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犯罪指的是针对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或者信息本身实施的犯罪行为。这些犯罪的目标通常是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但实际上是为了获取信息本身。

信息犯罪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当时部落或国家之间为了领土争斗而发生的战争冲突中，常常涉及到情报的窃取。《孙子兵法》中的名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反映了当时信息争夺的重要性。信息犯罪最初主要是服务于军事斗争，常见的形式包括信息盗窃、盗用和欺诈。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加，信息犯罪也开始影响到农业、工商业等领域。例如，日本曾成功地从中原地区内地盗取养蚕桑及生产丝绸的秘密，而西方国家也曾从中国窃取景德镇瓷器烧制的技术。然而，在古代社会，由于信息资源的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到，信息犯罪并未作为一个独立的犯罪类别被广泛关注。18世纪后期英国工业革命后，新技术的争夺成为信息犯罪的新战场。20世纪以来，综合国力的竞争加剧，信息犯罪的种类变得更加复杂，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诞生，标志着信息犯罪进入了计算机犯罪的时代。1958年，美国硅谷发生了世界上第一例计算机犯罪案件，虽然直到1966年才被发现。中国的首例计算机犯罪发生在1986年7月22日，一名港商在深圳的银行遭遇了存款被盗的情况。此后，计算机犯罪在中国频繁发生。到1990年，中国已有记录的计算机犯罪案件达130余起。

196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研发的ARPAnet成为现代计算机网络的先驱，同时也开启了信息犯罪的网络时代。网络攻击、网上盗窃、网上诈骗、网络色情、网络赌博、甚至是网络走私等新型信息犯罪模式随之涌现，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威胁。1986年，世界上第一个电脑病毒Brain出现，随后网络病毒在全球范围内扩散。1988年，中国发现了首个计算机病毒——小球病毒。自此，计算机病毒在中国迅速蔓延。1996年，中国破获了首例计算机病毒制造案件。如今，几乎每个计算机用户都会遭受计算机病毒的攻击。

信息犯罪在当代信息社会中呈现出一系列显著特征：

信息犯罪通常是由拥有较高技术水平和专业知识的犯罪分子实施的。现代信息系统通常设有安全保护措施，犯罪分子必须具备相应的技术才能破解安全系统和进入网络内部。

信息犯罪的作案手段隐蔽，犯罪结果难以被及时发现。由于信息系统和数据信息的无形性和海量特性，犯罪行为留下的痕迹极少，侦破难度较大。

信息犯罪可以通过互联网实施，犯罪分子可以在不同的地区登录服务器，进行异地作案。信息的快速传输使得犯罪行为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

自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问世以来，信息犯罪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在中国，信息犯罪的数量以每年约30%的速度增长。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犯罪的手段也越来越多样化和高科技化。例如，网络钓鱼、偷窃机密、调拨资金、金融投机、剽窃软件、偷漏税款、盗码并机、发布虚假信息、私自解密入侵网络资源等。

信息犯罪的侦破和定罪都较为复杂，犯罪分子常预先考虑逃脱的方法，并在作案后销毁痕迹。此外，由于计算机系统仅认可口令，犯罪分子会伪造多种假身份，增加了破案难度。

信息犯罪的危害和破坏力极大，一次信息犯罪造成的直接损失可能超过普通刑事案件数十倍乃至数百倍。

信息犯罪可分为两类：

信息资源在现代社会已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因此成为犯罪分子的重点目标。此类犯罪包括信息攻击、信息破坏、信息窃取和信息滥用等。

信息科学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也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犯罪手段。此类犯罪包括妨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犯罪、妨害市场秩序和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以及妨害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犯罪。

为了应对信息犯罪的挑战，可以采取以下防治对策：

信息犯罪的多发与信息资源的巨大经济利益密切相关。加强道德教育，尤其是家庭、学校和社会的道德教育，有助于增强个体抵御犯罪的能力。同时，强化信息安全意识，普及信息安全教育，特别是在内部人员和青少年中进行重点教育，对于预防信息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犯罪的多发与信息安全技术的薄弱有关。加强信息技术投入，开发和采用新的防范技术，如防火墙、虚拟专用网、安全服务器和黑客跟踪技术等，能够有效减少信息犯罪的发生。

信息管理的缺失也是信息犯罪多发的原因之一。加强行政管理，建立健全的信息管理制度，如信息管理机构、管理制度、安保制度和督查制度等，能够减少信息犯罪的机会，并营造预防信息犯罪的社会氛围。

法律的滞后性也是信息犯罪多发的因素之一。加强立法完善，包括修改现有法律和制定新法律，如《计算机安全法》、《反黑客法》等，能够为打击信息犯罪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