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中国著名传染病学家和医学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家一级教授，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要创始人。

钱惪，1932年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在南京中央医院、重庆中央医院工作，1943年起任国立上海医学院副教授、教授，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1950年任抗美援朝医疗队副队长，1952年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附属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院长，1955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1957年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1978-1983年任重庆医学院院长。1985年任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

曾任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科委医学组成员、卫生部学科委员、四川省科协副主席、重庆市科协主席。主编《实用血吸虫病学》《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参编全国医学教材《实用内科学》《传染病学》及《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等著作。

1906年6月13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华墅镇。

1925年，毕业于江阴县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

1925—1927年，于江苏医科大学预科学习并毕业。

1932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医学院（后改名国立上海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

1933—1937年，任南京中央医院住院医师、总住院医师、主治医师。

1938—1939年，在长沙中央医院和贵阳中央医院工作。

1939—1944年，任重庆中央医院内科代理副主任、副主任、代理主任。

1941—1944年，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教授。

1944—1945年，在美国波士顿伊文斯纪念医院进修。

1946—1951年，任上海医学院中山医院内科主任。

1946—1958年，任上海医学院教授。

1951—1958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内科学院（现华山医院）副院长、院长。

1956—1958年，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

1958—1978年，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

1978—1983年，任重庆医学院院长。

1985年，任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

出生

钱惪，字孟修，原名保民，1906年6月13日生于江苏省江阴县华墅镇。祖、父两辈都是前清秀才。

钱惪在小学读书时，回家加读孔孟之书。弟妹5人，家境清贫，常助母在园田种菜。小学毕业后当过两年学徒。

读书

1921～1925年就读于江阴南箐中学。江阴县素称忠义之邦，南箐中学是国内优秀中学之一，校训为“忠恕勤俭”，教育严格，校风严谨。物理化学等教科书都用英文原版，这为钱包今后的学习和工作打下良好基础。1925～1927年他就学于江苏医科大学预科，1927年该校该科毕业班并入国立上海医学院（现上海医科大学）。

抗日战争

1932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在上海同仁医院工作。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医院工作，1935～1936年任内科总住院医师，后升任主治医师。抗日战争爆发，他随医院内迁，他的妻子及弟妹等4人准备返回江阴农村，途中遇日军，惨遭杀害。他闻讯满怀悲愤，更以抗日救亡为己任。随医院内迁后，先后在长沙中央医院、贵阳中央医院工作。

同组建重庆市中央医院

1939年冬去重庆，与一些同事共同组建重庆中央医院，钱惪先后担任内科代理副主任、副主任和代理主任等职。1941年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部分迁至重庆，与重庆中央医院为合作教学医院。钱惪被聘任为副教授。1944年他受洛克斐勒基金资助，去美国波士顿医学院附属伊文思纪念医院深造，在美国著名传染病专家C．基弗教授指导下进修一年。

组织三个志愿医疗队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国，任上海医学院内科教授及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

任。1949年拒绝去台湾的邀请，留在上海。1952年，上海市医务界要组织三个志愿医疗队。在他带头下，广大医务人员群起报名，上医系统组成了109人的第二医疗大队，其中有知名专家林春业、朱益栋、吴学愚等。第二医疗大队安排于东北齐齐哈尔市第一陆军医院。他除了从事医疗和培训部队医务人员外，还去哈尔滨市、通化、辽阳市等地为志愿军伤病员服务。1952年他任上海医学院内科学院（现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第一副院长，继而任院长。1956年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

1953年，钱惪受命筹建重庆医科大学，并组织临床班子。1958年筹备事宜即大体完成。上海第一医学院要其留在上海主持业务工作，但他考虑到自己受命筹建重庆医学院在先，绝大多数科室负责人和骨干力量均由他挑选并动员赴渝，其中不少人业已去渝工作，认为自己有责任按原计划办事。1958年秋他全家迁渝。钱惪一直担任重庆医学院副院长，主持业务工作。

1978年任院长。1985年任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

《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

钱惪担任过中华医学会理事，国家科委医学专业组成员，卫生部学科委员会委员、内科专题及血吸虫病专题委员会成员，《中华医学杂志》中英文版、《中华内科杂志》等编委，并先后担任四川省科协副主席、重庆市科协主席，以及中华医学会重庆分会会长等职务。

