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革命》是1917年由俄国思想家列宁创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18年。该书是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撰写，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全书共六章，包括两篇序言、正文和六章内容。第一章主要探讨国家的本质、职能、消亡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对待国家的态度。第二、三、四章总结了1848至1851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经验，阐述了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建立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新型国家的思想。第五章主要论述了无产阶级国家职能及其消亡问题，而第六章则批判了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篡改。

《国家与革命》是1917年俄国革命第一阶段（二月革命）和第二阶段（十月革命）之间的重要著作。该书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品中大量引用并针对它们给出列宁自己的注解，旨在阐明列宁在国家问题上的立场。《国家与革命》有力地遏制了机会主义思潮的蔓延，指导布尔什维克党夺取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该书对全世界无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国家与革命》在总结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历史经验基础上，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全书由两篇序言和六章正文组成。第一章从分析国家起源入手，阐明了国家的本质。列宁着重分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形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第二章论述了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必须用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第三章根据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阐明了马克思关于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机器来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第四章根据恩格斯在1872年到1894年期间对巴黎公社经验的补充说明，进一步从更广泛的范围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批判了第二国际考茨基等人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观点。第五章论述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三个时期的某些经济和政治特征；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存在的必要性、正在消亡和最后消亡的必然性；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基本特征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第六章列宁揭露和批判了卡尔·考茨基和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背叛，分析了其演变的历史过程及应汲取的沉痛教训。从理论上进一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机会主义的界限。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各国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反对垄断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此起彼伏、蓬勃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危机日益加剧。在当时的俄罗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更为突出。1917年3月，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利用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革命形势，举行罢工和起义，推翻沙皇政府，取得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工兵代表苏维埃。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机会主义面目还没有被人识破，在群众中还有一定的影响，他们利用布尔什维克在街头领导群众直接斗争的机会，趁机在苏维埃中组成了多数，向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妥协，并同它相互勾结，镇压布尔什维克和无产阶级。7月，这种勾结更加明显。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广大工人发动罢工，把资本家赶出工厂，夺取了企业管理权；农民进行暴动，烧毁了地主庄园，驱逐地主，夺取土地。这一切表明，俄罗斯政治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武装夺取政权，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是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最迫切任务。

自19世纪末，以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为首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歪曲和阉割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的歪曲和修正，而关于国家和革命理论方面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尤其尖锐。机会主义者千方百计掩盖帝国主义矛盾，宣扬议会道路，鼓吹资本主义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他们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积极支持帝国主义战争，掩盖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恶目的，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列宁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主张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捍卫卡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批判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影响，1916年秋至1917年初，列宁在侨居瑞士时，就对国家问题作了充分的理论上的准备。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家问题的大量著作，同时也翻阅了第二国际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等人的有关书籍。1917年1月至2月间，写出《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读书笔记。同年8月至9月间，列宁在困难和危险的情况下，在匿居俄芬边界的芬兰拉兹里夫车站附近的草棚里，利用在瑞士研究的成果，完成了《国家与革命》。

一、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

列宁根据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对国家起源和本质的论述，进一步作了高度的概括和发挥。列宁还根据恩格斯的论述，进一步阐明了剥削阶级暴力加强的规律。恩格斯指出，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他们人口的增加，“公共权力”就日益加强。列宁进一步分析说，恩格斯的论述基于这样一种状况：在当时是资本主义正向帝国主义转变，资产阶级垄断、银行的无限权力和大规模的殖民政策，在法国还刚刚开始，其他一些国家就更差一些。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初，竞争的侵略者得到了巨大发展，海陆军备无限增长。随着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和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资产阶级不断扩大它的军事官僚机构，这就是剥削阶级暴力发展的规律和必然趋势。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面对帝国主义疯狂的加强其反革命暴力和镇压革命人民的罪恶行径，却站在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提出了“保卫祖国”的口号。列宁对此指出，他们是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命’等等词句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列宁根据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学说，论述了剥削阶级国家必然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用来镇压被压迫阶级的工具。也就是说，国家的性质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性质的国家，哪个阶级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它必然在政治上也占统治地位，并借助国家获得镇压和剥削被压迫者的新手段。恩格斯还指出，但也有例外的时期，当互相斗争的各个阶级达到势均力敌的时候，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暂时独立于两个阶级之外。列宁补充说，共和制俄罗斯的克伦斯基政府就是如此。但是，这决不是说此时国家已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了，而是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两个阶级的调停人，实质上并非如此。

