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勒（1860年7月7日-1911年5月18日），本名为古斯塔夫·马勒（外文名：Gustav Mahler），奥地利作曲家及指挥家，是浪漫主义晚期代表作曲家之一，也是德奥“传统派”作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一名作曲家，他充当了19世纪奥德传统与20世纪初现代主义之间的桥梁。马勒出生于波希米亚的卡里什特，浪漫主义晚期音乐的杰出代表。毕业于维也纳音乐学院，主要的创作领域是交响曲和艺术歌曲。

马勒是在德奥音乐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曲家，是处于古典音乐激烈变革时代的音乐巨匠，他的交响曲是古典音乐爱好者的“必修课”。1878年从维也纳音乐学院毕业后，他担任了歌剧中重要的指挥职务。1897年，他被任命为维也纳宫廷歌剧院( Hofoper )的总监。马勒一生创作了10部交响曲（第十交响曲未完成，其中有6部加入了人声）和56首艺术歌曲，他的艺术歌曲达到了继弗朗茨·舒伯特、罗伯特·舒曼和约翰内斯·勃拉姆斯之后的又一高峰。马勒的成功开始于1885在莱比锡市指挥的费利克斯·巴托尔迪清唱剧《圣·保罗》，他的代表作品有《巨人》《复活》和《大地之歌》等。

马勒在世时被公认为卓越的指挥家，在指挥艺术史上享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马勒曾用七首唐诗的德文版为歌词创作了《大地之歌》，这是马勒用交响曲形式为中国唐诗谱曲的典范代表，是东西方艺术的一次融合，这也拉近了马勒与中国观众的距离，也是西洋音乐史上绝无仅有的绝唱。

马勒，1860年7月7日出生于奥地利帝国波西米亚的卡里什特一个说德语的犹太人家庭，这个地方在今天捷克境内。马勒具有极佳的音乐天赋，4岁时便能在手风琴上奏出熟悉的曲子，10岁时便在剧院举行了钢琴演奏公演，1875年4月13日，他的弟弟海因里希·恩斯特（生于1862年3月18日）因长期患病而去世，这给他带来了痛苦的个人损失。马勒试图用音乐来表达他的感受：在朋友约瑟夫·施泰纳的帮助下，他开始创作一部歌剧《赫尔佐格·恩斯特·冯·施瓦本》（《斯瓦比亚的欧内斯特公爵》），以纪念他失去的兄弟。这部作品的音乐和歌词均已幸存。

1875年马勒进入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习钢琴、和声、作曲、指挥，同时攻读历史、哲学和音乐史。1878年马勒离开音乐学院，获得了文凭，但没有因杰出成就而获得银质奖章。然后，他就读于维也纳大学。1879年离开大学后，马勒当钢琴老师赚了一些钱，继续作曲，并于1880经人推荐开始担任奥地利豪城（现名巴特豪尔 /Bad Hall）歌剧院指挥，兼任乐谱管理员和其他工作。期间完成了一部戏剧康塔塔，Das klagende Lied ("哀歌")。这是他的第一部实质性作品，显示了瓦格纳和安东·布鲁克纳影响的痕迹，但也包含了许多被音乐学家德里克·库克描述为"纯粹的马勒"的音乐元素。随后的4年时间内，马勒先后担任过莱巴荷（Laibach，现为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那 Ljubljana）、奥尔姆茨（Olmütz，今奥洛穆茨 Olomouc）、卡索 （Cassel，现为 Kassel）、布拉格（Prague）四家地方性歌剧院的指挥。在莱巴荷，马勒用不到7个月的时间里成功地指挥 了84 场完整歌剧作品的演出，被同事们赞誉“是 一位极其有才华的歌剧指挥”。1886年马勒签约莱比锡市新国家歌剧院，成为大指挥家阿瑟·尼基什（Arthur Nikisch）的助理。1887-1888音乐季，马勒在莱比锡共指挥54部作品、214场演出。