主持编写《血吸虫病防治手册》

酒石酸锑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市市成立上海市郊区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组织千余医务人员去嘉定、南翔、太仓等地治疗血吸虫病。钱惪受命为大队治疗顾问。他白天奔走于基层，掌握诊断和培养医务人员，晚上办公，周末回上海向委员会汇报，工作十分辛苦。当时治疗药物仅有毒性大的酒石酸锑钾，有人怕出事故，主张减量治疗，钱惪经过认真研究该药的毒性反应，具体做好思想工作，稳定了医务人员的情绪，使队员安心大胆地工作。三个多月后，胜利完成任务。

他在任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期间，曾多次去湘、鄂、滇、川检查和指导工作，并进行讲学辅导当地医务人员。1954年8月他母亲在杭州去世，他心情极为悲痛，但仍坚持完成了预定的讲学计划。在讲学结束时，他勉励学员献身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悲不成声。他在为全国血研会主持编写《血吸虫病防治手册》中，字斟句酌，认为一字之差可能影响很多病人生命。各地按此手册进行酒石酸锑钾治疗，仅江苏省的死亡率就由0．16%降低至0．02%。他先后在《医务生活》和《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了《用酒石酸锑钾治疗血吸虫病的几个问题》、《血吸虫病的治疗近况》和《锑剂治疗血吸虫病172例死亡病例的综合分析》等文。在这些论著里，他指出治疗血吸虫病药物在当时仍以酒石酸锑钾为首选，而福阿亭和其他药物的疗效明显较差。

血吸虫治疗疗程改进

他探索了酒石酸锑钾的最佳剂量和疗程，建议将疗程从一个月缩短为15～20天，酒石酸锑钾的剂量不超过1．2克，指出此方案的远期治愈率可达80%左右。1955年以后，由于当时急于求成、不切实际思潮的影响，一些地区积极推行7天疗法、3天疗法、甚至一针疗法等治疗方案。他进行实地考察，严格总结资料，指出虽然许多人认为短程疗法反应“不重”，但治疗结束后仍有一定数量的病员发

生严重的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并指出短期疗法的远期疗效并不满意，因此，必须进一步修订方案，以求收到最大成果。这些观点对当时的短程热潮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病员，防止了治疗中的失误，又提出避免和解救锑剂所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由于锑剂的毒副反应较大，他一直在关心非锑剂的有效抗血吸虫药。60年代初他知道血防846（六氯对二甲苯）在体外有杀虫作用，即领导重庆医科大学多个教研室，进行了自基础到临床的研究工作，包括杀虫效果及机制、血药检测手段、药理学和药物代谢动力学、临床疗效考核及副作用等。在成都举行的全国血吸虫病研讨会上这一成果得到一致肯定，后来并在全国推广应用。作为非锑剂抗血吸虫药物，血防846在以后10余年中起了一定的作用。

传染病诊治

钱惪在1939年抵达重庆，主持中央医院内科工作5年。他在《抗战时期的重庆歌乐山记事》一文中回忆，当时工作条件差，生活艰苦，任务繁重，传染病，包括疟疾、伤寒、阿米巴肝脓肿、地方性斑疹伤寒、梅毒等严重流行。他积极开展教学查房、病例讨论，尤其是病理解剖工作，提高了医疗质量。由于重庆中央医院有强大的师资队伍，浓厚的学术空气，许多医学院要求来实习。他总结了重庆的伤寒病例240例，特别注意伤寒的多种罕见并发症，如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神经炎、渗出性胸膜炎、肾周脓肿、肾炎等，他报道伤寒并发胆囊炎穿孔的专文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氯霉素在40年代后期发现，是当时治疗伤寒的唯一有效抗生素，但国外报道氯霉素剂量为50毫克/公斤/日，每日总量达3克。1950年他发表《氯霉素治疗伤寒副伤寒之观察》一文，建议可将日剂量减为25毫克/公斤。以后他又鼓励其学生进一步研究，证实减少剂量既可减少毒副反应，又可达到良好疗效，故自50年代中期起，国内治疗伤寒均采用每日1克的剂量。此外，他还报道了4例极罕见的肠道沙门氏菌引起的肝脓肿。

阿米巴肝脓肿在中国是常见的传染病。但中国在40年代前仅有个别报道。他总结了1940～1944年4年间在重庆所见的43例，提出了诊断要点，建议治疗应以吐根素注射后穿刺吸引排脓为主，认为这疗法的病死率低于手术治疗。该治疗方法因此在国内普遍被接受，并沿用至今。他对肠阿米巴病的临床表现和治疗效果亦进行了观察研究，发表了“肠阿米巴的异常显示”一文，报道说该病常误诊为大肠癌、阑尾炎、腹膜炎、直肠狭窄和肠结核等。