列宁又着重分析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实质，论证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更可靠的政治形式。在封建制国家里，财富是直接运用它的权力的，人们的政治地位是按照地产来排列的，这种统治形式，形成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但是，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财富是间接的统治。列宁在帝国主义新形势下，结合俄国二月革命的实践指出，资产阶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部长们，竭力帮助资本家掠夺人民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资本家对此则给他们高额“奖赏”，这是直接收买官吏，还是间接收买官吏，已难以区分了。可见，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其实质仍然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有力工具。但是，机会主义者却迷信资产阶级普选制度和议会，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选制及其民主共和国，真正能够体现劳动者利益，能够改变国家的本质。

二、无产阶级必须实行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暴力革命或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承认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形式的同时，并不排除在一定条件下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通过和平发展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减轻旧社会转化过程中的“阵痛”。不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至今还没有无产阶级采用非暴力的道路取得政权的先例。

列宁引证了卡尔·马克思总结1848年~1851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经验所写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揭示资产阶级国家政权演变的趋势和实质的论述，来进一步说明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后对待旧国家机器的态度。资产阶级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后，主要利用议会这种形式来进行阶级统治，于是先加强和完备议会权力。其后，随着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尖锐化，资产阶级便加强行政权力，使其行政权力臻于完备，这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演变的一般情况。

历史上剥削阶级的革命，除奴隶主阶级是用私有制代替原始社会的公有制外，都是一种私有制度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度。在那里，国家机器所建立的经济基础相同，它们的目的和任务相同，都是为了维护剥削制度、巩同剥削阶级专政。因而，一个剥削阶级在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而夺取政权后，就把旧的国家机器视为战利品，不需要打碎它，即可以继续运用。无产阶级革命则是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产生和演变过程的论述，指出打碎旧的国家机器，首先必须消灭资产阶级的常备军和官吏。它最能表现国家机器的特征，同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资产阶级镇压人民的最重要的工具，所以无产阶级在革命中一定要将力量集中在打碎它的军事官僚机构上。列宁还进一步论证了卡尔·马克思关于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理论具有普遍意义。马克思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从法国资产阶级1848年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演变的特征，和法国1848年~1851年间国家机器发展的过程基本相同，先形成其“议会权力”，其后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为瓜分官吏职位和争夺政权而进行激烈斗争，随即加强其行政权力，使其官僚军事机构日益完善起来。列宁总结说：“现在，全世界的历史无疑正在较之1852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这一论断十分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理论在现代的条件下仍然是适用的。

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卡尔·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斗争实践和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而总结出来的。列宁指出，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就有许多关于国家问题的论述。列宁还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科学依据。首先，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是建立在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础上的。当无产阶级采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并没有结束，不过是改变了阶级斗争的形式而已，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镇压被推翻的阶级的反抗，组织和领导广大群众，建立新的经济制度，才能最终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用阶级妥协的幻想，否认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必然导致在国家问题上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问题。列宁指出，这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其次，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是同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教育和领导广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走社会主义道路。因此，无产阶级还必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尤产阶级政党，成为引导全体人民夺取政权，反对资产阶级反抗，建立和组织新制度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