1880年6月至8月，马勒在林茨南部温泉小镇巴德霍尔的一个小木制剧院里开始了他的第一份专业指挥工作。1881年，马勒指挥了他的第一部大型歌剧《威尔第的游吟诗人》，这是他在莱巴赫期间演出的10部歌剧和多部轻歌剧之一。 完成这次活动后，马勒回到维也纳并在维也纳卡尔剧院兼职担任合唱团指挥。1883年1月起，马勒成为摩拉维亚奥尔穆茨（现奥洛穆茨）皇家市政剧院的指挥。 尽管由于与乐团的关系不佳，马勒将九部歌剧带到了剧院，其中包括乔治·比才的《卡门》，并赢得了最初对他持怀疑态度的媒体的支持。1883年8月起，他执导了他最喜欢的歌剧《韦伯的 Der Freischuitz 》和其他25部歌剧。1884年6月23日，他为约瑟夫·维克多·冯·舍费经著名大提琴家、布达佩斯音乐学院教授大卫·波普尔（David Popper）推荐，年仅28岁的马勒正式担任布达佩斯匈牙利皇家歌剧院音乐总监，在马勒的努力下，不到两年的时间，皇家歌剧院就扭亏为盈。

在布拉格，捷克民族复兴运动的出现提高了新捷克国家剧院的知名度和重要性，但也导致了新德意志剧院的命运下滑。马勒的任务是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德国歌剧作品来帮助遏制这种衰退。他在演奏沃尔夫冈·莫扎特和瓦格纳的作品时获得了早期的成功，他在余下的职业生涯中与这两位作曲家有着特别的联系， 但他的个人主义和日益专制的指挥风格导致了摩擦，并与他的父亲闹翻。在布拉格的12个月里，他指挥了14部歌剧68场演出（其中12部是他的新剧目），他还生平第一次演奏了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1886年7月，演出季结束时，马勒离开了布拉格在莱比锡市的新城市剧院上任， 从1887年2月到4月，马勒掌控了整个周期（除《诸神黄昏》外），并取得了巨大的公众成功。

1891年，马勒开始执掌德国汉堡市国家歌剧院，任首席指挥，当年3月29日指挥瓦格纳的《唐豪瑟》在汉堡首次亮相及获得巨大成功，同样是在汉堡歌剧院，马勒还成功指挥了彼得·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夫根尼·奥涅金》，马勒在汉堡一共度过了6年时光，首演和新排演了70多部歌剧，每个音乐季的 演出超过270场，并且是第一次以交响乐指挥者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中央。期间，为了继续开展自己的创作，马勒于1893年在奥地利北部买了一座湖边小房子，并命名为“作曲小屋”。1894年3月29日下午，马勒在德国汉堡参加了19世纪指挥家冯·彪罗的葬礼，葬礼上一句“复活，是的，你将复活”的歌词让马勒深受感染，回家后便写下了第二交响曲《复活》。

马勒于1897年7月下旬返回维也纳，为维也纳第一部未剪辑版本的《指环》做准备。这场演出于8月24日至27日举行，赢得了评论界的好评和公众的热情。10月8日，马勒被正式任命接替扬，担任霍夫歌剧院的董事。 他在新办公室的第一部作品是贝德里赫·斯美塔那的捷克民族主义歌剧《达利博尔》，其改编的结局让英雄达利博尔活着。这个作品引起了更多人的愤怒极端的维也纳德国民族主义者，指责马勒"与反王朝的低等捷克民族交好"。1897年，马勒得到了奥地利国王佛朗茨·约瑟夫一世的任命，正式担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指挥，之后的十年中，马勒一共排演了33部新歌剧，50多部经过大幅修改的歌剧，总共指挥了648场演出。

1901年至1904年间，他创作了十首弗里德里希·吕克特的诗集，其中五首被收录为《吕克特之歌》。其他五首歌曲组成了歌曲套曲《 Kindertotenlieder 》(" Songs on the 儿童之死")。管弦乐交响曲三部曲，第五交响曲，第六交响曲和第七交响曲于1901年至1905年间在迈尔尼格创作，第八交响曲于1906年在那里写成，经过了八周的激烈活动。

在同一时期，马勒的作品开始越来越频繁地被演奏。1899年4月，他指挥了他的《第二交响曲》在维也纳的首演；1901年2月17日，他的早期作品《 Das klagende Lied 》以修订后的两部分形式首次公开演出。之后同年11月，马勒在慕尼黑指挥了他的第四交响曲的首演，并于1902年6月9日在克雷费尔德举行的德意志音乐协会音乐节上登上讲台，首次完整演出第三交响曲。他分别于1904年和1906年在科隆和埃森指挥了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的首演。其中四首《吕克特之歌》和《儿童之歌》于1905年1月29日在维也纳推出。

