范中维护和发扬中华文化中的传统美德，是影片所要揭示的课题，而在进一步完善剧本时，尺度的分寸感也是以此为依据。

他坚持不渲染山村的贫穷，因为从深层次讲山杠爷的悲剧不是贫穷造成的。为人物的言谈举止提供充分的合理性，范元去掉了小说和剧本初稿中山杠爷老伴一角，还将小说中的儿子改为上中学的孙子，增设了一个木讷的儿子和贤惠的媳妇。

1994年8月下旬，李仁堂接到《被告山杠爷》的剧本后便连夜看完，剧本的立意和主人公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当时有三个剧组请他做主演，他最终选定了《被告山杠爷》。为了塑造好山杠爷一角，李仁堂特意在紧张的拍摄日程中挤出七天时间到四川陇西峡口村体验生活。在那里，他找到了可以作为“模特儿”的人物——吴文全，熟悉了南方农民的生活习惯、人际关系和穿衣打扮。

分析了自己与角色的相同点和不同点之后，李仁堂决定着重解决造型问题。因为他外表善眉善目，体现不出山杠爷那种专横凶狠。小说中对于山杠爷的描写比较简单，李仁堂便参考他所找的“角色模特”吴文全的形象和习惯动作，设计了山杠爷的动作表情，例如走路威风凛凛，听人说话时歪着头向上扬，坐凳上翘二郎腿，挽裤角等等。为了显示人物的“呆直”，他用棉花把上唇垫起从而改变了嘴形。在拍摄期间，他把自己沉浸在角色中，改变身上一切与角色相违的东西，克服自己迟缓的举止，平时坐、立走路都挺直腰板。

导演范元曾面壁十天苦思影片的风格，有人建议往《焦裕禄》的路子上靠或者按国际化类型来制作。但最终他选择了平实的形式，给自己定的原则是尽可能冷静客观地展示人物和事件，力求主观情绪藏而不露，以免情绪太强烈影响看问题的准确性，通过朴实的形式、平常的故事找到一条与观众沟通共鸣的路。为与影片风格相统一，该片在音乐上也不刻意煽情，乐器只用了笛子、笙、箫和埙，而且音乐的使用更多在于营造氛围而非烘托情绪。为了避免强烈的主观色彩和煽情效果，音乐处理全部在戏的高潮之后，把情绪充分留给演员和镜头。

为了还原真实的百姓生活，避免将主观情绪强加给观众，导演范元在影片中很少用中近景，而多用中全景，镜头尽可能中性，全片只有一个人物特写。同时，场面调度上他有意识地强调舞台感，如拍聂氏宗祠里的戏，主机位总是在外面，让观众产生距离，演员调度也极少，经常是一动不动地坐着，企图由此传达某种文化的凝滞不变。他没有设计任何技巧，坚持老老实实讲故事，希望农民能不费劲儿地看懂故事和情节。在场面调度、人物空间关系等方面都采取传统方式。

为了依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再现现实，范元导演带领剧组扎根农村、深入生活。饰演“山杠爷” 一角的表演艺术家李仁堂专程赴四川雅安的陇西乡峡口村体验生活，努力熟悉当地农村的风土人情与农民的生活习惯。

该影片的拍摄环境是在一个艰难闭塞的山区，65岁的演员李仁堂和剧组里的年轻人一起经历了各种困难 。 每天早出晚归，汽车要在险峻的山路里颠簸4个小时，随时都可能遇到泥石流和塌方。患有关节炎和白内障等病症的李仁堂找根竹杆当拐棍，由两个年轻人扶着，天天爬大山踩泥路。李仁堂表示，他被山杠爷这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角色所激励，力求为观众塑造一个真实、丰满的形象。拍这部片子确实很累，可说是从影以来拍得最艰苦的一次，但是很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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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不是只讲道理，而是通过塑造形象去感染人。 《被告山杠爷》在艺术上产生强烈的反响，首先在于它成功地塑造了山杠爷这个称得上是活动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人物形象。没有典型环境就形不成典型性格。影片中的堆堆坪之所以能够出山杠爷那样的人和事，就在于它环境的“典型”性。它是一个山村，一个封闭却又能自给自足的山村，贫穷并不是它的特点。影片没有在贫困上做文章，而是死死抓住环境封闭的特征，如虎娃到乡上上中学要止50里路，乡邮递员逢赶场时送报送信可以少走百十里山路，县上的同志坐车下来也深感路途的艰辛，这些都说明了交通信息的不便，使得堆堆坪“与世隔绝”。在这“与世隔绝”的堆堆坪中，那稳固的牌坊，在向我们讲述着一种古老而又威严的“秩序”；那吱吱嘎嘎的筒车在默默地显示着一种亘古不变的循环：那袅袅的炊烟，湿漉漉的石板路，山坳中静谧的村落，以及村民们那单一齐整的阴丹蓝褂衫，都展示着一种经久不变的单一。堆堆坪的民众们就在这种不变的单一的环境中，世世代代地活着。而当改革开放的时代车轮碾到这里时，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将被打乱，山杠爷的并非个人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李仁堂同志对山杠爷作为好人的刻画，是非常生动的，而这种刻画越成功，其命运的悲剧意味则越浓，给人们情感的感染力和灵魂的震撼力就越强烈，其所涵盖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也就越深刻。

影片中“堆堆坪村”的村长山杠爷多年来全心全意为村民们着想和忙碌。但他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在村中实行着“家长制”和“一言堂”，终致触犯国法而被捕。检察院的同志从城市来到乡村，也将现代法律意识伴着阵痛注射进来。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错路口前，山杠爷这位古朴的山村当家人，与无数农民群众一样，难免彷徨与迟疑。范元导演以锋芒毕露的现实主义之刃，解剖开主人公的精神世界，让徬徨后的反思凸显于银幕，将沉痛中的教训遗赠给观众。（中国电影报 评）

影片的叙事 、造型都不错 。叙事很流畅。从环境造型来说，下了很大功夫，非常贴近生活，充分展示了四川省偏远山区田 园生活和保留下来的相当传统的农村文化，有浓厚的环境氛围和文化氛围。山杠爷这个形象应该说是对生活的独特发现。李仁堂这么多年在银幕上立得住的形象不太多，现在出现了一个很有光彩的形象。（中国影评协会罗艺军 评）

《被告山杠爷》给人的启发就是，在现实面前，人人都应该注重法律和道德的趋同，实现制定法与民间法的良好结合，并对这一现实冲突加以理论及实践的总结，从而探寻一条有利于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的新路径。影片中的检察官及其调查过程，起到了串连全片故事情节的作用。检察官在调查中的认真与纠结，恰恰体现了面对乡村社会的复杂情势下，法律工作者对转型期现代法治建设的思索和探究；这些思索与探究，正好体现了电影创作者和人物本身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检察日报 评）

数据截至2024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