列宁深入分析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强调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当然，由于各国情况的不同，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会产生各种不同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分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之后，紧接着提出了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问题。民主是一个多义词，列宁在这里所谈的民主，是作为一种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提出来的。民主既是一国的政体，又是一国的国体。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才能理解民主的真实含义。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批判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的谬论，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进而分析了无产阶级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的辩证关系，阐发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及民主制消亡的途径。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实质上始终是少数人的即只是有产阶级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包括普选制、代议制、二权分立等主要内容。资产阶级民主制是封建专制制度、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特权法的对立物；它比起中世纪的封建专制主义，无疑是一大进步，在历史上起过相当革命的作用。但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决定的，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特点，代表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列宁为了进一步揭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结合当时资产阶级民主制的现状，剖析了资产阶级的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事实证明，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时，政治权力要求高度集中，许多国家不是议会监督政府，而是政府操纵议会，议会从属于政府。

对于无产阶级民主的实质，列宁作了极深刻的剖析，指出无产阶级民主是第一次使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享受的民主，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但是，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简单地只是扩大民主，还要对剥削者、资本家实行专政，剥夺他们的自由，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无产阶级民主归根结底是由它所建立的公有制的经济基础决定的。任何一种国家政权都是由专政和民主两个方面构成的，二者缺一不可，剥削阶级国家是对剥削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对被剥削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历史上一种新型的国家制度专政与民主同样是对立的统一物，是对广大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少数敌人实行专政的相互结合，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就不巩固。其次，列宁又强调，除了把民主大规模地扩大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对其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这样，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民主才能有保障。

在上述分析和论证的基础上，列宁作了如下的概括。他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它仍然是少数剥削者镇压绝大多数被剥削者的特殊机器。无产阶级专政的同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是过渡性质的国家，被剥削者多数镇压剥削者少数的特殊机器；它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之中。列宁指出，只有共产主义能够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便会自行消亡，即国家的自行消亡。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

1871年巴黎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建立巴黎公社，它是无产阶级以暴力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号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在马克思的论断的基础上，列宁对公社的实质及其政权组织形式，作了更深刻的阐发。

第一，巴黎公社用人民的武装代替资产阶级常备军。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资产阶级军队是资产阶级国家权力的主要的强力工具。因此，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反动军队，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巩固自己的政治统治所必需的。

第二，用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来代替资产阶级官吏。

列宁认为，公社的这些措施看起来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但其实质却是国家本质的改变，“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这是一个量转化为质的实际例子，是资产阶级民主变成了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变成了一种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列宁又指出，由于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每一个识字的人都能够行使这些职能，国家工作人员行使这些职能，只付给其“普通工人的工资”是可以做到的。列宁又进一步认为，上述这些措施是关系到社会的国家改造即纯政治改造，但是这些措施只有同剥夺剥夺者的经济措施联系起来，也就是同把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变为公有制的措施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来。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民主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的。它总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并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辩证法。

第三，用议行一致的工作机关代替资产阶级的议会制。

列宁根据卡尔·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有关论述，揭露和分析了资产阶级议会的本质。资产阶级议会制国家，标榜“三权分立”及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相互制约，其目的不过是把议会装扮成表达全民意志的代议机关，用议会民主来掩饰资产阶级专政。列宁还论述了建立新的管理机关的必要性，即取得政治统治的无产阶级还需要有管理机关，需要有服从、监督、“监工和会计”，需要建立新的管理机关。

第四，用无产阶级民主集中制的统一的全国政权代替资产阶级官僚集中制的国家。

巴黎公社反对官僚集中制，主张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的指导下，建立民族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官僚集中制和民主集中制是两种根本不同性质的组织原则。官僚集中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组织原则，它适应于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是无产阶级国家的组织原则，它适应于无产阶级对少数剥削者的统治。无产阶级不能运用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样也不能使用资产阶级国家的组织原则来建立自己的阶级统治。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也意味着取消其组织原则。无产阶级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把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组织在公社之内，统一为一个民族。

五、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

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生产资料方面取消了资产阶级权利，但在消费品分配方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一原则是对资产阶级按资分配、劳而不获的剥削制度的彻底否定，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可是它仍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存在“资产阶级权利”。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以劳动作为同一尺度，运用在不同等的人身上，看起来似乎是平等，但是在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为各个人的具体情况是不相同的，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那些劳动能力强的，就会比劳动能力弱的分得多些，在领取同等数量消费品的情况下，家庭负担轻的，就会比家庭负担重的富裕些，这就是不公平、不平等。