1903年，罗勒的首演是新制作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马勒与罗勒创作了20多部著名歌剧，其中包括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的《费德里奥》、格鲁克的《奥利德的伊菲格涅》和沃尔夫冈·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在《费加罗FIGARO》的制作中，马勒在第三幕中添加并创作了一个简短的宣叙调场景，这冒犯了一些纯粹主义者。

这一时段被人们称为维也纳歌剧院的“黄金时代”和评判其他歌剧院总体质量时的参考标准。马勒还于同时期担任了爱乐乐团的指挥，三年中一共演出了80多部作品，马勒本人风靡一时，名声“仅次于奥地利国王”。期间，1902年3月9日，马勒与爱尔玛·辛德勒于1901年结婚，育有两个女儿。

1907年，马勒开始担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首席指挥。在任大都会歌剧院首席指挥期间，马勒得到了朋友送给他的一本德语版中国古代诗词《中国之笛》，其中的人生、大自然、友情等内容让正处于身心俱疲的马勒产生了深深的共鸣，马勒随机选取了其中的李白、钱起、孟浩然、王维等共7首诗，创作了交响乐套曲《大地之歌》。

1908年1月1日，马勒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首次亮相，指挥了奥托·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908年9月19日，《第七交响 》在布拉格首演，马勒认为这是次批评性的成功，而不是普遍的成功。1909年夏天，马勒回到欧洲，创作了他的《第九交响曲》，并在荷兰进行了指挥巡演。1909-10纽约爱乐乐团乐团的演奏季漫长而繁重。马勒排练并指挥了46场音乐会，但他的节目对于大众来说往往要求过高口味。他自己的《马勒第一交响曲》于1909年12月16日在美国首演，是批评家和公众都认为失败的作品之一，该演出季以严重的经济损失而结束。

1911年2月21日，高烧40度的马勒依旧坚持指挥了预先承诺的纽约卡内基音乐厅音乐会，这次音乐会也成为马勒指挥生涯的最后一次指挥，回到维也纳不久，马勒就因心力衰竭而逝世，终年不满51岁。

以上表格资料参考：

在库克看来，马勒音乐中歌曲与交响乐形式的结合是有机的。"他的歌曲自然地变成了交响乐章，在演员阵容中已经是交响乐了。" 马勒向西贝柳斯表达了这样的信念："交响曲必须像世界一样。它必须包容一切。" 忠实于这一信念，马勒从许多来源中汲取素材，融入他的歌曲和交响乐作品中：鸟叫和牛铃声唤起自然和乡村，号角、街头旋律和乡村舞蹈唤起他童年失去的世界。人生的挣扎体现在对比鲜明的情绪：通过高亢的旋律和半音阶和谐来实现对满足的渴望，通过不和谐、扭曲和怪诞来实现痛苦和绝望。第五交响曲中，一段琐碎的流行曲调突然切入了庄严的葬礼进行曲。这首陈腐的旋律很快就改变了它的性格，并在适当的时候重新出现，成为雄伟的安东·布鲁克纳合唱曲之一，马勒用它来表示希望和冲突的解决。

马勒是在指挥家的功能从单纯“划拍子的人”向“音乐诠释者”历史性转变过程中一位里程碑式 的人物，是最早的“独裁指挥家”之一，开创了“全能型指挥”之先河。马勒一改往日指挥家只能听命于剧院有权势的管理层的现状，不仅对乐队、合唱团、声乐演员和歌剧院的曲目把关，还把剧目制作、舞台设计、戏装等部门以及剧院场所等都归到自己的管辖范围，可以说是开创了指挥家鲜明的个性化时代。马勒以指挥为中心，把演员、合唱、乐队、舞台设置等有机融合在一起，保证了演出的统一性和高水准。马勒曾说过：“没有不好的乐团，只有不好的指挥。”

