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庚是民国初期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论性期刊。1914年5月10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创办人章士钊，翌年5月改在上海出版，至第10期被禁停刊。由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胡适、易白沙，吴稚晖，杨昌济等人撰稿。

中华民国初期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论性期刊。1914年5月10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创办人章士钊，因这年为中国农历甲寅年，故以“甲寅”为刊名 (甲寅年为虎年，该刊封面绘一老虎，人称“老虎报”)。月刊。翌年5月改在上海出版，至第10期被禁停刊。秋桐(章士钊)主编，陈独秀、杨永泰等协办。撰稿人有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高一涵、胡适、易白沙，吴稚晖，杨昌济等人。

《甲寅》创办人章士钊1912年自英伦归国，他的最大理想，就是在中国办一份类似英国《旁观者》 （《Spectator》）那样的以政论为主的综合杂志，其理想读者，当然也是仿效英法“高级报纸”的销售对象：知识分子、议员和商业界人士。

《甲寅》之前的尝试是《独立周报》，章士钊坚持“不党”的立场，希望可以靠广告收入维持，并重金聘请撰述员，他不愿《独立周报》成为一份党派刊物。

中国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以及其后袁世凯的舆论钳制和大肆追捕，迫使大批反袁的知识精英或隐居沪上，或东渡日本。1914年5月10日，孤桐（章士钊）主编的《甲寅》一卷一号出版于日本东京，四期后因故停刊半年，次年5月在上海恢复出版，至十期被禁为止。

《甲寅》出版时间不长，期数不多，影响却非常大。1915年，一位读者致信章士钊，称“国内日报虽多，然足引起人之注意者殊少。不足当呼者之目，以鄙人之私意测之，其足当此者，惟足下所撰之贵杂志，及梁启超所撰之《大中华》杂志”。《大中华》是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机关刊物，而《甲寅》的编者利用自身的人际、地缘关系，作者多为同盟会员或湖南省同乡，随着杂志影响力的增大，新的作者不断加入，使《甲寅》转变成一份知识界的公共刊物。不断有读者来信，称赞《甲寅》是唯一不受政府或某一政党控制的论坛。

《甲寅》的凝聚力量来自于反袁的共同政治立场与主编章士钊“有容”、“尚异”的调和主张。准确地说，《甲寅》是一个过渡的平台，在1914～1915年间为知识精英的重新整合和边缘知识分子的崛起提供了适合的空间。

《甲寅》作者群具备三个特点：一是包容性，作者中既有同盟会系的陈独秀、吴稚晖、张继，也有进步党系统的张东荪、黄远生，青年作者中也既有北洋法政系的李大钊、郁嶷、白坚武，也有研究系的李剑农、周鲠生，还有无党派的胡适、皮宗石等；二是精英性，这部分知识分子接受过完整的新式教育，多数有留学经历，并与民初舆论界有密切的关系；三是边缘性，作者群中虽不乏吴稚晖、蒋智由、张继等党派知名人士，但主要还是由在民初政坛处于边缘地位或崭露头角的独立知识分子构成。

考察一下这些作者在《甲寅》停刊后的去向，《甲寅》作者群的意义就更为明显了。章士钊、陈独秀、吴稚晖、杨昌济、李大钊、高一涵、胡适、易白沙、李寅恭、刘叔雅都成为《新青年》的重要作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任教于北京大学和国内其他大学。《甲寅》核心作者群可谓尽一时之选，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占据着中原地区文化圈的核心位置。

更重要的是，《甲寅》之前的政论杂志，大抵只是多篇论文的结集，编者、作者、读者之间，很少互动的空间。而《甲寅》创刊号确立了“本志既为公共舆论机关，通讯一门，最所置重，务使全国之意见，皆得如其量以发表之”的宗旨。《甲寅》能吸引那么多之前藉藉无名的边缘知识分子，跟它降低发言门槛，从而使讨论全面而深入地开展有极大的关系。

陈独秀本是章士钊的副手，1915年，他自创了《新青年》（后改名《新青年》），因此《新青年》的编辑模式，几乎就是《甲寅》的翻版。当时不少读者即将《新青年》视为《甲寅》的延续与替代。不仅因为二者立场相似，还由于作者群有很大的重合，而对于“通讯”的注重，讨论方式的开放，更是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不妨说，《甲寅》正是《新青年》的滥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