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军化学部第“516”部队，又称齐齐哈尔研究所、“满洲”第五一六部队，是于1939年成立的专门从事化学武器的研制和训练的部队，隶属于关东军司令部。

1931年，日本军控制中国东北以后，伪满洲国成为日本化学战项目的中心。1933年，日本习志野军校的一名军官被派到长春市的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任务是监督关东军各个部队的化学武器试验。1937年，关东军最高司令部在齐齐哈尔市建立了关东军技术部。1939年5月11日，关东军技术部化学兵器班独立，称为关东军化学部，并于当年8月在中国东北设立了派出机构，称为齐齐哈尔研究所，又名516部队。在日本国内，516部队又称为日本陆军化学研究所，直属日军参谋本部。日本战败投降前夕，为避免罪恶泄露，曾下令将“516”部队存放的毒弹掩埋，并将与之相关的文件进行销毁，以隐匿罪责，逃脱惩罚。516部队下设五个课，即总务课；第一课：负责毒气探测和毒物合成；第二课：负责毒气防护研究；第三课：负责毒气治疗研究；第四课：负责化学剂研究。

516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疯狂实施活人毒气实验与实战演习，残害中国军民是一支披着科学研究外衣，专门从事杀戮中国人民的恶魔部队。日本投降前将库存化学武器就地掩埋处理，从而造成在齐齐哈尔市不断发现日本化学武器的伤害事件。“516”毒气部队遗址记录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也带给人们更深层次的思考。2022年8月15日，侵华日军第五一六部队成员名册首被公开。

516部队原名日本陆军化学研究所，隶属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1939年5月从沈阳日本关东军化学部改换名称，称为齐齐哈尔研究所，移驻齐齐哈尔市东郊1941年，关东军总司令下令全军所有部队及机关都以番号命名，称“516”部队。在日本国内，516部队又称为日本陆军化学研究所，直属日军参谋本部。

化学武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大量使用，曾经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日本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得到了欧洲主要国家拥有和使用了化学武器的情报，立即成立了“毒气调查委员会”，负责了解国外化学武器的技术状况，并提出日本进行化学战准备的方案。1919年4月，陆军省派遣以久村种树为首的考察团赴欧洲，了解欧战中使用化学武器的具体情况。1924年4月，久村等考察回国，强烈建议发展毒气武器。考虑到化学毒气武器在战场上强大的杀伤力，国际社会逐渐联合禁止其在战场上使用。1925年6月17日，美、英、法、德、意、日等38个国家在日内瓦签订了《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简称“日内瓦议定书”），规定缔约国之间禁止使用化学毒气武器或者类似化学毒气武器。但此后，日本仍公然违背条约规定，进行扩大毒气武器的研制和试验工作。1927年7月，日本陆军将大久野岛上的居民强制迁出，将其圈定为毒气工厂。1929年5月19日，工厂举行了开厂仪式，两年后大久野岛工厂开始大批量毒剂生产。这一时期，日本海军和空军也先后加入了化学武器的研制。

到1933年，日本陆军成立了专门训练从事化学战的学校—陆军习志野学校。该学校极端秘密，负责培训日本军队中专业的化学战部队成员，也负责训练普通部队中的化学战参谋。由于日本政府对化学武器的提倡，每年给予巨额补助金，很快使日本成为二战时期拥有化学武器最多的国家。

1937年7月27日，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以天皇氏名义下达了在日本陆军中设置化学部队的命令（临参命第65号）。同年，日本陆军将研究和改进的化学武器加以制式化，正式列为装备军队的武器。1937年8月在齐齐哈尔市设立关东军技术部化学兵器班。1939年8月技术部预谋迁址到伪满洲国新京（今长春市），化学兵器班剥离并直属于关东军司令部，改称关东军化学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516毒气部队与731细菌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联合进行了人体毒气实验。这两支部队在731细菌部队的毒气实验室里以活人为实验品进行了50多次的毒气实验，在野外也使用活人进行了大量的毒气实验。日本战败投降前夕，这两支部队互相配合屠杀“马路大”。 

1945年8月8日，苏联出兵中国东北。面对苏联远东军的突然攻击，日军大溃败。日本投降前日军大本营下令。“731”“100”及“516”等生物、化学战部队撤退前，必须全面销毁在东北境内一切有关的设施与罪证。“516”部队除以化钾大部分将“马路大”毒死外，根本来不及破坏其他实验设施。日军调派驻齐齐哈尔市的航空队对“516”部队驻地加以轰炸，以完全湮灭罪证。由于化学弹头众多，极难处理，于是他们就将毒气弹、毒气简等就地掩埋，或者抛入江中，并焚毁全部文件，炸毁、焚毁营房设施，中国东北三省成为遗弃日遗化武的重灾区。