马勒的指挥风格经历了两个阶段，主要以他艺术生涯的最后四年为分界线。一开始，马勒的指挥以离经叛道、不谙世事为特点，动作古怪，节拍不清晰，习惯把指挥棒放在左手，并用右手捂脸，这一古怪的动作常常导致演员们无法辨认他的拍子，有人形容马勒的指挥棒会像蛇的舌头一样突然向前刺出，而右手则像拉抽屉一样把音乐拽出来，也有人说马勒指挥的时候就像是一只精力充沛的青蛙，各种漫画也常常会把马勒的古怪形象画出来并用报纸刊登出来。然而，在1907年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马勒的指挥动作幅度明显变小，节奏也变得冷静而节制。这个变化是由于马勒的心脏出了问题，他开始意识到身体的脆弱，于是改变了自己的风格。尽管他的身体有限，但他的音乐才华和决心却没有任何削弱。他在指挥时依然将演员、合唱、乐队和舞台设计紧密融合在一起，保持了演出的统一性和高水准。马勒的音乐之路虽然艰辛，但他用他独特的指挥风格和个性化的演绎方式奠定了自己在音乐史上的重要地位。

马勒的作品多采用动机发展手法，承袭了奥托·瓦格纳的传统。有人评价马勒的音乐是通向20世纪无调性音乐的桥梁，是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延续，马勒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往往会把哲理与通俗、个性与民族性、浪漫与现代音乐等元素合在一起。包含天才思维和无尽的激情、编制庞大、演奏难度高，以及结构宏达、层次细腻、内涵深刻、色彩绚丽是马勒交响曲的主要突出特点。

德尔松等传统的和声风格在其中得到了发展和推广。然而，这种结构并不是完全统一的，而是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层次的特点。整个交响曲分为四个乐章，每个乐章都具有不同的音乐特点和表现方式。第一乐章是一个庄严而强大的开场，通过大量的重复和变奏，展示了主题的宏大和壮丽。第二乐章是一个安静而优雅的间奏，呈现了对比鲜明的音乐情感。第三乐章是一个充满动感和活力的舞蹈乐章，展示了作曲家对节奏的精确掌控和丰富多样的音乐形式。最后一乐章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终结，通过强大的声部交错和合奏，展示了作曲家对音乐结构和表现力的深入理解和运用。整个交响曲的音乐既有庄严和壮丽的气势，又有柔美和优雅的情感，展现了作曲家丰富的创作才华和对音乐表达的深刻理解。

满足人们的心理是马勒交响曲爆红的另一大原因。聆听马勒的交响曲，能让人有一种“痛并快乐”心理感受。

马勒是一个特别敏感的艺术家。马勒的作品具有非常的超前性，体裁的突破性、内容的大胆性，强烈的突出了分裂的心理特征，这正是交响曲表现力的本质体现。

马勒是主观主义学派的一位重要人物，一生追随瓦格纳，对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的多部交响乐进行了“修改”和“增色”，常常受到音乐界的谈论，他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增加了2支圆号、2支小号、2个定音鼓，同时，马勒还把整个木管声部加倍；重写了小号部分，并改写作品声部走向，把自己的作品片段补充到经典曲目中，马勒认为：“不使用最新式的乐器来获得贝多芬作品的最佳效果无异于犯亵渎罪”，观众和舆论往往并不认可马勒对经典作品偏离传统性的处理方式，因此马勒的这些做法遭到了固守传统的批判家们的谴责，把马勒比喻为“反常和野蛮的可悲典型”。

19世纪与20世纪交际时的世界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各种不合传统规范的思想、科研成果、哲学理论等不断涌现出来。正是在这动荡的时期，马勒运用音乐的瞬时性和包容性，将严肃与欢笑融为一体，将痛苦和狂喜交织在一起，使人们能够暂时抛开生活的压力，倾听内心的跳动。

马勒一生共创作了十部交响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早期的三首交响曲，其中包含人声演唱和引用马勒自己歌曲旋律的元素，展示了年轻时马勒强烈的愿望和志向。第四交响曲是最短的一部，主要体现了天真纯朴和田园般的氛围。第五至第七交响曲是纯音乐作品，主要探讨了个人与社会、现实以及面对死亡的思考。1910年9月12日，马勒的第八交响曲首演，这标志着马勒时代的正式开启。这部交响曲规模宏大，乐队、独唱、合唱、童声合唱等各种音乐元素交织在一起，主要表达了欢乐与荣耀。第九和第十交响曲是马勒晚期创作的作品，他在纽约担任大都会歌剧院和纽约爱乐乐团的指挥期间创作了这两部交响曲。恰逢此时，马勒被医生诊断出患有绝症，这使他对自己坚信的宗教信仰感到极度的失望。在这种情况下，他所创作的晚期三部交响曲包含了“灵魂深处的黑暗”和“对死亡与升华的平静接受”等深刻的元素。

