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儿盖会议后，1935年8月底，右路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穿过茫茫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但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后，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2日至9日在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29日在巴西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着重研究教育与宣传问题，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李维汉、凯丰等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于24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中央政治局于9月2日在巴西召开会议。会议讨论一方面军工作方针问题。

1935年9月9日上午，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份密电，参谋长叶剑英首先看到此电，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叶剑英识破了这一阴谋，立即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张闻天、博古随即赶到了三军团驻地巴西，连夜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

会议分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抗拒中央命令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张国焘仗优势兵力，妄图凌驾和危害党中央的危险处境。毛泽东等同志一致认为，在此种危急关头，再继续说服、等待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不仅没有可能，而且会招致严重后果。为了坚持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同时为了给整个红军北上开辟道路，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立即率红一、三军、军委纵队一部，组成临时北上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到阿西集合，继续北上，向甘南藏族自治州前进，并通知已到俄界的林彪、聂荣臻，行动方针有变，要一军在原地等待。会议还决定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并委托毛泽东起草《中共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1935年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四川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同时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

党中央和毛泽东率红三军、军委纵队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一部，离开巴西迅速北进，于9月11日晚陆续到达甘南俄界(今甘肃迭部县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提出：现在一方面军因长途行军的疲劳，需要相当时间的休息，部队需要相当时间的整理。战略方针已确定向东，向汉族聚居区发展，给养条件是可以改善的，休息时间除作战任务外，是可以争取的。一方面军整理的方针，可参考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学习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我们到甘肃省后，客观条件是有利于中国工农红军扩大的，主要的问题是要加强领导，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要把扩大红军、整理训练同最重要的作战任务结合起来。一方面军的司令部、政治部应该重新建立起来，立即进行工作。

张闻天提出一方面军的几项具体工作：（1）战斗鼓动与宣传教育。（2）应特别注意党支部的整理。（3）组织工作应与一切工作联系起来。（4）应该严格执行纪律。（5）提拔干部的条件，主要是阶级觉悟、勇敢和对党的信心。

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指出：整理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战略方针、战斗任务，为了根据地，为了消灭敌人。

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给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指示信，并责成军委总政治部监督执行。

这次匆匆开始、匆匆结束的会议就是著名的“巴西会议”。巴西会议又一次将红军从危机中解救了出来。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

巴西会议旧址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东32公里的巴西乡。会址原为藏传佛教寺院班佑寺，现仅存残墙。毛尔盖会议后，中央率右路军跨过草地到达班佑、巴西一带，等待与左路军会合。但张 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后，违抗中央命令，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甚至企图危害党中央。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35年9月2日至9日在班佑寺内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经充分讨论仍坚持北上的正确路线，谴责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行为，要求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迅速向中央靠拢北上。鉴于张国焘和陈昌浩的顽固立场和当时敌情形势，党中央决定率直属纵队先行北上，9月10日凌晨党中央率直属纵队离开巴西地区向甘肃俄界进发，同时发布《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中共党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