肺炎链球菌脑膜炎发病数并不少，但当时国内很少有人注意。他总结了1937～1946年所见的25例，指出该病主要发生于抵抗力较低的幼儿和老人，一旦发生，病死率极高。他提出了影响预后的因素，并指出应及早建立诊断和采用大剂量抗生素治疗以期降低病死率。

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是风湿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的常见并发症，但以前国内并无报道。他于1949年综述了该病的诊断和治疗，特别指出由于大多数致病菌系草绿色链球菌，故应采用大剂量苄青霉素长疗程治疗；同时他还报道了2例成功治疗的经验。

他还对大叶性肺炎、急性播散性红斑狼疮、磺胺药引起的免疫细胞缺乏症及药物疹、扑疟母星和阿的平合用时的中毒反应、四氯化碳中毒、发热、肝肿大等问题进行了报道和综述。

1、林兆耆、钱惪，主编．实用内科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2．

2、钱惪．内科临床手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3、钱惪．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4、钱惪等．传染病学（教科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5、王季午，钱惪等．传染病学（教科书、新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

6、钱惪、郑伟如．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新一版）．上海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

7、王季午（主编），钱惪、杨超前（副主编）．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分册．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

8、王季午、彭文伟、钱惪．传染病学（教科书、新二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

9、钱惪、刘约翰．实用血吸虫病学．成都市：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10、钱惪、郑伟如．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新二版）．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7．

11、钱惪、后之粒性白细胞缺乏症药物疹一例．医学文摘（重庆市），1942；1（2）∶3～5．

12、钱惪．扑疟母星及阿涤平中毒三例．医学文摘（重庆），1942；（2）：14～16．

13、钱惪、陈廷纲．重庆伤寒（临床报告240例特别注意并发症）．中华医学杂志（重庆版）．1944；30∶111．

14、钱惪．四氯化碳中毒，报告十四岁儿童服2毫升身死之一例．中华医学杂志（重庆版），1944；30：171．

15、钱惪．阿米巴肝脓肿诊疗问题之检讨．中华医学杂志（重庆版），1945；31：99．

16、钱惪．铋中毒（报告Bismosal中毒一例）．中华医学杂志（重庆版），1945；31（3）∶191～194．

17、钱惪．伤寒胆囊穿孔一例之报告．中华医学杂志（重庆版），1945；31（4）：285．

18、钱惪．肺炎球菌脑膜炎之治疗，报告临床观察25例．中华医学杂志，1947；33∶51．

19、钱惪．肠阿米巴之异常显示．中华医学杂志，1948；34：389．

20、钱惪．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之苄青霉素治疗．中华医学杂志，1949；35（1）：573．

21、钱惪．氯霉素治疗伤寒副伤寒之观察．内科学报，1950；2（11）1～5．

22、钱惪．用酒石酸锑钾治疗日本血吸虫的几个问题．医务生活，1951；1（2）∶5～9．

23、钱惪．谈“发热”．东北军医杂志，1951；（5）∶241～245．

24、钱惪．伤寒杆菌肝脓肿．医药学报．1951；1（3）∶23～28．

25、钱惪．急性播散性红斑狼疮．中华医学杂志，1951；37：563．

26、金为翘、钱惪．大叶肺炎397例临床分析．中华内科杂志，1955；3：85．

27、钱惪．血吸虫病临床治疗的近况．中华内科杂志，1956；4：921．

28、钱惪．刘裕昆．锑剂治疗血吸虫病172死亡病例的综合分析．中华内科杂志，1957；5：524．

29、钱惪．关于肝肿大的几个问题．中华内科杂志，1964；12：986．

30、钱惪．从重庆医学院谈中国高等医学教育．大自然探索，1982；（2）∶3～7．

31、钱惪．和年轻医师谈古说今话未来．中华内科杂志，1987；26：449．

人民出版社1951年出版的《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纪念刊》中对钱惪作出如下介绍：“他是一个具有高深学理的模范医务工作者，在上海郊区血吸虫病治疗工作中，不避风雨，不辞劳苦，坚持‘病员在哪里，就到哪里去’的良好服务态度，关心病员，无微不至，因此，得到广大病员的热爱。在工作期满之后，他曾两度自动要求继续工作，他说：‘大众需要我，我就一定更好地为大众服务。’这种精神为医务工作人员作出了优良的榜样。”

从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到重庆医科大学名誉校长的奋斗历程，突出展现了他后半生带领同事溯江而上、开创重医的卓著功绩，彰显了钱惪教授胸怀大局、无私奉献、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与上医人“为人群服务、为强国奋斗”的文化传统。