正是因为马勒的交响曲时而欣喜若狂，时而郁郁沉思，因此，人生不同的阶段，对马勒交响曲的接受度也会有所不同。而考察一个人对人生的态度，往往也可以从他对马勒交响曲的接受方向看出端倪，这也正是马勒交响曲的伟大之处。马勒用音乐阐释了一个共识：人在世上的一切作为没有绝对的不幸，也没有绝对的幸福。

马勒的C大调第一交响曲《巨人》，又被称为《D大调第一交响曲》，是一首具有强烈标题性的交响诗，于1888年完成。全曲分为四个乐章，其中主题旋律源自声乐套曲《流浪少年之歌》，而整体结构采用了“第一乐章-第四乐章-第一乐章”的核心骨架。马勒通过音符模仿了花朵、溪流、狂风暴雨和巨人之死等元素。与第一交响曲密切相关的是声乐套曲《漂泊艺徒之歌》，其中包括四首歌曲。这部套曲描绘了一个被爱人抛弃的年轻人外出流浪，并寻求安慰的故事。

《复活》是马勒的第二交响曲，也被称为《C小调第二交响曲》，时长长达1时20分。这首交响曲从童谣、情歌、讽刺到饥饿、战争、死亡逐步展开，涵盖了各种不同的音乐元素。它深入地表达了生死观的主题思想，并首次提出了一些哲学性的问题，如“为何而生？为何而苦恼？”为了考虑观众的耐力和乐手的体力，马勒甚至在原谱第一乐章的结尾标注了“需要休息五分钟”的提醒。

第三交响曲总谱于1895年和1896年的夏季假期完成。这部作品的演出时间超过一个半小时，并展现了内心的童真。在这首交响曲中，马勒首次巧妙地运用了诗歌的结构来编写音乐，使其成为马勒作品中最长的一部作品，因此也被称为“史上时间最长的交响曲”。

第四交响曲采用了歌曲终乐章的结构，以G大调为中心调性。前半部分与后半部分的调性不同，前半部分在G大调上进行，而后半部分转向E大调，以深入揭示音乐的内涵。这首交响曲一共分为四个乐章，主要体现了情绪上的乐观和充满爱意的元素。它也是马勒交响曲中编制最小、结构最简单的作品之一，具有维也纳乐派的古典风格，属于纯粹的古典主义形式。在这部交响曲中，马勒通过儿童天真无邪的想象来看待死亡，试图用音乐回归到生命的本质和纯洁天真的世界。

第五交响曲是马勒于1901年和1902年夏天在德国麦尔尼格的沃尔特湖边创作完成的。它主要描述了马勒对爱情的“音乐描绘”，也是马勒作品中最著名的乐章之一，经常被乐手单独演奏在各种音乐会中。电影《魂断威尼斯》的主人公原型是马勒本人，并且该电影对第五交响曲的运用成为了经典作品中的经典之一。

第六交响曲《a小调第六交响曲》以“悲剧”为特点。该作品中有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因为马勒的出生地原属于捷克，但在历史上曾被奥匈帝国侵占，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被归还。因此，人们也称马勒为“半个捷克作曲家”。

第七交响曲《夜之歌》完成于“马勒小屋”，于1905年8月15日脱稿，承载了捷克音乐的传统与精神，于1908年9月19日由马勒亲自指挥捷克爱乐乐团进行首演。节奏旋律丰富多变，配器精湛是第七交响曲的主要特点，这一部交响曲也被公认为是演绎难度极高的一部作品，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曾说：“马勒‘第七’，可能是我指挥的曲子当中，最难指挥的一首。”

马勒第八交响曲《大地之歌》是一部由降E大调创作的交响曲，它是一种结合了声乐和器乐的作品。之所以被称为“千人交响”，是因为它需要近千人共同演奏，而在首演时，马勒指挥了1004名演奏家。正因为交响曲的规模和场地选择之巨大，所以这部作品经常成为一个轰动的事件。马勒自称他的第八交响曲是宇宙开始发声、回响的存在，是太阳的律动之声。这部交响曲与马勒其他作品中的忧伤和悲伤情感不同，充满了辉煌和壮丽，是作者内心最直接的表达，由男高音和女低音（或男中音）独唱以及管弦乐队演奏而成。《大地之歌》是根据七首唐诗创作的交响乐，这些唐诗主要来自于李白、钱起、孟浩然和王维等人，因此《大地之歌》蕴含着辉煌的中国文化，这在西方音乐史上是独一无二的。马勒特意在《大地之歌》的乐谱标题上注明：“为男高音、男中音而作的交响乐。”

