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勒斯·牛顿·艾伦（英语：Horace Newton Allen，1858年—1932年），中文名“安连”，是一位美国基督新教传教士、医生以及外交官。他在1883年作为医务传教士被美国长老会差会派遣到中国，次年转入朝鲜，并在朝鲜半岛居住超过20年。艾伦以其作为李熙和明成皇后的宫廷医生而闻名，同时也供职于美国公使馆，积极参与朝鲜外交活动。1897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韩公使。日俄战争后，他被召还美国。艾伦在朝鲜期间，一方面主张“朝鲜独立”，另一方面积极为美国争取各种利益，在朝鲜近代史与朝美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影响。

霍勒斯·牛顿·艾伦于1858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州的一个基督教家庭。这个家庭在他出生前从新英格兰地区迁来，有着丰富的家族历史背景。艾伦的祖先中有被誉为“青山伊桑”的伊桑·艾伦（Ethan Allen），他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曾领导军队占领提康德罗加堡；他的另一个祖先莱曼·霍尔（Lyman Hall）是佐治亚州的《独立宣言》签署者，并曾任该州州长；此外，艾伦的父亲则是最早迁入俄亥俄州的移民之一，通常被称为该州的“波特兰开拓者队”。艾伦的成长环境中，家庭荣誉感浓厚，他继承了父辈“开拓者”的精神，并接受了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熏陶。

艾伦年轻时就读于家乡的俄亥俄卫斯理大学，该校成立于1842年，以培养海外传教士而知名。1881年，艾伦获得学士后，对海外传教产生了兴趣。然而，他选择以医术作为传教的手段，随后进入辛辛那提的迈阿密医学院深造。1883年毕业后，25岁的艾伦与弗朗西丝·A.梅辛杰（Frances A. Messenger）结婚，并在同年被美国长老会差会选为医务传教士，派往中国。尽管对离开故土心存担忧，艾伦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责任感驱使他踏上了前往东亚的旅程。他在给姐姐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使命的认识：“我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是我的职责……是的，我必须去。”

艾伦夫妇在中国最初的日子并不容易，他们在南京短暂停留后，于1884年1月来到上海市。在那里，艾伦依然为自己在人际交往和妻子健康方面的困扰而烦恼。不久后，艾伦提出了调往中国北方沿海地区的芝罘区（今烟台市）的申请，但由于未能获批，他再次提出申请，希望能前往刚刚对外开放的新教传教区——朝鲜。1884年7月，艾伦的要求得到了批准。尽管美国长老会对艾伦前往朝鲜的态度令人惊讶，但实际上，一位美国慈善家捐赠了7000美元给长老会，指定用于朝鲜的传教事业，艾伦的申请恰逢其时，因此长老会顺势让他去了朝鲜。艾伦也因此获得了难得的机会。

1884年9月15日，艾伦抵达朝鲜济物浦（今韩国仁川），并于9月20日来到朝鲜首都汉阳（今韩国首尔），受到美国驻朝公使福特（L. H. Foote）的热情接待。尽管他认为当地人“既懒又脏”，但仍对他们抱有好感，并对他们的习俗和饮食产生了兴趣。他选择了住在当地旅馆，品尝狗肉和米饭。自此，艾伦与朝鲜结下了不解之缘。

艾伦初到朝鲜时，朝鲜正在实施禁教政策，因此福特公使安排他以公使馆医生的身份活动，但这并未能掩饰他的真实身份。甚至连朝鲜国王都直接询问福特，艾伦是否是一名传教士。正是这场政治危机，使得艾伦在朝鲜站稳脚跟。1884年12月4日晚，以金玉均为首的开化党人联合日本发动“甲申政变”，清洗事大党。事大党成员闵泳翊在邮政局宴会时出门救火，被日本人和开化县党人砍成重伤，性命垂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德国籍顾问穆麟德救起了闵泳翊，并将其送往自己家中躲避。有人提议请日本公使馆医生前来诊治，但考虑到日本介入政变的情况，这样做无异于羊入虎口。于是，穆麟德想起了艾伦，不顾艾伦的传教士身份，立即写了一张请求艾伦出诊的便笺，委托美国公使馆交给艾伦，并派了五十名朝鲜士兵与美国公使馆人员一同前往艾伦住所。当艾伦还在熟睡时，被急促的门铃声和门外的喧哗声惊醒，得知了穆麟德的紧急求助。出于职业道德，艾伦立即起身，与士兵们急速前往穆麟德家中。12月5日凌晨，艾伦见到了重伤的闵泳翊，发现他身上有多处伤口和淤血，较严重的部位不下七处，一处伤及额头，另一处伤及左耳及脊背，还有好几处伤及胳膊和大腿。艾伦经过一夜的紧急救治，成功完成了手术，挽救了闵泳翊的生命。