516部队总部设在齐齐哈尔，共设5个课，相关建置如下：

1939年，516部队在佳木斯市建立了一座挂有“三井花园”牌子的秘密研究所——“三岛物理化学研究所”（因该研究所由日本人大岛福岛掌管，受伪三江省警务厅特务科长兼三江地方局理事官岛村三郎所辖，故名三岛），从事毒剂、细菌的实验，并为516、731部队提供实验对象，其带有监狱性质。在建立516毒气部队的同时，还相应地建立了一支附属516部队的526部队，即迫击炮第3联队。该部队亦设在火车站东，在516部队北500米左右（现铁锋区曙光大街自建五胡同内），部队长是明石大佐。1940年，该部队的一部分移驻富拉尔基区，从事毒气试验。

516部队的250名成员大部分是技术军官，曾在日本习志野学校培训过。从1939到1945年，先后6名高级将校担任516部队的指挥官，如下图所示：

关东军陆军化学研究所研制的毒剂除了运用撒、放的形式之外，最主要的是将其装添到炮弹中，利用94式、96式或其他火炮的发射推力，将其抛射到敌方阵地上，通过炮弹落地爆炸的作用，使毒剂和弹片向四周散布，达到两种杀伤目的，即一是通过弹片爆炸达到瞬间杀伤敌方的目的；二是运用毒剂的扩散作用，使敌方未受到伤、亡的战斗力受到毒气（剂）的杀伤，短期内丧失战斗力，长期则造成严重的后遗症，且使受到杀伤的战斗力因受到感染而加速死亡。

516部队研制的化学武器，首先由位于齐齐哈尔市北大营的“满洲”416部队（即关东军迫击炮第三联队）使用，他们先后于牡丹江市、海拉尔、北安、克山、富拉尔基等地向中国居民施放毒气，以观察毒气使用效果。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在长达8年的战争时期，日军的化学战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使用化学武器的地点遍及中国大陆的18个省、区，用毒2000余次，造成中国军民达10万人中毒，死亡人数达6000人以上。516部队还在佳木斯设立了一个附属支队——三岛理化研究所，进行化学武器的试验。

516部队研制的化学武器，除了供给华北、华中地区、华南派遣军使用之外，还为日后拟对苏联发动的全面战争进行战略储备，而且在日本关东军对苏联红军的张鼓峰战斗和对苏蒙联军的诺门坎战斗中都使用了化学武器。

516部队与731部队联手进行人体毒气实验，主要是因为731部队可以提供人体实验材料———“马路大”。731部队对“马路大”进行了细菌实验之后，“马路大”的身体机能已经遭到严重损坏，尤其是731部队吉村班在冻伤实验中使用过的“马路大”，再加上毒气实验，如此可以将“马路大”利用到极致。人体毒气实验以516部队为主，731部队只是提供“实验室”或“马路大”等，按其实验的场所可区分为：实验室里的人体毒气实验和野外的人体毒气实验。516部队伙同731部队在731部队的毒气实验室里用活人进行毒气实验，有50多次，其目的是为了检验毒气对人的杀伤性能、杀伤及致死浓度等效能。为了研究在实战环境下如何有效使用毒气，516部队与731部队合作在野外实施了大量的人体毒气实验。这不仅造成了被实验人员———“马路大”的死亡，而且还因毒气的扩散对当地中国居民和周边生态环境产生了毒害。

如1942年春，516部队与731部队组成的实验队在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区郊区的草原上，进行了为期3天的氢氰酸与氧氯化碳对比的人体实验，使用了中国俘虏100人左右。每次实验将2至3名俘虏编为一组放置在4个堡内，其身上都放置了电极，连接心电图进行监测。由戴着防毒面具、穿着防毒服的实验人员向碉堡内投入茶弹（氢酸），或者将充气钢瓶的窒息性光气输入碉堡内，以观察碉堡内俘虏的反应，直到这些俘虏死亡。为确认俘虏是否完全死亡，实验人员戴上防毒面具、穿上防毒服，手持检测试纸接近碉堡，检查碉堡内残留毒气的浓度。实验结束后，死亡的俘虏就地被解剖，以观察其生理变化；未死亡的俘虏，将再次用作毒气实验。