列宁指出，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还不能为立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种变革创造经济前提。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和前景，但是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那样高的水平，还不能提供丰富的产品来实现“按需分配”；城乡之间、工农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还存在着差别，这些差别必然要反映在分配方面。在道德和精神方面，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还不能立即学会不需要任何权利规范而为社会劳动。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思想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尽管无产阶级革命废除了剥削制度，但是剥削阶级思想不可能很快消失，还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因此人们还不能完全摆脱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这虽然是一个“缺点”，但它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主义社会在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权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不仅指出了它存在的必然性，也分析了它的必要性，资产阶级权利在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方面，依然起着调节者和决定者的作用，需要它迫使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按照社会的劳动分工，完成一定量的劳动，然后才能领取一定量的报酬，归根结底是因为还不具备“不需要任何权利的经济前提”。因而，除了资产阶级权利外，没有其他规范。

六、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国家与法的消亡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依据卡尔·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原理，进一步从经济、政治、道德、思想诸方面，分析了共产主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区别与联系，阐述了国家和法消亡的途径。在经济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是成熟程度不同的两个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不论其区别怎样，共产主义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经阶段。列宁指出，“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

《国家与革命》还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和经济管理对于国家消亡的重要意义。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民主起了本质的变化，也就是说，它已由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转变为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民主。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这对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就有着伟大的意义。无产阶级民主，必然要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发挥它的巨大作用。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消亡的理论，着重论述了它的必然性，同时指出这个过程的长期性，它的长短归根到底取决于向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过渡的速度。至于国家和法具体消亡的形式问题，列宁说这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马克思主义者没有陷于空想和臆造，而是尊重实践，要从社会历史的实践中找出答案。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论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它的意义和作用在于，不仅回答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革命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粉碎了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进攻，而且直接引导布尔什维克和俄国无产阶级顺利地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推动和指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蓬勃发展。

列宁（1870~1924），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继承者，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和领袖。生于俄罗斯乌里扬诺夫斯克的一位教育工作者家庭，1887年中学后进入喀山联邦大学法律系学习，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捕、流放。1889年流放结束后即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组建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从此积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直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领导人民反击国内外武装干涉，发展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果。1924年1月因病与世长辞。

1.列宁针对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极力掩盖国家阶级性的谬论，概括了卡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鲜明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

2.列宁独创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实质，充分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

3.列宁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一致性。

4.列宁还从理论上探讨了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发展规律，注意到无产阶级专政职能的多样性，集中说明了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1917年8—9月写的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名著。全书共有六章。《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一书从无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发展的角度节选了其中部分章节和段落。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国家同垄断资本日益密切地融合在一起，劳动群众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愈来愈骇人听闻。资本主义固有的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和激化。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经历一段低潮时期之后有了新的高涨。同时，帝国主义时代迅速发展的社会生产力和高度集中的垄断经济形式为社会主义创造了物质前提。正如列宁所说，帝国主义已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各参战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群众蒙受深重的战争灾难，各帝国主义国家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欧洲许多国家不断发生罢工和士兵暴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运动蓬勃开展，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日趋成熟。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在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对国家的态度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从19世纪末以来，正是这个问题被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搅得最混乱。特别是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领袖爱德华·伯恩斯坦、卡尔·考茨基等人，他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阉割它的革命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为了揭露和批判他们以及无政府主义者的歪曲，恢复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本来面目，列宁从1916年秋天起就大量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同时也读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人的有关著述，作了《马克思主义论国家》的笔记，打算写成一篇阐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态度问题的文章。1917年俄罗斯爆发了二月革命，列宁忙于领导革命，文章没有写成。不久发生了七月事变，反革命势力开始对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力量进行镇压，政权完全落入资产阶级手中。俄国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问题提上了日程，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于是，处于秘密状态的列宁在拉兹里夫湖畔着手撰写《国家与革命》这部光辉的著作。