第九交响曲《D大调第九交响曲》是在1909年至1910年创作的，它的主题是“死亡”和“告别”。

第十交响曲《升f小调第十交响曲》在1910年至1911年完成，因为马勒在创作过程中去世，所以这部作品被称为“未完成的交响曲”。这部交响曲自1924年开始传播，并于七十年代在伦敦进行了正式演出。

去世之前，马勒一共指挥首演了自己已完成的十部交响曲中的八部，几乎可以说，马勒就是作曲家和演奏家（指挥家）的合体，在这八部交响曲中，《第八交响曲》反响最好，获得了观众长达半小时的欢呼，而《第一交响曲》《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七交响曲》反响很差，尤其是《第三交响曲》，甚至被批评者形容为“写出这种东西的人应该蹲几年牢”，《第一交响曲》被观众说成是当时“最无趣的交响曲”，其他几部交响曲反响平平。但是，截止1911年，马勒的交响曲被欧洲、俄罗斯和美国的各大音乐会共计演出260多场，其中《第四交响曲》演出最频繁，共计61场。

马勒去世后二三十年，荷兰的门盖尔伯格、美国的斯托科夫斯基、英国的鲍尔特等大指挥家才终于找到了勒交响曲中现场效果与情感体验的高度结合点。

虽然经过马勒的信徒、学生布鲁诺·瓦尔特，助理奥托·克伦佩勒和门盖尔伯格的不懈努力，马勒的交响曲在1934年至1938年于奥地利短暂复兴，甚至奥地利政府企图将马勒塑造成一个民族偶像，但二战时期，马勒的交响曲还是被纳粹德国无情的全面禁止了。拯救马勒的运动开始于1960年，40多岁的志会巨星伦纳德·伯恩斯坦凭借一己之力开启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拯救马勒行动，利用纽约爱乐创建了马勒音乐节。直至1976年，伯恩斯坦在欧洲推出第二套马勒交响曲拳击影片，标志着马勒的彻底复兴。20世纪90年代起以克劳迪奥·阿巴多为代表的指挥家群体，把马勒送上了古典音乐神坛，演出后的静默，几乎已经成了马勒乐迷们聆听后的守则。

马勒的交响曲已经成为衡量指挥家、交响乐团表演艺术水平的试金石以及音乐上座率的有力保证。为了确保演出效果，马勒制定了沿用至今的两个规则：第一个是迟到观众必须等到合适的间隙才能入座，第二个是观众在交响乐的乐章之间不能鼓掌，这些规则至今仍然被人们沿用。

早期（1889-1911）

在马勒的一生中，他的作品和表演引起了广泛的兴趣，但很少得到无条件的认可；自1889年首演以来，评论家和公众多年来一直难以理解《第一交响曲》，一位评论家在1898年德累斯顿演出后将其描述为"世界上最乏味的（交响曲）作品"。新纪元已经诞生。" 第二交响曲受到了更积极的评价，一位评论家称其为"自费利克斯·巴托尔迪以来同类作品中最精湛的作品。马勒在城里的敌人很多利用反犹太主义和保守派媒体来诋毁马勒作品的几乎所有表演，因此，1902年在克雷菲尔德获得成功的《第三交响曲》在维也纳受到了批评性的蔑视："任何犯下这种行为的人都应该入狱几年。"

在他的第四和第五交响曲未能获得公众的认可后，马勒确信他的第六交响曲最终会成功。然而，它的反响主要是对马勒非常规打击乐效果的讽刺评论—木槌、桦木棒和巨大的方形低音鼓的使用。

