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博文（原名：阿瑟·克莱曼，英文名：Arthur Kleinman），1941年生于纽约，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和斯坦福医学院，是医学人类学家，知名学者，美国医学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士、美国科学院医药学部的终身委员、世界卫生组织（WHO）顾问。

1968年，凯博文在中国台湾地区开展田野调查；次年，凯博文在美国海军研究所工作，研究兴趣是麻风病和肺结核。1974年，凯博文在哈佛大学首次开设该校医学人类学课程。1978年，凯博文随美国医生访问团来到北京。1979年，凯博文应美国政府要求，加入了美国学者高级访华团并且是其中最年轻的队员；次年，凯博文携夫人来到了湖南长沙，在湖南医学院“开始专门研究那时在中国被称为‘神经衰弱’的问题”。2015年3月17日，凯博文在清华大学熊知行楼主讲《人类学视野下的精神健康问题》。3月17日，凯博文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人类学和全球健康视野下的精神健康问题”的讲座。2016年5月26日，凯博文应邀来广州市在中山大学举办专题讲座。2017年7月，凯博文应邀来广州参加“慈元堂健康沙龙”。2022年9月22日，凯博文在江苏产研院/长三角国创中心举办的“海外院士十二讲”系列活动中进行了题为“照护在当代的重要性”的线上演讲。2024年6月20日，凯博文在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为师生带来一场题为《The Extraordinary Importance of Care in Our Times》的学术报告。

凯博文曾获得美国人类学最高奖博厄斯奖、世界精神卫生联合会杰出公民奖、美国精神医学学会杰出终身会员。1980年，凯博文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医学人类学勋章。

凯博文出生在一个犹太富裕家庭，父母在凯博文一岁时便离异了，照顾凯博文的是开肥皂厂的外公。凯博文经常与人打架。琼在生病前，承担着照护工作。照护丈夫、孩子，还有是婆婆，照护家庭琐事，照护周围的人际关系。

21岁时，凯博文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历史本科学位；随后转学医学，25岁凯博文获得斯坦福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当实习医生。33岁，在凯博文当住院医生同时，获得哈佛大学社会人类学硕士学位，35岁凯博文成为麻省总医院精神病研究基金会博士后。

1968年，凯博文在中国台湾地区开展田野调查，进行跨人类学、医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出版专著《文化语境中的患病者与愈疗者》。1969年，凯博文开始学习中文，在美国时也和妻子把家布置成中式，朋友中有不少是讲中文的华裔。1974年，凯博文在哈佛大学首次开设该校医学人类学课程。1978年，凯博文随美国医生访问团来到北京，受到卫生部部长接见，并开始了他的参观访问。这也是中美建交以后，第一个到访的美国医生团体。1979年，凯博文应美国政府要求，加入了美国学者高级访华团并且是其中最年轻的队员；次年，凯博文携夫人来到了湖南长沙，在湖南医学院“开始专门研究那时在中国被称为‘神经衰弱"的问题”，改变了中国精神病学研究进程，出版了《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

1982年，凯博文创办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博士点。2015年3月17日，凯博文在清华大学熊知行楼主讲《人类学视野下的精神健康问题》。同日，凯博文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人类学和全球健康视野下的精神健康问题”的讲座。

2016年5月26日，凯博文应邀来广州市在中山大学举办题为“对社会的激情——我们如何思考社会的苦难”的讲座。2017年7月，凯博文应邀来广州参加“慈元堂健康沙龙”，讲述了新研究项目——“全球老年人养老与照护”。2022年9月22日，凯博文在江苏产研院/长三角国创中心举办的“海外院士十二讲”系列活动中进行了题为“照护在当代的重要性”的线上演讲。

2024年6月20日，凯博文在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为师生带来一场题为《The Extraordinary Importance of Care in Our Times》的学术报告。凯博文以《The Soul of Care》一书开篇，结合个人经历向大家介绍了照护的基本内涵，并对照护的层面、本质和核心任务展开讲解。接着，凯博文分析了照护面临的社会挑战以及在医疗和保健中存在的3个悖论，并从教育、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三个维度给出解决方案。最后，凯博文介绍了哈佛大学与中国高校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情况，呼吁中国的学者积极参与到促进全球健康照护的研究和行动中，并期待与东南大学加强合作交流。

