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沙·霍伦斯坦（1898.5.6-1973.4.2），乌克兰犹太指挥家，后入美国籍。生于乌克兰首都基辅，母亲是奥地利人。1911年移民维也纳。1916年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就读。按照他的资历本应属于商业化唱片大圈子里的主流，但最后却沦落为“无家可归”的大师，应该说这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上世纪20年代起他就是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的副手，纳粹上台后这个出生在基辅的犹太大师出走法国，辗转苏联、巴勒斯坦等地，最后才到了归宿美国。

生于乌克兰首都基辅，母亲是奥地利人。1911年移民维也纳。1916年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就读

最初是个作曲家兼小提琴家，霍伦斯坦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指挥。1916年起就读于维也纳音乐学院，1920年来到柏林。首场演出在1922年，他与维也纳交响乐团合作，曲目包括马勒的第一交响曲，这部作品的诠释直到指挥家去世后的十几年仍然具有争议性。他在柏林也与合唱队总指挥Siegfried Ochs一起工作，并成为其助手。

霍伦斯坦的合唱指挥吸引了1922年新上任的柏林爱乐乐团掌门人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他们的合作不仅对霍伦斯坦今后的职业生涯意义重大，而且对他的指挥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1927年富特文革勒指派霍伦斯坦在法兰克福ISCM节期间给乐队进行演出排练。演出曲目有尼尔森的第五交响曲和贝拉·巴托克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这次音乐会，和其它20年代后期柏林爱乐的演出一道，为霍伦斯坦日后的一些先入之见埋下了早期的根源。在柏林他指挥了马勒第五和安东·布鲁克纳第九，还有Karol Rathaus, Max Butting, Kurt Weill和阿兰·伯格的新作

28到29年间他录制了自己的首批唱片：在慕尼黑，他与Heinrich Rehkemper合作灌录了马勒的《亡儿之歌》——这也是这部作品的首次录音；与柏林爱乐乐团录制了布鲁克纳的第七，弗朗茨·海顿的惊愕，弗朗茨·舒伯特的第五，两首沃尔夫冈·莫扎特的序曲，还有阿诺尔德·勋伯格的两首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众赞歌前奏曲的改编曲（作于1922年，这里也是该作的首次录音）。从这些演出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位年轻的指挥家对恢宏的长篇结构具有惊人的掌控能力；管弦乐的音响清澈透明而又不失细节与重点，这成了他日后的显着特征。

富特文革勒的保荐帮助他赢得了杜塞尔多夫歌剧院首席指挥的职务，随后他又被提升为音乐总监——这也是他仅有的终生任职。1933年3月因受到纳粹对当权犹太人的排挤他被迫离开德国。而事实上从在杜塞尔多夫足球俱乐部任职伊始他就一直受到不友好的对待。他在常规曲目中加入了许多当时的新作，包括值得纪念的1930年杜塞尔多夫版伯格的《沃采克》，1931年莱奥什·亚纳切克的《死屋》，再加上他个人那时对标准曲目的处理方式，在当时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的煽风点火下，给他带来的是媒体充满敌意的尖刻评论。

在这般情况下，继1929年和1930年分别走访法国和俄罗斯之后，霍伦斯坦与1933年迁往巴黎，从那里他开始了在华沙，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任客席的指挥生涯。在那儿他进一步提升由Oscar Fried和马勒本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奠定的作曲家在俄国的崇高威望。他也和热衷于马勒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建立了私人友谊。

他的足迹也遍及到了巴勒斯坦，1938年他主动承担带领巴勒斯坦交响乐团（现为以色列爱乐）整年演出季的工作。也是因为这一破天荒的巧合霍伦斯坦成了在历史事件将瓦格纳驱逐出门以前最后一位与此乐团合作演出这位德国伟大作曲家作品的指挥家。

1940年霍伦斯坦来到美国，起初执教于社科研究所(New School of Social Research)，该所所谓的“移民”音乐教研室因为集中了诸如塞尔，奥托·克伦佩勒，莱因斯朵夫，汉斯·艾斯勒，施托尔曼这批音乐家而声名显赫。尽管霍伦斯坦40年代初就成为了美国公民，他却很少在美国指挥。即便如此，当美国歌剧迷在参加2001年1月大都会歌剧院的布梭尼Doktor Faust的首演时，也不应该忘记霍伦斯坦早在1964年就在卡内基音乐厅指挥了这部作品的美国首演（由费舍尔-迪斯考唱主角）。

1967年他与安德烈·普利文（Andre Previn）共同指挥了伦敦交响乐团在佛罗里达的夏季节庆系列音乐会，同时他也指挥学生管弦乐团。1966年11月他与旧金山歌剧院合作上演了《费加罗的婚礼》和莱奥什·亚纳切克的《马克罗波洛斯案件》。1969年11月他又与斯托科夫斯基的美国交响乐团合作马勒第九。在1971年的一次与明尼苏达州交响乐队的音乐会上，指挥刚开始尼尔森的第五交响曲就因心脏病突发而当场昏倒。