在《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一书收录的这些章节中，列宁按照历史的顺序分三个时期来阐述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国家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在1848年之前，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一般地表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有了1848—1851年革命经验之后，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但以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这个问题当时还没有也不可能解决。1871年巴黎公社提供了实践经验，马克思和恩格斯才终于发现了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最早表述。列宁首先引证并分析了1847年上半年卡尔·马克思写的《哲学的贫困》和1848年2月问世的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共产党宣言》中有关国家问题的论述。这两本书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早著作。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提出了国家将在阶级消灭之后消亡的思想，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以一个没有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而使作为表现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国家不再存在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述，提出了“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转化成\u003c直译是上升为\u003e统治阶级，争得民主“等论断，并给无产阶级国家下了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定义：“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同时，指出了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之后的任务。列宁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思想的“最早的表述”（《列宁全集》第2版第3l卷第22、149_150页)。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中的另一处列宁说得更明白：“《共产党宣言》谈到‘工人革命’、 ‘共产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革命’。似乎还没有出现‘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术语。但是，很明显，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它‘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它‘对所有权实行强制性的干涉’等等，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全集》第2版第3l卷第170页)。

列宁从发展的观点来考察，认为《共产党宣言》虽然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思想，但是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他说：“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列宁全集》第2版第3l卷第26—27页)

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作出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列宁接着引用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1848一1851年革命时的一段论述，来说明马克思这时已明确作出了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1848年欧洲大陆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于欧洲封建反动统治的压迫和剥削日益加重，人民生活越来越困苦，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从1874年开始，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发生了罢工和人民反抗斗争。走在最前面的是法国人民的革命运动。1848年2月巴黎爆发武装起义，推翻了七月王朝的大金融贵族统治，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资产阶级惧怕革命主力军无产阶级，便勾结反动势力一起对无声阶级进行镇压。法国无产阶级被迫举行六月起义。马克思说“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 (《马克思恩格新选集》第l卷第415页)。由于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起义归于失败。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参加了1848年革命的阶级斗争实践，并在后来许多著作中从理论上总结了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在列宁援引的《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的论述中，马克思指出，1848年革命虽然失败了，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已经完成了前一半预备工作，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现在正在完成另一半，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成为无产阶级要打碎的唯一对象。马克思具体分析了1789年第一次法国革命以来法国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过程，指出过去“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而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必须是“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参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l港25—26页)。卡尔·马克思后来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对这段话作了非常明确的解释。他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列宁认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一段精彩的论述，与《共产党宣言》相比是前进了一大步。在这里，国家问题提得具体了，同时还作出了必须打碎、摧毁国家机器这样非常准确、明确、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

列宁高度评价卡尔·马克思在研究无产阶级国家问题中所采取的严谨的科学态度。他说，马克思作出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根据1848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多么严格地以实际的历史经验为依据。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上了日程。在1852年，要以观察自然历史那样的精确性下断语，还只能说，无产阶级革命已面临“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列宁全集》第2版第3l卷第27页)。

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解决了用什么东西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问题。1871年出现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为卡尔·马克思提供了审查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的依据。公社虽然只存在过72天，但它的伟大革命实践充分地检验和证明了马克思在1848—1851年革命期间提出的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不仅为公社战士的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他还从这次翻天覆地的群众革命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并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提出了“靠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著名结论。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在1872年为《共产党宣言》德语新版作序时，把这个原理写进序言里，作为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

马克思还根据公社的经验，解决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问题。列宁说，马克思没有陷于空想，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而是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对巴黎公社的经验作了极仔细的分析，得出了“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 “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的结论。列宁对马克思的这一结论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列宁全集》第2版第3l卷第53页)

在《国家与革命》的这些章节中，列宁所阐述的远不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全部。这些阐述，生动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它不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东西，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斗争的必然产物，是从世界各国的革命经验和革命思想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它必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存在决定意识。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们严格地依据革命实践来检验、修正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列宁也是这样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他非常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既坚决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拘泥于某些已经过时或不能成立的具体提法。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新的革命实践不断把卡尔·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

