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仕聪（1914年8月9日-1945年12月13日），原名黄波，号绍宗，出生于高明区更合镇平塘村。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团团长，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12月13日，黄仕聪在江门市被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年仅31岁。

黄仕聪,又名黄波，号绍宗，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平塘村人。1914年8月9日出生于一个农村的劳动家庭，父亲是个勤劳朴实的木匠，母亲是位温顺沉静的贤淑妇女。

黄仕聪少时在乡间私塾读书。他聪明好学，性情豪爽，喜欢结交朋友。1931年，黄仕聪到高明县立第三小学校(简称“三小”)读书。该校由国民党左派、著名革命人士陈汝棠在合水圩创办并自任校长,聘请了一批思想进步、热心新文化教育事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共产党员任教师，实行新文化教育,向学生传播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启蒙，组织学生开展反封建势力的斗争，黄仕聪在学期间受到了该校进步教师的教育和影响，参加了反封建势力斗争的活动。他追求进步，阅读了大量的进步刊物，思想受到很大启发,逐步认识了一些革命道理。

1933年夏，黄仕聪三小毕业后，参加了青年革命团体“力社”，投身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救亡活动。在共产党员陈勉恕、李守纯陈殿钊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力社的骨干分子和抗日救国运动的积极宣传者和组织者。1936年8月，陈勉恕等在力社骨干中培养和发展了一批党员,恢复了高明地方党组织，成立中共三小支部(10月改建为中共西江工作委员会)。黄仕聪就在此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全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黄仕聪和力社的骨干一-起，组织了“乳虎醒狮团”、“沧江话剧团"和“轰轰体育团”，深入全县各地宣传演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同时，他们还组织师生利用假日串亲戚、访朋友，到“男仔屋”、“女仔屋”(未婚男女青年聚宿的地方)和农村夜校上课，讲抗日救国道理。1938年春，高明县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成立，黄仕聪在党组织安排下,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他利用这个合法身份，在明城地区领导青年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号召青年请缨杀敌，培养中共党员，发展抗日武装。

1939年8月间，黄仕聪参加了县委在小洞举办的两期党员训练班，学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年冬，黄仕聪任中共高明县更楼区委书记，旋被派往东江抗日游击区干训班受训。在训期间,他参加了敌后武装斗争，不但学到了军事知识，而且经受了艰苦的游击战争的锻炼。

1940年7月，干训班结束，黄仕聪从东江回到高明区，又投身到新的斗争中。

1942年秋收前，把持更楼地区8百多亩公尝田的地主劣绅，在中国国民党当局支持下，宣布要实行地租“三改",即把原来临田议租、上门收租、交湿租谷改为定租、送租、交干租谷，并声称“抗租者夺佃耕权"。为保护农民利益，黄仕聪秘密召开佃耕农会议，发动抗租斗争。平塘、小洞的佃农推选黄仕聪陈定(共产党员)为代表，负责同地主豪绅交涉。由于仕聪是抗租的组织者,还多次带领农民代表到更楼区公所说理，驳得地方当权派曾襄廷及县府派来的稽征处主任姚某理屈词穷，令反动阶级恨之人骨，因此，他们竟公然出动军警包围平塘村，要捉拿黄仕聪。仕聪并没因此而被吓倒，相反，更加坚定不移地领导农民斗争到底。之后,黄仕聪发动佃农采取“推、拖延、误”的办法，使田租“三改”始终未能得逞。后来，稽征处主任亲自带领乡丁武装到小洞强令执行“三改”和收租，被当地农民轰跑，从此不敢下乡收租。在黄仕聪等的领导下，更楼抗租斗争整整坚持了三年。

1944年秋,日军为打通湘桂铁路,沿西江向粤中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进犯,进抵鹤山市，逼近高明区。中国国民党高明县长钟歧闻讯，星夜沿沧江上游逃遁。日军进犯高明时，强拉民佚，奸淫掳掠,杀戮无辜。在此严重形势下，中共高明县地方党组织决定发动群众,武装保卫家乡。黄仕聪与黄之锦、陈励生等共产党员被派到更楼、合水、平塘、小洞、瑶村一带，动员和组织群众,收集各村武器，组织武装。在此兵荒马乱之际，县长钟歧手下一个班的自卫队10多人携带着10多支步枪逃到更楼利村后山隐蔽，黄仕聪探知后，即派人与其取得联系，经仕聪的说服教育,给川资遣散了该自卫队，并收缴了枪支10余支、子弹百发，配备了平塘地方武装，为尔后平塘民兵带枪参加倒钟起义以至参加抗日游击队创造了条件。为解决抗日队伍给养和群众生活困难，黄仕聪和黄之锦、陈励生、叶衍基等地方党骨干，发动群众打开平塘、蛇塘、泽河等地中国国民党县政府名下的10多个粮仓,共得粮谷10多万斤。同时，他们组织人力将老弱妇孺、耕牛、物资等转移疏散，深得群众拥护。