这一事件成为了艾伦人生的转折点，不仅为他在朝鲜传教铺平了道路，也是他涉足朝鲜政坛的起点。起初，艾伦感到恐慌，因为“甲申政变”很快在1884年12月6日被袁世凯率领的清朝驻军镇压，而美国人支持开化党的立场已是公开的秘密。特别是了解到日本公使馆及其侨民遭到数千汉城市民袭击的消息后，美国驻朝人员一度陷入恐慌。艾伦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我当时只感到恐惧……我教会了妻子如何使用M629C左轮手枪，并告诉她要在危急时刻先杀死孩子再自杀。另外，我还对自己负责的病人闵泳翊负有责任，我认为如果不能治好他，我自己就有被处死的危险。”但事情的发展证明了艾伦的担忧是不必要的，他不仅救了闵泳翊，还为受伤的清兵提供了治疗。因此，朝鲜人和中国人对他都非常友善。尤其是他拯救闵泳翊的行为赢得了宠爱闵泳翊的明成皇后的好感。1885年2月，闵泳翊推荐艾伦为朝鲜宫廷医生，3月，艾伦又被准许为朝鲜大王大妃神贞王后（神贞王后）看病，并觐见了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1885年4月10日，在朝鲜王室的支持下，艾伦开设了一家西洋医院——“广惠院”（不久后更名为济众院，现为韩国延世大学附属医院），并开始使用一个朝鲜式的中文名字——安连。

由于安连获得了朝鲜王室的信任和礼遇，许多朝鲜官员都来结交他，日本公使馆也热情地聘请他为医生，即使是以排外著称的国王生父李昰应也被释放归国后拜访了安连。安连因此从一名普通传教士一跃成为朝鲜政坛的重要人物。1886年3月，安连被朝鲜国王允许在济众院中开设新式学校，教授医学及自然科学，国王还特别授予他正二品的官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也默许安连进行传教。于是，安连在济众院开张后就大力招募美国传教士来朝鲜，包括元杜尤（H. G. Underwood）、奇兰敦（M. F. Scranton）、亚扁薛罗（H. G. Appenzeller）等人，他们都供职于朝鲜宫廷，在朝鲜社会和政界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后来与安连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因此安连开始寻求远离传教事业，介入了朝鲜外交活动。

安连首次介入朝鲜外交是在1886年朝鲜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法国在谈判中要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允许天主教传教自由。安连为了维护基督新教在朝鲜王室特许下的优势地位，极力阻止朝法建交。他曾进宫向李熙诋毁天主教，声称：“我们美利坚民族是崇尚独立的民族，厌恶任何企图剥夺我们权利的行为。假设我们成为天主教徒，那么连我们的总统也要服从罗马教皇，这是我们绝对无法接受的。”此外，安连还向高宗解释了天主教与新教在理解基督教教义上的几点差异，暗示天主教不如新教对雅威的信仰更为虔诚。尽管如此，《朝法修好通商条约》最终还是签订了，天主教传教获得了许可。然而，不久后一项重大的任务落在了安连肩上，他于1887年8月被任命为朝鲜驻美使团的书记官，随朝鲜公使朴定阳前往美国，负责使团的向导和翻译工作。这既是安连重返阔别多年祖国的机会，也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外交活动。借此机会，安连接受了高宗的任命，从此不再是传教士，而成为了一名善于周旋的外交官。

当时的朝鲜是中国清朝的属国，清朝政府不希望朝鲜对外派出常驻使团，其后又向朝鲜规定了所谓的“三端”，第一条便是朝鲜使臣抵达美国后必须向中国驻美使馆报告，然后再由中国公使带往美国外交部，这实际上表明了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而安连则宣扬朝鲜独立自主，自然不容忍“三端”的存在。朴定阳在1888年1月9日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后，并不打算违反“三端”，安连了解这一情况后竭力劝阻。安连在日记中记载：“朴公使昨天（1月9日）坚持说必须拜会中国的公使馆，我用尽办法才说服了他，最后我甚至说，如果您在去见贝亚德国务卿之前必须拜会中国公使馆，或者送去自己的名片，我就辞去朝鲜使节团的职务！”在安连近乎威胁的阻挠下，朴定阳最终没有去拜会中国公使馆报告，违反了“三端”。安连后来对此颇为得意：“我是以自己的辞职作为赌注的，因为我预见到：自己一旦辞职，朴公使就会颜面扫地、在没有随员的情况下回国。”他在给姐姐的信中也写道：“那样的成果完全是由于我的努力。如果没有我，那么这个国家（朝鲜）就不会获得国王所一直期望的独立；即使勉强获得，也不会被有效保障。”朴定阳违反“三端”引发了清朝的强烈不满，袁世凯因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施压，并将责任归咎于朴定阳，要求予以严惩。但清朝完全不知情，这一切都是安连的挑唆。朴定阳事件也给中朝宗藩关系带来了不良影响，加深了两国之间的裂痕。