列宁在探讨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时深信不需要任何暴力和服从的共产主义时代会到来。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也许是一场和平的政治革命：这正是《国家与革命》的现代意义所在。

《国家与革命》是列宁关于国家和法学说方面的最重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这部著作中，列宁不仅清除了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这个学说，并且用俄国革命的经验加以丰富，使它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政权建设的普遍规律。

《国家与革命》是最完整、最集中论述国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重要著作，在指导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就其基本立场和方法来说，启发和指导意义是深远的。《国家与革命》在集中论述国家问题的同时，一些极有价值的相关论述也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关注。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祸和灾难，使群众生活痛苦不堪，使他们更加愤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这个流派（在俄罗斯有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维奇以及以稍加掩饰的形式出现的策列铁里先生、维克托·切尔诺夫先生之流，在德国有菲利普·谢德曼、列金、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得尔、盖得、埃米尔·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有海德门和费边派，等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国主义战争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种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最著名领袖卡尔·考茨基。最后，我们要给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看来现在（1917年8月初）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作者

1917年8月

本版，即第2版，几乎没有变动，仅在第2章中增加了第3节。

作者

191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第一版跋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月间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7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提纲。但这一章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2册（《1905年和1917年俄罗斯革命的经验》）看来只好长时间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

作者

1917年11月30日于圣彼得堡

弗拉基米尔 伊里奇 列宁（伊利亚·乌里扬诺夫）马克思和恩格斯事业和学说的继承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原名乌里扬诺大，生于伏尔加河河畔乌里扬诺夫斯克（今乌里扬诺夫斯克）。1887年进入喀山联邦大学攻读法律，因参加革命活动曾被捕。1893年秋移居彼得堡。1894年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批判民粹派，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1900年12月在德国莱比锡市创办了《火星报》，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建党作准备。1904年写成了《进一步，退两步》，提出无产阶级政党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统一组织。1905年俄罗斯第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于7月写成《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指出了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把它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同年11月回国直接领导革命斗争。1908年写成《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批判了唯心主义，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捍卫了哲学的党性原则。1908-1912年，致力于总结俄国第一次革命的经验，反对取消派和召回派，并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于1915年8月写的《论欧洲联邦口号》第一次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结论。（对于这个理论而言，现在有观点认为它其实不是完全正确的，特别是在东欧剧变以后。列夫·托洛茨基在《不断革命论》中提出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个国家内是不能完成的，这个观点虽然受到批判，但是同样的观点恩格斯却也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进行和阐述。所以我们在讨论和研究历史人物的时候需要结合长期以来的历史经验。）

1895年，列宁在圣彼得堡创立了彼得堡工人解放协会。这年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14个月的狱中生活后，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在西伯利亚的3年中，他开始使用“列宁”这个化名，写出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并与另一位革命者娜杰日达·克鲁普斯卡娅结了婚。

1900年2月，列宁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结束，回到彼得堡后不久转赴西欧，在德国创办了第一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火星报》。1903年7月3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鲁塞尔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形成了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意思是多数派。布尔什维克及其思想体系的产生，标志着列宁主义的形成。

1905年11月，俄罗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后，列宁回到祖国直接领导革命，并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12月，莫斯科武装起义失败，列宁又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第二次流亡生活。在此期间，他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等一系列著作，使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全面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宁又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阐明了社会主义可以在一国或数国首先胜利的理论。1917年3月，沙皇政府被推翻。听到沙皇垮台的消息以后，列宁立即返回俄国，积极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在列宁的领导下，俄罗斯人民终于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一伟大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革命胜利后，列宁当选为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主席，他领导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三次武装进攻和国内的叛乱，使苏联的经济建设逐步走上了正轨。