以活人为实验品进行毒气实验和演习。516部队以及附属部队，在海拉尔区、扎兰屯市、富拉尔基区、碾子山区等地多次进行过毒气秘密实验，致使许多无辜的中国百姓惨遭毒害。1940年9月，516部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撒播30吨氢氰酸毒剂，氢氰酸随风掺杂在空气中，然后进行实验检测。经检测，2公里之内所有的动物均被毒死，4公里以内的马匹被毒死。1942年8月，516部队联合日本第六陆军技术研究所在海拉尔附近再次进行氢氰酸放射实验，共放射了15吨的氢氰酸，导致6公里以内的鸽子均死亡。像这样的毒气实验，516部队在侵华战争期间是经常进行的。据曾在516部队服役的渡边国义、飞松五男、齐滕美夫等战犯供述，类似这样的毒气实验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面积进行。

516部队研制的化学武器，除了供给华北、华中地区、华南派遣军使用外，还为日后拟对苏联发动的全面战争进行战略储备。日军攻打菲律宾和在冲绳县同美国军队作战时也都秘密使用过516部队研制的化学武器。由于化学武器比常规武器具有较强的杀伤力，日本为了扩大战果，先后在中原地区东北又成立了几支化学武器部队（毒气部队）以日军516部队为首的化学武器部队，配合关东军镇压抗日的中国军民，并对使用常规武器、装备简陋的东北抗日军队和普通民众多次使用了化学武器（毒气弹），其罪恶行径令人发指。从1937年开始，日军在中国内地实施的化学战共计2000余次，造成中国军民直接中毒伤亡近10万人，严重削弱了中国抗日军民的战斗力。

据载，日本投降时516部队存放毒气弹20万发左右。此外还有大量存有化学毒剂的钢瓶。在1945年8月13日，即在日本即将宣布投降前夕，516部队接到将一切文件资料和化学毒剂销毁或隐匿的命令。根据这个命令，该部队把化学武器运到附近的嫩江大桥上，全部投入江中。日本战败后，日军将大量的毒剂和毒气弹就地掩埋，这些埋藏于地下的化学武器至今仍然威胁着齐齐哈尔市地区居民的安全，使战争的伤害一直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各地发生多起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伤人事件，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从1950年到2008年，仅在齐齐哈尔地区就发现大量遗留的化学武器，发生多起伤人事件，并造成多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尤以2003年8月4日发生的毒气泄露事件，危害最为严重。

据《齐齐哈尔志稿·军事志》记载，日本投降时“516”部队存放毒气弹20万发左右。此外还有大量存有化学毒剂的钢瓶。据原“516”部队队员高桥正治和若生重作回忆，在1945年8月13日，即在日本即将宣布投降前夕，516部队接到将一切文件资料和化学毒剂销毁或隐匿的命令。根据这个命令，该部队把化学武器运到附近的嫩江大桥上，全部投入江中。日本战败后，日军将大量的毒剂和毒气弹就地掩埋，这些埋藏于地下的化学武器至今仍然威胁着齐齐哈尔市地区居民的安全，使战争的伤害一直延续至今。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各地发生多起日本遗留的化学武器伤人事件，引起国人的广泛关注。从1950年到2008年，仅在齐齐哈尔地区就发现大量遗留的化学武器，发生多起伤人事件，并造成多人死亡和数十人受伤。尤以2003年8月4日发生的毒气泄露事件，危害最为严重。

2003年8月4日，在齐齐哈尔市一个小区工地上，工人发现4桶侵华日军遗弃毒剂，并发生泄露事件，导致中国43名公民受害（包括4名儿童），其中8人病重，1人死亡。这次事件由于受伤人数较多、伤害较大而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被称之为“8·4事件”。