安连在美国为朝鲜使馆担任书记官期间，为吸引美国对朝鲜的投资，进行了大量工作。首先，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向美国公众介绍朝鲜，重点介绍了朝鲜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大量廉价劳动力，告知投资者在朝鲜将会有巨大的利润空间。其次，他积极与美国政府加强联系，寻求对在朝投资者的支持和保护。尽管当时美国的外交政策尚未表现出对东方事务的高度关注，但国务卿贝亚德（Thomas Francis Bayard）表示，政府希望看到美国人在朝鲜的采矿、贷款及商业等领域发挥作用，并承诺为此提供支持和保护。最后，他亲自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筹集贷款，以换取朝鲜国王在使团出发前与他达成的美国人在朝鲜投资建设铁路、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优先权。当然，朝鲜之所以给予贷款如此优惠的担保条件，是因为当时其财政紧张，急需资金维持运营。然而，许多美国资本家对此持观望态度，他们觊觎利益却不愿提供贷款，这最终导致了贷款计划的流产。由于安连在美国的活动效果不佳，他在1889年10月辞去了美国驻朝公使馆的职务，回到了朝鲜。

安连回到朝鲜后，没有从事传教工作，而是继续追求外交官的职业，最终在1890年8月被任命为美国驻朝公使馆的书记官，实际上是美国公使馆的二号人物。自1891年起，每当公使空缺或离任时，安连都会接替担任代理公使。安连任公使期间，大力提倡“朝鲜独立”，因此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支持日本一方，甚至一度为日本击败清军、将中国赶出朝鲜而欢呼。但后来日本对朝鲜的干预日益增多，安连对日本产生了不满。这种不满情绪在1895年乙未事变达到顶峰，日本公使三浦梧楼策划浪人和日军攻入景福宫，暗杀了亲俄反日的明成皇后。时任美国驻朝代理公使的安连在事发后不久便与俄罗斯驻朝公使韦贝尔一同进宫，质问三浦梧楼。安连从证人美国军事教官多萝西·戴伊那里了解了事变的真相，并撰写了一份详细报告，揭露了日本杀害闵妃的罪行；随后还将闵妃一派的官员李完用等六人带到美国公使馆藏匿起来，他甚至让美国传教士们入宫守护高宗，高宗害怕中毒，只吃安连夫人做的饭菜。安连介入朝鲜内政的做法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反对，美国国务卿奥尔尼（Richard Oleny）在致美国驻韩公使施逸（John M. B. Sill）的公文中指出：“对于安连擅自致信韩国外部，我再次表示遗憾。因为虽然与该国缔结了修好关系，但作为严格坚持中立态度的国家的代表，只要在韩国居住的美国公民在暴动中没有受到生命和财产的损害，以任何方式干涉该国内政均非其责任。”此后，安连又介入了朝鲜亲俄亲美派试图推翻亲日政权的“春生门事件”。

除了上述支持“朝鲜独立”的活动之外，安连还积极争取美国在朝鲜的利益。安连早在朝鲜各界人士中灌输了这样的观点：甘于做清廷的属国对朝鲜来说毫无出路，只有彻底切断与中国的关系，大量引入美国的资金和技术，朝鲜才能自主开发资源，自由开展贸易，最终融入世界实现发展。1896年2月“俄馆播迁”后，亲日政权垮台，安连趁势攫取了朝鲜的经济利益。在安连的大力劝说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896年3月同意将京仁铁路的铺设权转让给了美国人谟于时（James R. Morse），并在4月将云山金矿的开采权转让给了美国。由于安连大力争取美国的利益，他深受美国政府赏识，于1897年8月2日正式被任命为美国驻朝公使。