列宁于1870年俄历4月10日(公历22日)出生在伏尔加河河岸的辛比尔斯克城，即现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列宁的父亲伊里亚·尼古拉也维奇·乌里扬诺夫是一位具有民主进步观点的中学教师，后来成为辛比尔斯克省国民教育厅的视察员，因多年从事国民教育的劳绩，晋升为省国民教育总监，并曾获得贵族称号。列宁的母亲玛丽亚·亚历山大罗夫娜是一位医生的女儿，结婚前住在农村，虽然只受过家庭教育，但由于她勤奋好学，后来仍然通过考试获得小学教师的称号。她读过许多书，并擅长外语和音乐。她十分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和品德教育，终日为他们操劳。伊利亚·乌里扬诺夫一家有六个孩子。列宁的哥哥叫亚历山大，姐姐是安娜。妹妹奥里娅。弟弟德米特里，最小的妹妹叫玛丽娅。

聪明活泼的列宁从五岁就开始学习文化，九岁进入乌里扬诺夫斯克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品学兼优曾获得金质奖章。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曾是喀山大学的优等生，民意党人青年小组的成员。1887年3月13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因参与谋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而被捕。同年5月20日被杀害。受到极大震惊的列宁从血的教训中增强了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决心，并坚定地说：“我们不走这条路”。17岁的列宁已在探索着一条与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新的道路。1887年6月底，列宁全家迁居喀山，秋天他进了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入学不久，他因反对大学里的警察制度而被开除，并被禁止在喀山居住。一年后列宁回到喀山，在那里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开始研究《资本论》。1889年5月，列宁全家迁往萨马拉城。1891年21岁的列宁以校外生的资格通过了波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并被授予优等生毕业文凭。在萨马拉城，列宁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写了最早的一篇论文：《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1893年8月，列宁移居圣彼得堡(现列宁格勒城)。从此，揭开他革命生涯中新的篇章。

列宁是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缔造者。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俄罗斯是各种矛盾的集合点，要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就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列宁很早就说过：“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的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这成了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他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的实践相结合，为建设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而斗争。1895年秋，在列宁的领导下，圣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组织，并命名为“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这个斗争协会是以群众性工人运动为基础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萌芽。它只活动了不长的一段时间，以列宁为首的一批骨干就被逮捕了，列宁先是被监禁，后被流放西伯利亚地区。在流放期间列宁总结了该协会的斗争经验，用以指导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设工作。1898年3月初，当列宁还在流放地时，俄国的一批社会主义者就召开了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以列宁为首的流放者集会宣布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事实上“一大”并没有把党真正建立起以来。在委员会中经济派占据了优势，一大后，组织上更加涣散、政治上更加动摇、思想上更加混乱，经济派成为建党的主要障碍。1900年列宁创办的《火星报》和1901-1902年期间他写的《怎么办》一书，粉碎了经济主义。1903年7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和党章。在讨论党章时，党内产生了尖锐分歧。诞生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和以尤里·马尔托夫为首的孟什维克。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推行的机会主义组织路线和策略路线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1905年俄罗斯革命爆发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召开了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布尔什维克在这次革命中的策略。在革命日益走向高潮的11月上旬，列宁从国外回到了圣彼得堡，以加强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在斗争紧张工作繁忙的日子里，列宁还十分关注党中央的机关报《新生活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他参加该报编辑部的会议并撰写文章，宣传党的策略思想。使这份报纸在党的生活和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05年12月当莫斯科工人举行武装起义时，列宁赞扬了工人们的壮举，并号召彼得堡的工人支援他们的斗争。莫斯科工人起义失败后，列宁又及时帮助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鼓舞他们的斗志。1906年到1907年列宁仍在国内坚持斗争直到1907年的12月才被迫离开俄罗斯。

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结束了长期的流亡生活于4月3日（公历4月16日）回到了俄国。针对俄国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在著名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中，为党和无产阶级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和革命和平发展的策略路线，接着，他在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又进一步发挥了“四月提纲”中的原理，从4月到7月90天的时间里，列宁一面领导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一面直接指导《真理报》编辑部的工作。先后写了150多篇文章和几本小册子，宣传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方针，从而武装了布尔什维克，增强了他们对革命的必胜的信念。