治学严谨

钱惪主编和编写多种教科书和参考书。民国时期，他主持编写了《内科临床手册》，以指导实习医师和住院医师的临床工作。1955年他应人民卫生出版社的邀请，组织上海第一医学院各科的高级医师，主编《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该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再次请他主编两个新版。他参与了上海第一医学院组织的《实用内科学》的编写工作。1950年他与国内几位知名传染病专家共同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由国家审定的全国统用教科书《传染病学》，该书己修订再版三次。此外他与刘约翰主编了《实用血吸虫病学》，与王季午主编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传染病学分册》，又与王季午等共同编写了《传染病学》、《内科理论和实践》等重要参考书。50年来他将临床工作总结为文，发表了论文21篇。

他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自己写的论著始终力求内容准确无误，反复修改，务求以较短篇幅充分表达他的学术观点。他主编学术书籍时，对其他编写人的稿件，总是逐章逐节仔细修改，即使对一些知名教授的稿件，亦绝不姑息，必要时要求反复重写。他在编写《临床症状鉴别诊断学》（新二版）时，已年逾八旬，患较重的白内障和心率紊乱，但仍日以继夜，手持放大镜，伏案工作。他曾担任多种杂志的编委，审稿时亦极为仔细认真。

坚持真理

钱惪一向坚持真理，反对弄虚作假，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多次下乡除害灭病，看到了“大炼钢铁”的巨大浪费和各种虚假现象，在党内提出“三面红旗”有得有失，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积极支持改革开放政策，拥护四项原则，但同时又对党风不正、腐败和以权谋私的现象深感忧虑。他为重庆退休工程师协会成立一周年纪念题词：“政者正也，你们不在其位而谋政，胜于在位而不谋正者多矣，人民感谢你们。”

主持医学教学工作

他长期主持医学教学工作，累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既看到了工作中的成绩，又觉察到医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认为有责任提出自己的观点。1982年他在《从重庆医学院谈中国高等医学教学》一文中指出，重庆医学院虽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抽调部分力量来重庆建立，并已发展为四川省具有相当规模及师资力量的重点院校，但过去26年大部分时间在运动中度过，不断受到“左”的干扰。因此他提出：①院校有了一定数量以后，必须根据其师资水平和设备条件，强调质量；如果片面追求数量，必然粗制滥造，难于保证质量，又会糟蹋师资；学校的规模一定要定下来，要力求稳定，否则会造成很多被动。②要狠抓师资队伍的建设，要选才、育才、用才和惜才，队伍应是宝塔式，要鼓励竞争，有奖惩进退，同时应在知识分子中加强思想工作，克服软弱涣散、争名夺利、互相倾轧的现象；招生时把医学放在第三类并不恰当。③学生中的各种不正确思想则有待各方面去关心纠正。④医学院校的专业设置不宜过多，应重点办好几个重点专业，以免分散人力物力，同时新专业的毕业生亦常由于专业性太强而有适应性反而较差的缺点。⑤医学院校招生人数多而病床不够，认为每个实习医生需要5～10张病床。以上这些涉及根本性问题的观点，引起了不少医学院校领导的重视。

提出医学教育的设想

1989年，他根据调查资料，提出目前多数农村卫生技术力量薄弱，仍然处在缺医少药状态，而正规学校的高中级卫生技术人员则下不去、留不住、用不上。他向省科协提出了办初级医学教育的设想。

工作勤奋

几十年来，钱惪始终工作踏实、认真。他认为事情总要有人做，既然落到自己头上，就努力做好。在教学中他反对空谈，力求讲清理论，教会实践，从不追求学生成绩的高分数，而着重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既教书又教育人，认真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他鼓励学生认真学习，讲究精神文明，勤俭节约，要有思想，守纪律，赶超前人，接好革命班。他关心各级医师的培养和成长，他的学生和下级医师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研究，写成论文，并要将他列入作者名单时他均予拒绝。

他医德高尚，医术精湛，诊治疾病时观察敏锐，一贯主张在病历材料基础上全面地进行综合分析，慎重地作出诊断和鉴别诊断。他反对滥用药物；对待病人不论贫富和地位高低一视同仁。1989年他在《和年轻医师谈古说今话未来》一文中，通过自己从医数十年的经验，循循劝导年轻医师要有为病人服务的思想，设身处地地关心病人，不要向病人索取；要热爱自己的专业；要珍惜时间，抓紧学习，在年轻时把充沛的精力放在自己的进步上，不断更新知识；要克勤克俭，忠于职守，从实际的哪怕是微小的工作做起。

他担任多种社会职务，亦是尽心尽力地工作。1987年上海纪念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成立70周年，对70年中为分会作出贡献的11位积极分子颁发了名誉顾问聘书，他就是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