相对忽视阶段（1911-1950）

马勒去世后，他的作品的演出变得越来越少。在荷兰，威廉·门格尔贝格的宣传确保了马勒在那里继续受欢迎，而门格尔贝格在1922年至1928年间与纽约爱乐乐团的合作使马勒经常出现在美国观众面前。 然而，很多尽管年轻作曲家亚伦·科普兰( Aaron Copland ）积极努力将马勒描绘成一个进步的人，比他的时代领先30年，并且比理查德·施特劳斯( Richard Strauss ）更具创造力，但20年代美国的评论界反应还是负面的。 早些时候，1916年，利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曾在美国首映费城第八交响曲和大地之歌。

马勒作品在英国的早期支持者是阿德里安·博尔特，他作为指挥家伯明翰管弦乐团于1926年演奏了《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并于1930年演奏了《大地之歌》。哈雷管弦乐团于1931年将《大地之歌》和《第九交响曲》带到了曼彻斯特；亨利·伍德( Henry Wood ）爵士乐于1930年在伦敦上演了《第八届》，并于1938年再次上演当时年轻的本杰明·布里顿( Benjamin Britten )发现表演"令人厌恶"，但仍然对音乐印象深刻。 Dyneley Hussey 在1934年写道，认为"儿童歌曲"令人愉悦，但交响乐应该被放弃。作曲家兼指挥朱利叶斯·哈里森形容马勒的交响曲"有时很有趣，但组合起来很费力"，并且缺乏创意火花。萧伯纳以音乐评论家的身份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音乐观众会发现马勒（以及安东·布鲁克纳）"昂贵的二流"。

在马勒的音乐在纳粹时代因"堕落"而被禁止之前，交响乐和歌曲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音乐厅演奏，通常由布鲁诺·沃尔特或马勒的年轻助手奥托·克伦佩勒以及威廉·门格尔贝格指挥。在奥地利，马勒作品在1934年至1938年间经历了短暂的复兴，这一时期今天被称为"奥地利法西斯主义"，当时独裁政权在与新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关系友好的阿尔玛·马勒和布鲁诺·沃尔特的帮助下，试图让马勒变成一个国家偶像（其地位可与德国的瓦格纳相媲美）。马勒的音乐在纳粹时代的1941年初的柏林和德国占领荷兰期间的阿姆斯特丹由犹太管弦乐团演奏，并且只为犹太观众演奏。

现代复兴

尽管伯恩斯坦进一步推动了马勒的复兴，但在斯托科夫斯基、迪米特里·米特罗普洛斯和约翰．巴比罗利等指挥家以及马勒的长期拥护者亚伦．科普兰的支持下，马勒的复兴在1960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马勒本人曾经预言过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评论道："如果我能在死后50年后第一次演奏我的交响乐就好了！"

德里克．库克认为，当战后新一代音乐爱好者崛起时，马勒的受欢迎程度不断上升，他们没有受到"反浪漫主义的过时争论"的影响，这种争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影响了马勒的声誉。在这个更加自由的时代，对马勒的热情甚至扩展到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 罗伯特·卡尔对20世纪50年代马勒复兴的简单解释是，是1950年代初长期播放的唱片，而不是时代精神，才使得全面的突破成为可能。马勒的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变得易于理解和可重复。在1960年马勒百岁诞辰之后的几年里，马勒迅速成为所有作曲家中表演次数最多、唱片最多的作曲家之一，并且基本上一直如此。卡尔指出，在英国和其他地方，马勒的表演范围和录音取代了相对的饥荒供过于求，带来了过度熟悉的问题。哈罗德·勋伯格（ Harold Schonberg ）评论道，"很难想象有哪位作曲家能引起同样的忠诚"，并补充道，"任何对马勒交响曲缺乏狂热的回应都会给批评家带来长篇猛烈的谴责信。"

唐纳德．米切尔写道，马勒对后世作曲家的影响"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主题"。 马勒的第一批弟子包括阿诺德．勋伯格和他的学生阿尔班．贝尔格和安东·冯·韦伯恩，他们共同创立了第二维也纳乐派。 马勒的音乐影响了三重奏从渐进的调性到无调性（无调的音乐）；尽管马勒拒绝无调性，但他成为阿诺尔德·勋伯格作品大胆原创性的坚定捍卫者。据报道，在1907年2月后者的《第一弦乐四重奏》的首演中，马勒没有对质问者进行人身攻击。勋伯格的小夜曲、伯格的《管弦乐三首曲》和韦伯恩的《六首曲》都带有马勒第七交响曲的回声。