其后，又陆续在齐齐哈尔市挖掘出大量毒气弹，给当地居民健康与安全带来大量隐患与威胁。2004年5月23日，齐齐哈尔市昂昂溪区头站村，一名村民在挖地窖时发现52枚毒气弹。头站村周围已累计挖出269枚毒气弹。2004年5月24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花园小区建筑工地在挖掘过程中发现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并发生泄漏，造成约有8人芥子气中毒。2007年5月4日，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居民用锄头开垦荒地时，刨出两枚侵华日军遗留的芥子气毒气弹，也称“75”式化学弹，由于处置及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因日本在战前签署了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的各种国际公约，所以在战争过程中和投降后一直对使用毒气一事百般抵赖，然而，事实胜于雄辩，随着大量证据的发现，日本政府才不得不承认在战争中曾使用过各种毒瓦斯。当年参加过侵华战争的部分日军官兵，也被唤醒了良知，专程来华表示忏悔和赎罪。如屋芳雄在日本山形县放送局记者陪同下来认罪忏悔。土屋芳雄1933年至1945年一直在齐齐哈尔市宪兵队从事镇压齐齐哈尔爱国人士的罪恶活动，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日本投降后，作为战犯被关押在苏联，1950年移至抚顺战犯收容所，由于认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也认清了自己的罪行，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宽大处理，被释放回国后从事农业生产，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曾有《我已堕入地狱》《一个宪兵的记录》等回忆录，作为对那场不义之战的忏悔。

1995年7月24日，日军老兵金子时二踏上了谢罪之旅，77岁的金子时二以难以摆脱的负罪心理，来寻找当年日本毒气部队遗址，披露日本化学武器的罪恶点，免得贻害后世，获得心灵的解脱。金子时二是当年侵华日军“526”部队的士兵。1939年、1940年在齐齐哈尔市服役。1940年随日军部队转移到富拉尔基区。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7月25日至7月26日，金子时二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在富拉尔基站附近，寻找当年“526”部队遗迹，并指出埋藏200个毒气罐的地点。7月末的一天，金子时二根据50年前的记忆，画出当年侵华化学武器部队“516”驻地及实验场地方位图。经过一番查访和辨认，确认了“516”部队当年的位置（今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侵华日军“516”化学毒气部队旧址”）。

虽然有如上述的日本人前来赎罪、调查，但均属民间行为，日本政府对此依然无动于衷，没有派人来齐齐哈尔市进行调查或提供线索。此事一日不解决，笼罩在齐齐哈尔人民头顶上的阴云，埋藏在齐齐哈尔人民脚下的隐患将一日不会消失。1992年2月，在联合国讨论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中国就日本在中国国内遗弃的200万发毒弹，要求按照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有关条约规定，当事国应妥善处理遗弃在他国土地上的有毒化学武器。中国政府自1990年以来曾先后6次向日本政府提出关于处理废毒弹，进行赔偿的照会，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解决的承诺。但是不管怎样，日本政府应该也必须正视现实，妥善处置这些遗毒，并对受害者和家属进行赔偿。

1992年2月，在联合国讨论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中国就日本在中国国内遗弃的200万发毒弹，要求按照联合国1971年通过的有关条约规定，当事国应妥善处理遗弃在他国土地上的有毒化学武器。中国政府自1990年以来曾先后6次向日本政府提出关于处理废毒弹，进行赔偿的照会，但始终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解决的承诺。 

对于“8-4”事件，中国外交部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对待这一问题日方应根据中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精神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规定，履行应尽的政治、道义责任和法律义务。日方应加快有关工作进度，早日彻底解决日军遗弃在华化武问题。日本政府承认齐齐哈尔市毒气伤人事件，系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所致。在中方的协助下，对发现的化学武器进行了妥善的处理。中日双方专家对5个毒剂桶的鉴定表明；5个毒剂桶与日军侵华时期的毒气桶基本一致，为芥子毒气毒剂桶。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使用的化学武器，60多年后仍然在严重的伤害着中国人民，日本化学武器造成的罪恶，还远远没有肃清。“8-4”齐齐哈尔毒气事件的受害者委托中日双方律师，提起对日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责任，向中国受害者谢罪和赔偿。至2005年7月末，历时两年的诉讼，日本政府对日军侵华遗留毒气弹并伤害当地无辜群众事件，一直没有认错和赔偿，只是给了部分慰问金。2007年1月，受害者及家属再次向日本东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给予14.3亿日元的国家补偿，用于受害者的长期治疗，但东京高等法院只承认化学毒剂伤人事实，以因不清楚具体遗弃地点而无法采取措施避免事件发生为由，于2012年9月2日驳回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国家赔偿的诉讼要求。

日军于战败后对化学武器的“处理”方式之一，是将部分化学武器运至江河之中。相关资料显示，仅是东北地区，蒙受其害的河川计有嫩江、牡丹江市、松花江、黑龙江省等。其“处理”方式之二，是将大量化学武器四处（如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等）掩埋，或弃置于山野之中，造成了东北各大江、河及自然环境生态受到长期污染的严重威胁。