1897年10月12日，李熙李熙宣布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朝鲜从此改称为韩国。由于安连此前曾干涉朝鲜内政，所以他被任命为公使不到四个月后，美国国务院发布训令称：“有理由相信，此时的朝鲜半岛是利益相关方争夺的焦点。因此，保持绝对的中立，在言行上无论如何都要做到不支持也不反对其中的任何一方，这对国务院和你的使馆人员都有益。”警告安连在韩国问题上应严守中立。安连不得不向国务院报告说：“我必须强调，我已经非常谨慎地避开所有涉及困难问题的韩国。”当时李熙皇帝为了避免日俄对朝鲜的瓜分，寄望于美国的援助，他请求安连为韩国争取美国的保护和支持，但安连向美国政府提起此事时，美国总统威廉·麦金莱不予理会。由于美国逐渐倾向于日本，因此安连也不再关心韩国内政，转而继续为美国在朝鲜半岛的经济利益服务。在他的支持下，美国投资兴建了韩国首都汉阳的有轨电车系统、街灯系统和城市自来水设施，也参与了大韩帝国光武改革的全国土地测量事业。这些行为本质上是对韩国的经济侵略，但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韩国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随着日本和俄罗斯在朝鲜半岛的对抗不断升级，安连也无法忽视这一点，他尤其警惕日本。他在任驻韩公使期间多次提到：“日本变得越来越具有侵略性，他们似乎把韩国当作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而把其他人看作入侵者。”而安连对西奥多·罗斯福上台后采取的亲日政策极为不满。他曾于1903年回到美国，试图劝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日俄争端中支持俄罗斯而冷落日本，以维护韩国的独立。1903年9月29日，安连抵达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第二天便会见了罗斯福，期间安连指责“总统在对待俄罗斯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并强调了日本对韩国的侵略，阐述了美国支持俄罗斯后所能得到的好处。罗斯福对此不以为意。因此，安连认为：美国已经或多或少地与英日联盟站在一起，这将使日本坚定其为争夺韩国不惜与俄罗斯开战的决心。

果然不出安连所料，1904年2月日俄战争，日本随即控制了韩国，并迫使韩国签署了多项不平等条约。韩国高宗皇帝迫切希望获得美国的援助，安连也向美国发出了呼吁：“韩国极度依赖美国的友谊。皇帝满怀信心地希望，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能给他提供帮助，即为韩国保持尽可能多的独立。”但在美国逐渐转向日本的过程中，他的呼吁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1905年3月，安连被美国政府以“八年已经超过美国驻外使节任期的限制”为由解职并召还。这标志着他在朝鲜半岛二十多年的活动划上了句号。

霍勒斯·艾伦归国后，定居在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以开办诊所为生。在此后的艾伦主要整理他在朝鲜的手记，出版了包括《韩国往事：传教和外交中的概要和轶闻汇总》（Things Korean: A Collection of Sketches and Anecdotes, Missionary and Diplomatic）等书籍，成为研究朝鲜近代史的重要史料。1912年，曾经是朝鲜“太上皇”的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艾伦又于同年7月在《北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结识袁世凯》的文章，回顾了他的朝鲜经历。1932年12月11日，艾伦在托莱多古城去世。

霍勒斯·牛顿·艾伦于1858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州的一个基督教家庭。这个家庭在他出生前从新英格兰地区迁来，有着丰富的家族历史背景。艾伦的祖先中有被誉为“青山伊桑”的伊桑·艾伦（Ethan Allen），他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曾领导军队占领提康德罗加堡；他的另一个祖先莱曼·霍尔（Lyman Hall）是佐治亚州的《独立宣言》签署者，并曾任该州州长；此外，艾伦的父亲则是最早迁入俄亥俄州的移民之一，通常被称为该州的“波特兰开拓者队”。艾伦的成长环境中，家庭荣誉感浓厚，他继承了父辈“开拓者”的精神，并接受了清教徒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熏陶。

艾伦年轻时就读于家乡的俄亥俄卫斯理大学，该校成立于1842年，以培养海外传教士而知名。1881年，艾伦获得学士后，对海外传教产生了兴趣。然而，他选择以医术作为传教的手段，随后进入辛辛那提的迈阿密医学院深造。1883年毕业后，25岁的艾伦与弗朗西丝·A.梅辛杰（Frances A. Messenger）结婚，并在同年被美国长老会差会选为医务传教士，派往中国。尽管对离开故土心存担忧，艾伦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责任感驱使他踏上了前往东亚的旅程。他在给姐姐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使命的认识：“我努力让自己相信这是我的职责……是的，我必须去。”

霍勒斯·牛顿·艾伦于1932年12月11日在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