日军离境后，县长钟歧回到县城，即派军队进行“清乡”、“清奸”，逼令各村交回枪支、稻谷,用巨款赔偿“损失”，从而激起了民愤。驻高明区的中共粤中副特派员郑锦波和高明县地方党组织决定因势利导，组织群众，举行武装起义，以推翻钟歧的反动统治。黄仕聪、黄之锦和陈励生等共产党员，马上深入各村，向群众揭露钟歧的暴行，指出只有组织起来进行坚决斗争,打倒钟歧，才有活路。广大群众经过动员,鼓舞了斗争的勇气和决心。黄仕聪他们又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团结争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组成“倒钟"统一战线。10月16日,由高明地下党策划组建了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倒钟委员会"(公开称“高明二区联防委员会”)，并成立 了联防大队，黄仕聪担任副大队长。

10月23日下午，高明县一、二、三区的起义武装农民以及刚回到人民怀抱的原国民党西江江防司令部江防掩护大队第三中队官兵,共3千余人汇集新圩,准备攻打县城。黄仕聪被推举为攻城总指挥。

24日早上8时许，各起义队伍向明城进发，沿途群众纷纷加入起义行列,汇成了一支万人起义大军。他们进至明城外围后，立即按原定部署，分四路围攻明城。

黄仕聪率领的一路队伍，在白鹤村前的开阔地带经过激战后，开始涉水过河，突然遭到埋伏在对岸竹林里的敌人机关枪扫射，冲在前面的几名战士中弹负伤。黄仕聪见状，马上命令土炮队还击敌人。只听得“轰隆”几声巨响，敌人的机枪立即被炸哑了。霎时，黄仕聪率队强行渡河登岸，迅速冲进竹林,击溃了敌人，乘胜追击，冲向明城。与此同时,其余三路起义大军也击溃了外围守敌，向县城发起总攻击。

当天下午2时，部分起义队伍冲人县府，钟歧见大势已去，在3百余警兵簇拥下仓皇逃命。下午5时，起义军在县城文昌塔下胜利会师，放火烧毁了县府的征丁册、田赋册,并打开监牢，救出了关在里面的几十名革命同志和群众。

次日凌晨,起义军再次兴师讨伐跪缩在乌石岗一带的钟歧残敌。多年骑在高明人民头上的反动县长钟歧彻底垮台了。黄仕聪为这场威震南粤的人民武装起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倒钟”胜利后，高明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1944年11月10日,高明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在更楼忠义祠宣告成立，黄仕聪为大队长，郑锦波为政委。这支游击队于1945年1月20日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三团,团长黄仕聪,政委郑锦波(后陈旺)。

1945年1月1日,国民党64军158师的“王牌”473团纠合地方反动团队共千余人由新兴县向皂幕山抗日根据地进犯。

经几次战斗后，部队在山顶召开团级干部紧急会议，决定三团向高明屏山柴塘方向撤退。5月12日拂晓,三团到达龙潭坑掩蔽，当日下午被国民党158师473团及自卫队共700余人包围。三团马上做出部署，第二中队占领左侧高峰，掩护非战斗人员撤退;第三中队则由黄仕聪亲自指挥在山口挡住敌人。这个中队经过顽强战斗，伤亡较大，最后只剩下黄仕聪以及几个战士被困在山坑里，至人夜才突出重围和二中队会合。

龙潭坑突围后，三团向老香山转移,退经鹿湖山时，再与中国国民党遭遇。

三团的两路转移部队，先后到达了老香山根据地。经过这几次连续战斗，三团与司令部暂时失去了联系，受到了不少损失,团政委陈旺也牺牲了，而且全团弹少粮缺，面临着重重困难。为渡过这一-难关，黄仕聪与其他干部研究，作出继续在老香山坚持，一面设法寻找失散、分散隐蔽的同志归队，进行休整，一面与地方党组织商量如何发动群众自救和支援部队的决策。在此期间，黄仕聪经常与战士谈心，向他们阐明全国抗战的有利形势，分析本地区的斗争情况，坚定大家的斗志和信心。日本投降后,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1945年10月，黄仕聪带领三团冲出了敌人的重重封锁,离开老香山，与二团会师，向云雾山根据地转移。

当时，黄仕聪患了肝病和脚疾,不能随部队长途行军打仗，经组织批准，他带领警卫员和几个手枪组员从新兴县南路撤回高明掩蔽。10月25日晚，黄仕聪等行至新兴县东成，因天太黑,情况不明,误入敌营，察觉后急退时与其他同志分散,失去联系。翌日晨在新兴森村被当地反动自卫队捉住,押送驻在该村附近的国民党156师，再被转解往江门国民党64军司令部。

黄仕聪被押到江门市后，国民党64军军长张弛亲自审讯，软硬兼施，黄仕聪始终坚贞不屈。见黄仕聪不屈服，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又使出卑鄙的手段,以黄仕聪的名义，伪造了一份《我的“自白”书》，刊登在江门国民党的报纸上，以为这样便可动摇黄仕聪的革命意志。但这一手又失灵了。无论怎样软硬兼施，都未能使黄仕聪屈服。

1945年12月13日,黄仕聪英勇就义,年仅31岁。

1959年，高明县人民政府决定修建黄仕聪烈士纪念碑，选址更楼镇平塘村前的小山。半山建有纪念亭，亭中悬挂有林锵云书“垂示后人”木匾。纪念碑矗立山顶，高7米，碑正面书“革命烈士黄仕聪同志纪念碑”，背面镌刻黄仕聪革命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