在其他受马勒影响的作曲家中，米切尔列出了美国的亚伦·科普兰、德国歌曲和舞台作曲家库尔特·威尔、意大利的卢恰诺·贝里奥、俄罗斯的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和英国的本杰明·布里顿。美国作曲家伯恩斯坦和塞缪尔·巴伯也受到影响马勒的作品。在1989年的一次采访中，钢琴家兼指挥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 Vladimir Ashkenazy ）表示，马勒和肖斯塔科维奇之间的联系"非常牢固和明显"；他们的音乐代表了"个人与世界的罪恶"。米切尔强调布里顿"极其敏锐、闲暇和独立"1963年大提琴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显然属于马勒为建立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透明度和乐器解放而做出的管乐创作。"米切尔总结道："即使是他的自己的音乐无法生存，马勒在这些拥抱他的艺术并吸收他的技术的杰出继承者的音乐中，他仍然会享有实质上的不朽。"

在意大利南蒂罗尔托布拉赫附近的阿尔特施鲁德巴赫，前作曲家马勒的小屋里还保留着一座小博物馆和纪念馆。它坐落在古斯塔夫·马勒·斯图博（ Gustav Mahler Stube ）旁边的动物公园内。Stube一楼里的一个博物馆。在那里，马勒和他的妻子阿尔玛（ Alma ）于1907年至1910年间居住。

在伊赫拉瓦，在马勒长大的经过修复的房子里，有一座古斯塔夫．马勒博物馆，专门纪念他的青年时代和他一生中的小镇。马勒使用过的另一位作曲家的两间小屋仍然存在。两者都配备了小型博物馆。在上奥地利州的阿特湖有一间作曲小屋，在克恩顿州的沃尔特湖也有一间。

马勒的一生充满冲突与矛盾。因为犹太人的身份，青年时期在维也纳求学的马勒不得不在各种排犹情绪和仇视情绪之下选择低调而谨慎的生活方式，而在音乐领域追求“精确”却又使马勒不惜与一切人为敌，矛盾的是，马勒却又对排犹主义者瓦格纳崇拜至极，甚至在安东·布鲁克纳当面轻视马勒犹太人身份的情况下，马勒依旧坚持追随大师布鲁克纳。马勒被排犹者攻击一生，但是他迎娶阿尔玛时举行的却是基督教婚礼。在任布达佩斯剧院音乐总监期间，马勒因上演自己创作的“交响诗”过于离经叛道而把观众吓得不知所措，期间，他对乐手和明星提出了十分苛刻的要求，不肯巴结维也纳乐评界人士，甚至一度威胁与他作对的媒体，这一切都为马勒的人生特点刻上了标签。

因为受家庭变故因素的影响，同时马勒自己也被检查出风湿性心脏病，因此马勒的音乐中总是笼罩这死亡与疾病的阴影，每一首都有葬礼的元素，年轻人听马勒的音乐会有大悲大喜的热闹，中年人听马勒的音乐就有了交心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体验那种送别的琐碎，以及随着年龄增长，身体逐渐下行的不堪与面对家庭危机时的无奈。

马勒的交响曲中糅杂了太多数不过来的感情元素，甚至有人玩笑说：“马勒就是个筐，哪里需要哪里装。”这些感情因素涵盖了比如死亡与疾病的阴影，比如爱情的甜蜜与家庭的欢乐，比如幻想的复活与天堂的美好，再比如胜利的激情与憧憬的狂热等等，这一切的感情元素，既有惊喜交加，又有爱痛分明，但都指向一个理想的终点，那是一个没有痛苦与眼泪的理想世界，正如那句话说的一样：“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受人好评的马勒的演绎一定是充满感情的演绎，而爱上马勒交响曲的人也一定是充满感情的人。马勒的交响曲“走心”地演绎并照应着痛并快乐这一心理因素，听明白马勒交响曲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把痛埋藏咋心底，放下纠结，跟着自己的心真正的走一回。

以诠释马勒作品而闻名的指挥家克劳斯·滕斯泰特曾经这样理解他：“马勒乃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屠杀的预言者。”

马勒的学生、指挥家约瑟普·铁托：马勒在处理作品时“并非有意识地依赖某种特定的方法，而是相信自己的直觉”。

“我的时代将在他（理查德·施特劳斯）结束时来临，如果我能活着看到这一天，你（妻子阿尔玛）将在我身边！”

“我的时代终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