1947年他返回法国继续欧洲的职业生涯。1948年他正好在以色列建国前夕出现在巴勒斯坦，1950年他指挥了马勒的《大地之歌》（巴黎最早的演出之一），紧接着为法国广播以音乐会的形式上演了《沃采克》的法国首演。1953年一个类似编排的莱奥什·亚纳切克的《死屋》反映了大师试图以这些自己的拿手曲目重现战前有过的辉煌。他在巴黎时代最重要的录音是1954年与EMI录制的LP。这张录有施特劳斯《变形曲》和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诗篇交响曲》这样怪癖曲目的LP在其发行当年即被授予了年度最佳唱片大奖

在从1952年Vox于维也纳制作了首批唱片直到1959年期间，指挥和维也纳交响以它自己的名称和其它一系列化名录制唱片；随后在巴黎是与科隆管弦乐团，班贝格管弦乐团；在巴登-巴登是与SWDR乐团。

霍伦斯坦的欧洲职业生涯随着同交响乐队和歌剧院的签约进一步扩展到了德国，意大利和英国。他与伦敦交响乐团的密切联系始于1956年，那时他接替了在南非巡演中病倒的约瑟夫·克利普斯（Joseph Krips）。他出人意料地返回德国也是因为一个最后关头的取消安排；在毫无准备和排练的情况下他指挥了RIAS乐团演出了阿诺尔德·勋伯格的《升华之夜》，受到观众的热烈欢呼和舆论的一致好评。可是在德国工作终究是意气不投，他也很少再回去过。

然而1959年在阿尔伯特音乐厅与伦敦交响合作的马勒第八那传奇般的演出确立了他在英国音乐界的崇高地位。音乐会非官方的海盗版唱片在市场中流传了将近40年，直到第一批英国广播公司传奇（BBC Legends）系列唱片正式问世。唱片以BBC早期卓越的立体声录制，好声超出任何人的想象。而音乐会本身也对促进1960-1961年作曲家百年诞辰纪念期间英美两国马勒音乐的复兴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那时候霍伦斯坦仍未签订什么主要的录音合同，但在他接下来的职业生涯中优秀唱片层出不穷——为美国《读者文摘》录制的权威的标准曲目，两张独立的EMI唱片，一张迪卡唱片，还有自1970年起为约翰·歌德史密斯（John Goldsmith）旗下的Unicorn唱片公司灌制的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唱片，包括与新爱乐的尼尔森第五，马勒第一和第三，一张与伦敦交响安德热·帕努夫尼克（Panufunik）和罗伯特·辛普森（Robert Simpson）的第三交响曲专辑，两张指挥家死后出版的唱片：1966年与斯德哥爱乐合作的马勒第六，1972年3月为丹麦广播制作的哥本哈根版尼尔森的《扫罗与大卫》。

霍伦斯坦过着漫游者般的生活，然而尽管没有属于自己的乐队，他却以马勒和安东·布鲁克纳的顶尖演绎者而着称于世。

雅沙·霍伦斯坦在英美两国的名声建立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在英国，从五十年代末期一直到他逝世的1973年期间的无数场公开演出奠定了他作为指挥大师的地位；而在美国，Vox公司1952年发行的他的首批唱片使他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录音先驱。美国听众通过这些早期的密纹唱片欣赏到了一位伟大指挥鼎盛时期的倾力之作，而霍伦斯坦本人也从一开始就被公认为是与崇尚旋律主义的布鲁诺·瓦尔特和具有严谨的纪念碑风格的奥托·克伦佩勒并驾齐驱的马勒与安东·布鲁克纳的演绎权威。

霍伦斯坦广泛的保留曲目在他的唱片中可略窥一二：除了他最为出名的马勒和布鲁克纳，还有阿诺尔德·勋伯格，贝拉·巴托克，莱奥什·亚纳切克，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当然还有沃尔夫冈·莫扎特，弗朗茨·海顿，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约翰内斯·勃拉姆斯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唯一的例外是尼尔森，1927年霍伦斯坦首次指挥尼尔森，随后便将他束之高阁，直到60年代后期才重新指挥他的作品。这也反映了指挥家早期所受重要的音乐影响和学徒时代的各种经历

在他的指挥生涯中始终如一，保持不变的不仅有从早期就已彰明较着的独具风格的特征，而他那种能对音乐中的细枝末节明察秋毫的可靠的直觉更是将他的整个指挥艺术风范提升到全新的境界。他在20年代与柏林爱乐乐团合作时就有了内在的对音响的向往，而若乾年后又能以超乎寻常的精确度将理想变为现实，重现音响的完美。他还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而不舍的精神。

我无从知晓在我们的时代是否还存在着另一位世界级的指挥家，既能拥有如此广泛的阅历，又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我之所以在他逝世后30几年仍将他形容为“我们的时代”，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对他的崇拜与怀念，或是他给我的鼓舞激励的缘故，更是因为我深深地体会到无论是普通的音乐爱好者还是专业的音乐工作者都能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