妻子汉学家琼，被诊断为阿尔兹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症）。2011年，琼病逝。

凯博文在第一本民族志著作《文化语境下的病人与医生》中提出了跨文化医学比较研究的一些基本理论，特别是提出了“躯体化”理论。在《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中，凯博文进一步发展了“躯体化”理论，提出了“道德主体”概念。在随后的学术工作中，凯博文集中于对“社会苦难”和“道德经验”的理论探讨，尤其在《道德的重量》一书中。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及个人的经历，使凯博文越来越关注照护问题。《对社会的激情》和《照护》两本书展现了凯博文的思考，其中呈现出凯博文对现代社会科学价值中立原则的批判，以及寻求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的努力。对社会苦难的主动介入和照护，正是这种新社会科学的应有之义。

凯博文在中国台湾经历了巨大的文化震荡，私下做了深入的田野研究，1970年凯博文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读了大量相关文献，并获得了人类学硕士学位。凯博文自己在中国台湾的所见与波士顿的医学状况作了比较研究，最后形成他的第一部专著《文化语境下的病人与医生：一项跨越人类学、医学与精神医学的研究》（Kleinman 1980，以下简称《文化语境下的病人与医生》）。这部书对台湾的西医、中医、巫医都做了全面的研究，首次系统阐发了凯博文的一些基本理论关切。

凯博文区分了“病痛”（disease）与“疾病”（illness）两个概念：医学人类学的一个关键原则是对病（sickness）的两个方面的区分：病痛与疾病。病痛，指的是生物学和（或）心理机能的紊乱，而疾病指的是病痛的社会心理体验与意义。通过这种对概念的区分，凯博文使自己区别于完全相对主义的人类学家和唯科学主义的医学家。首先，凯博文承认具有普遍生物意义的病痛，是切实发生的痛苦，每个人都会感受到，而且也会实实在在地影响每个人的生活，医学实践当然首先要面对生理层面的这些疾痛。但是，社会和文化的因素会影响人们对病痛的理解、反应和处理。因而，从病痛建构疾病，是卫生体系的核心功能，也是治疗的第一步。即，疾病包含了对病痛的反应，试图为它提供一种有意义的形式、解释以及控制。对病痛、疾病的概念区分，不仅贯穿于凯博文以后的研究中，而且成了医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凯博文夫妇已经开始了在长沙市的田野研究，其成果最后形成了《苦痛与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病痛》（凯博文 2008年）一书。此书延续了《文化语境下的病人与医生》当中的许多基本问题，但从文化比较推进到了社会分析，讨论集中和深入，写作也纯熟和圆融，成为当代医学人类学的经典之作。

凯博文在躯体化过程中发现了“躯体化记忆”的概念。有意识的言词可能已经忘记或无法描述历史中的苦痛与灾难，但深深刻在身体上的疾病，本身就构成一种历史记忆，向自我和他人提醒那段历史和其中的经历。所以，病痛的含义既是生理的，也是社会的。再由身体调节到社会现实的鲜活体验中，这就是一座象征的桥梁，一个社会—躯体网络，它把失败与头疼、愤怒与头晕、损失和去道德化与疲惫联系在一起。

凯博文对躯体化作了更广泛的讨论。躯体化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在中国语境下遭到污名化的精神疾病被理解为躯体疾病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对躯体疾病的各种理解方式。它涉及人们在社会环境中对自己躯体之正常与不正常，以及各种复杂细微之身体经验的理解，而且“躯体化”不仅是对普遍病痛的文化描述，还会对病痛的发展具有潜在影响。

以对中国医学的人类学研究为起点，深入思考与医学相关的哲学、文化、社会等问题，时刻关注世界医学的各种动向，最终影响医学实践，是凯博文在这50多年中的主要工作。而这些工作使凯博文为医学研究和实践带入文化和社会视角，使因后现代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冲击而既失去理论野心也丧失社会价值、持续低迷的人类学界保留了医学人类学这个富有理论生机的飞地，为中国研究带来了与众不同的视角和深度，这是凯博文开创“医学人类学”这一学科的重要意义。

凯博文在医学人类学、文化精神病学、全球健康、社会医学和医学人文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通过凯博文关于病痛的文化阐释，强调病痛与疾病的区别，病痛具有社会性，它影响社会大众的言语和非言语的沟通，并教人们懂得学会接受痛苦。运用凯博文的病痛经验理论，确定医患的解释模式，发现病痛总是在特定的生活中具体呈现，与特定的生活环境不可分割。总之，对病痛意义的研究有助于病人、家属和医护人员更好地认识人生存的境况。

凯博文出版个人专著6部、31部编著以及大量期刊文章。凯博文先生于文革之后来到中国，在湖南湘雅医学院从事抑郁症研究，之后参与大批中国精神科及人类学青年学者的培养工作，业已被翻译中文并出版的学术著作包括：《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道德的重量》（What Really Matters）；《疾痛的故事》（The Illness Narratives）；《全球药物》(Global Pharmaceuticals)。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