根据日本政府自己调查，被遗弃在中国大陆的化学武器，目前保守估计至少有200万发以上，其中又以东北地区为最。由于年代已久，这些化学弹（战剂）因腐蚀而开始发生毒气外泄现象。据媒体报道，至今已经发生日军遗留化武泄露事故多起，至少造成数百人死亡。更为严重的是，直至目前，日本政府对于所遗留于中国的毒气弹善后问题，仍未积极主动地拿出解决办法，已逐渐引发受害人诉讼。1996年12月9日，13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毒气弹受害人，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控诉：日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遗留在黑龙江省的大量毒气弹，使他们在进行道路施工时不仅自己受到漏出毒气的伤害，就连他们家人也有人因此死亡，受害人数非常多。这些受害者说，日本政府明知这些毒气弹非常危险，却置之不管，日本政府应该为此负责，因此要求其赔偿2亿日元。

日军516化学战部队的所作所为，不但直接促使美、苏等国战后对其研究成果的争夺，更间接地产生了无可弥补的边际效应，引发一些野心国家效尤。保守估计，如今至少有20个国家先后秘密拥有化武。化武如此无止境扩散，祸害世界甚大。

首先是美国为了称霸世界，滥用生化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拥有生化武器的国家之一，但鉴于无法使用活人进行实验，故在对生化武器方面了解层面不如日本深入。因此，对于关东军的生化战部队（731、100及516等部队）的研究成果极为重视。为取得相关实验资料，美国不惜与苏联等盟国发生冲突，坚决不起诉这些生化战部队战犯。甚至回避苏联的引渡要求，还偷偷将石井四郎等重要细菌战战犯送往美国生化战本部，藉以协助美国军队开发更新型、更先进的生化战剂，使其生化战技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美国都惨无人道地使用过生化剂（如橙剂等），给朝鲜、韩国和越南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成了莫大的甚至是永久的灾难。

学者关庆凡、崔建伟认为：“516”部队是侵华日军专门从事化学武器研究、试验的部队，它与“731”部队并称为“恶魔兄弟”。它在中原地区东北地区疯狂实施活人毒气实验与实战演习，残害中国军民，其反人道、反国际法的罪行令人发指。弄清他们的罪恶行径，对总结历史教训，凝聚忧患意识，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功用不可小视。

学者王大为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公然使用生物和化学武器，在齐齐哈尔市设立了“516”化学毒气部队，杀害中国军民，是震惊世界的历史罪恶。

学者王宇、王天蛟认为：516毒气部队与731细菌部队罪恶地勾结在一起，共同实施了人体毒气实验和屠杀“马路大”的犯罪活动，其罪行令人发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的交战国中，日本是唯一在战场上使用毒气武器和细菌武器的国家，违反国际联盟于1925年6月17日在日内瓦达成的《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践踏了人道主义的原则，亵渎了人类文明的准则，暗淡了人类理性的光芒。

516部队遗址位于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南浦路与曙光大街交汇处东北侧，处于城区的东南郊。遗址总占地面积五万余平方米，大部分建筑已遭到破坏，目前，东侧存有一处东西走向的九间大小的单层平房，西侧存有一处高约二十五米的方形束身烟囱，南侧存有一处石头所砌成的圆柱体碉堡。该遗址于2005年1月31日被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后文保部门划定了保护范围，并于2009年进行了挂牌保护。2019年10月16日，侵华日军第516部队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22年8月15日，在“8·15”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77周年之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向社会公布了《关东军化学部留守名簿》，其中包含这个部队414名成员的真实姓名和个人信息。这是中国首次公开关东军化学部成员信息，为开展日本化学战历史及战后影响研究提供了史料支持。

2024年5月4日，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一批新档案，名为七三一部队本部《身上申告书》，记录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2名731部队队员的详细信息。档案共69页，包括姓名、籍贯、战争结束时的职务名称、所属部队、履历、从战争结束时到西伯利亚地区扣留过程中接受医疗救治情况等内容，是研究731部队规模形制、人员流转、协同犯罪、战后轨迹和战争责任的关键证据。专家认为，这是研究731部队的重要一手史料，对于深化日本细菌战研究意义重大。

并且，研究证实731部队与516部队存在人员流转情况。金士成说：“他们分别是日本实施细菌战和化学战的大本营。此次发现队员平川义人在1945年从516部队调入731部队，这说明他们的合作非常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