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丑艺术》是由鲁迅写的一篇杂文，讲述了浙东的有一处的戏班中，有一种脚色叫作“二花脸”，译得雅一点，那么，“二丑”就是。他和小丑的不同，是不扮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或是趋奉公子的清客。总之：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

义仆是老生扮的，先以谏诤，终以殉主；恶仆是小丑扮的，只会作恶，到底灭亡。

二丑们编出来的戏本上，当然没有这一种脚色的，他那里肯；小丑，即花花公子们编出来的戏本，也不会有，因为他们只看见一面，想不到的。这二花脸，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

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

六月十五日。

《二丑艺术》是鲁迅为批判胡适而作的。“五四”前后，在全国掀起“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新道德、提倡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中，起初，胡博士站在改良一方，以《新青年》为阵地，写了一些支持进步思想的文章，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爱，也得到鲁迅的肯定。但后来，胡却另立门户，开创《努力周刊》，与《新青年》唱起“对台戏”。原因是，他的思想开始滑向旧势力。他曾进见退位的“宣统”，被人称“跪见皇上”、“胡适为帝王师”等；接着，得到段祺瑞、袁世凯的赏识；最后投奔蒋介石权势。为此，胡受到当时很多进步人士的批评和声讨。面对指责和声讨，胡百般狡辩，声称自己是“独立”的，没有依傍任何政治势力。

面对胡适的蜕变和狡辩，鲁迅很愤慨。正巧，鲁迅故乡绍兴市戏剧里有“二丑”一角，很有胡适这般脸面，鲁迅故而愤笔疾书，作成《二丑艺术》。鲁迅说，绍兴戏班里，有一种角色叫“二花脸”，即二丑。他和小丑不同，不扮演横行无忌的花花公子，也不扮演一味仗势的宰相家丁，他所扮演的是保护公子的拳师，吹捧公子的清客。因此论身份，他比小丑高，论性格他比小丑坏。

对此，《二丑艺术》里有一段很精彩的剖析：他有点上等人的模样，也懂点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依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又并不常常如此，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说：“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霉哩！”寥寥数语，却深刻透骨，入木三分，大快人心。

鲁迅的杂文，常常拈出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物，于人们从不关注处，洞幽发微，别寓深意，在看似无关的想象与敷衍中，达到“引而不发”的犀利的批判效果。这篇《二丑艺术》就是这方面创作的一个突出的例子。

文章从浙东戏班中的丑角“二花脸”这个小事谈起。鲁迅把“二花脸”说为“二丑”，先是说明了“二丑”与小丑的不同，身份比小丑高，性格却比小丑坏。然后用主要的笔墨，进一步描绘了“二丑”的独特本领：他与老生扮的“义仆”和小丑扮的“恶仆”不同，“他有点上等人模样，也懂些琴棋书画，也来得行令猜谜，但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的态度并不常常如此的，大抵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到这里为止，鲁迅所讲的，看上去还是戏班的“二丑”脚色本身。到了下面，却文笔一转，进入对“二丑”的“最末一手”的分析，指出这是“二丑的特色”。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义仆的愚笨，也没有恶仆的简单，他是智识阶级。他明知道自己所靠的是冰山，一定不能长久，他将来还要到别家帮闲，所以当受着豢养，分着余炎的时候，也得装着和这贵公子并非一伙。 ”这样，就逼近鲁迅为文的本意了，即以戏中“二丑”，隐喻讽刺当下文人——受豢养的“智识阶级”扮演的权势者“帮闲”的脚色。

文章渐入佳境之后，鲁迅由此向更深处挖掘。他根据自己的体认，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二丑”脚色，并非二丑们自己编出来的，小丑们编的戏本也不会有。它是“小百姓看透了这一种人，提出精华来，制定了的脚色”。然后将这种肤色的创造，上升到一种普遍性的艺术类型，并分析了“二丑艺术”产生的必然性与现实的存在形态，直逼问题的核心：“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我们只要取一种刊物，看他一个星期，就会发见他忽而怨恨春天，忽而颂扬战争，忽而译萧伯纳演说，忽而讲婚姻问题；但其间一定有时要慷慨激昂的表示对于国事的不满：这就是用出末一手来了。这最末的一手，一面也在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然而小百姓是明白的，早已使他的类型在戏台上出现了。”这样，文章题旨才全部呈现出来，对帮闲文人的办杂志，出期刊，怎样用出“最末一手”来遮掩他“并不是帮闲”的“二丑艺术”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将戏台上的群众创造与生活中的丑恶存在，戏剧中的“二花脸”脚色和现实里的“二丑艺术”，紧密连在一起，亦戏亦真，丝环相扣，由远及近，步步紧逼，使读者在接受中，不但醒悟与洞彻，而且获得艺术上的一种审美的感受。

鲁迅说自己的杂文，“论时事不留面子，砭弊常取类型”。（《〈伪自由书〉前记》）“不留面子”，是讽刺的锋芒，“常取类型”，是为文的技巧。这篇杂文充分体现了鲁迅的追求。他立意将现实中的一种文学现象，比喻为浙东戏中的“二花脸”脚色，由此联想升华，演绎发微，从而提炼出一个“二丑艺术”的类型，这样就使得自己的讽刺对象，不再是个别现象的偶然发现，而有了一种更大的社会批判的普遍性和代表性。它不一定指某一个杂志，或某一些人，而成为黑暗的统治者“帮闲”的一类杂志，一类知识人的总体象征，如病理学中的疮的图，乃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这种发现和提炼本身，显示了鲁迅的讽刺与幽默的才华，也给鲁迅的这篇杂文带来也意蕴很深的审美的品格。它的讽刺意义和艺术价值，因此也就超越了时间的限制，获得了无尽的悠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