列宁是十月武装起义方针的制定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领导者，1917年7月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平示威的镇压和接踵而来的对布尔什维克的打击，使俄罗斯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改变，“七月事变”打破了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革命和平发展的前途已经断绝。列宁也被迫转入地下，在拉兹里夫湖畔的草棚里，继续指导着革命斗争并撰写《国家与革命》一书，8月9日列宁离开俄国到达芬兰，继续完成了《国家与革命》的写作，并关注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科尔尼洛夫叛乱的迅速被粉碎，使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布尔什维克的威信大为提高，很快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苏维埃中占据了优势。列宁分析了新的革命形势，在9月12日到14日给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莫斯科委员会写的两封指示信里，明确提出了通过起义把政权转归苏维埃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方针。为了便于加强领导，10月7日列宁从芬兰秘密回到彼得格勒。他起草了由党中央全会通过的武装正义的决议，并指导了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24日夜间列宁到了斯莫尔尼宫，亲自担负起指导起义的重任。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革命工人、兵士和水兵执行了起义的战斗命令。深夜攻下了冬宫，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已被推翻，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

列宁不仅胜利地领导了俄罗斯革命，而且指导和鼓舞了当时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在他的倡议下创建了共产国际，他亲自主持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领导了二、三、四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从二大起任执行委员。

列宁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者。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的理论第一次在一个农业占优势的落后国家里变为现实。在这样的国度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新课题。苏维埃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为发挥人民群众的才智，建设社会主义 开辟了巨大的可能性，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俄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打败了资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镇压了白卫匪帮的叛乱，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并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并制定了适合俄罗斯国情和符合经济规律的新经济政策。列宁坚信俄国有一切必要的和足够的条件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在他的领导下，拟定了纲领性的俄罗斯电气化计划，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以奠定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拟定了通过农业合作社和农业机械化以改造分散的小生产者，并吸引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计划。列宁高度重视文化教育工作，他把发展文化教育，进行文化建设计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他强调说：“在一个文盲的国家内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列宁所说的文化建设包括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提高文化水平，造就经济建设及其他方面的专门人材。提倡共产主义道德风尚，改变愚昧不文明等广泛的任务。在经济文化建设中，列宁经常提醒党的组织和干部要充分发挥教师和专家的作用，检查在使用和团结专家方面存在的问题。

列宁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克服官僚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他对苏维埃国家机构中的拖拉作风、文渎主义深恶病绝，认为它是阻碍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敌人”之一。列宁是改革国家机关的推动者，在他看来，要有效地克服官僚它义，就必须改革国家机关，使其密切地联系群众，选拔优秀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到重要的经济岗位上去，还要建立起明确的职责和民主检查、监督制度，对于因官僚主义造成重大损失者，应分别情况给以处分，而克服官僚主义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程度。

列宁极端厌恶个人崇拜。他认为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而是普通人。他坚信：“千百万创造者的智慧，却会创造出一种比最伟大的天才预见都还要高明得多的东西。”列宁十分谦逊质朴、极端关心党的事业，模范地遵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经常作自我批评，随时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一向反对突出他个人。他多次拒绝艺术家为他绘制和塑造肖像，也反对人们为他祝寿。1920年4月23日，俄共(布)莫斯科委员会为列宁五十寿辰举行了晚会，他故意推迟到晚会快结束时才到场，他在答词中首先表示“感谢你们使我没有听祝寿演说……让我们今后根本免去这种祝贺仪式”。歌功颂德的陋习是和列宁格格不入的，他语重心长地说：“一些政党在它失败和衰落之前，往往会骄傲自大”，“我希望我们无论如何不要使我们的党落到骄傲自大的地步”。

列宁是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革命事业的无产阶级的领袖，他不知疲倦的和长期紧张的政治活动，以及社会革命党暗杀造成的创伤，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从1922年上半年起，便身患重病。1924年1月21日，便与世长辞了。他的逝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最沉痛的损失。他为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永垂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