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32年-1909年1月29日），又译作费利切·贝亚托，是一位具有英国与意大利双重国籍的摄影师。他被誉为“军事报道摄影的先驱者之一”，是最早拍摄东亚地区的摄影师之一，也是最早的战地摄影师之一。比托以其风俗镜头、人物肖像以及亚洲与地中海地区的美丽风景与建筑的全景而负盛名。他曾游览过许多地方，通过摄像镜头拍摄了那里的风土人情，包括各个国家、国家人民及所经历的事件等，这些照片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与感染力，并且被永久保存至今。比托的作品为欧洲与北美民众提供了对那些陌生的国度的深刻印象。直到今天，比托所提供的照片仍然作为一些事件，如印度民族大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的重要资料。他还是最早通过照片来描述有价值的新闻事件的人，即被称为图片新闻报道。

2009年发现的一份死亡证明显示，比托于1832年出生在威尼斯，并于1909年1月29日在佛罗伦萨去世。死亡证明还表明他是英国公民，是个单身汉。很可能在他的早年，比托和他的家人搬到了科孚，当时科孚是英国对爱奥尼亚群岛的保护国的一部分，因此比托是英国公民。由于存在一些署名为“费利斯·安东尼奥·比托”和“费利斯·A·比托”的照片，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有一个摄影师以某种方式在遥远的地方如埃及和日本同时拍摄。1983年，香塔尔·埃德尔证明了“费利斯·安东尼奥·比托”代表了两兄弟，费利斯·比托和安东尼奥·比托，他们有时一起工作，共用一个签名。由于签名引起的混乱继续导致了在确定哪位摄影师创作了特定图像方面的问题。

地中海、克里米亚半岛和印度

关于费利斯·比托早期作为摄影师的发展知之甚少，尽管据说他在1851年在巴黎购买了他的第一枚并且唯一的镜头。他可能在1850年在马耳他遇到了英国摄影师詹姆斯·罗伯逊，并在1851年陪同他前往君士坦丁堡。詹姆斯·罗伯逊于1855年成为他的姐夫。罗伯逊是帝国造币厂的主管，在1854年至1856年间在首都开设了一家最早的商业摄影工作室。罗伯逊自1843年起一直是奥斯曼帝国造币厂的雕刻师，可能在1840年代开始从事摄影。1853年，两人开始合作拍摄照片，并在那一年或1854年成立了一个名为“罗伯逊和比托”的合伙公司，当时罗伯逊在君士坦丁堡的佩拉开设了一家摄影工作室。罗伯逊和比托在1854年或1856年的马耳他之行以及1857年的希腊和耶路撒冷之行中与比托的兄弟安东尼奥一起加入了摄影远征。该公司在1850年代生产的一些照片上署名为“罗伯逊、比托和公司”，据信“公司”指的是安东尼奥。

1855年，费利斯·比托和罗伯逊前往克里米亚半岛的巴拉克拉瓦，接替罗杰·芬顿离开后的克里米亚战争报道工作。比托表面上是罗伯逊的助手，然而，战区的不可预测条件迫使比托承担更积极的角色。与芬顿描绘战争尊严的方面不同，比托和罗伯逊展示了破坏和死亡。他们拍摄了1855年9月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拍摄了大约60张照片。他们的克里米亚照片极大地改变了战争报道和描绘的方式。

1858年2月，比托抵达加尔各答，并开始在印度北部旅行，记录印度民族大起义的后果。在此期间，他可能拍摄了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批尸体的摄影图像。据信，至少在他在卢克诺的锡坎达尔芭宫拍摄的一张照片中，他挖掘或重新摆放了印度叛军的骨骸，以增强照片的戏剧效果（参见塔库炮台事件）。他还在德里、坎普尔、米鲁特、贾纳雷斯、阿格拉、西姆拉和拉合尔等城市拍摄了照片。安东尼奥于1858年7月加入了他，后来于1859年12月离开了印度，可能是出于健康原因。安东尼奥最终于1860年在埃及，建立了一家摄影工作室。

中国摄影

1860年，比托离开了罗伯逊和比托的合伙公司，尽管罗伯逊保留了该名称的使用权直到1867年。比托被派往中国拍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法军事远征。他于3月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并立即开始拍摄该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照片。比托的照片是中国最早期的照片之一。在香港期间，比托遇到了查尔斯·维格曼，一位插图伦敦画报的艺术家和记者。两人随着英法军队北上至大连湾，然后到达白塘和北洋炮台，最后到达北京和青宜园，这是皇室的彼得大帝夏宫。对于这条路线上的地方以及后来在日本，维格曼（和其他人）为插图伦敦画报制作的插图通常是根据比托的照片制作的。

比托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照片是第一个记录军事战役展开过程的，通过一系列有日期和相关的图像。他的北洋政府炮台照片代表了这种方法的缩小规模，形成了一场战斗的叙事再现。这一系列图像展示了对炮台的接近，炮击对外墙和防御工事的影响，以及最终炮台内部的破坏，包括中国士兵的尸体。这些照片并非按照这个顺序拍摄的，因为必须先拍摄中国人的尸体的照片，然后才能拍摄炮台外部和内部的其他景象。

远征队成员大卫·F·雷尼在他的战役回忆录中写道：“我在西侧的城垛上走了一圈。那里到处都是尸体，在西北角，有十三个人围绕着一门炮。比托先生在这里非常兴奋，称这群人为‘美丽’，请求不要打扰，直到他的摄影器材永久地记录下来，几分钟后就完成了。”

在北京郊外，比托在青宜园（现为颐和园）拍摄了照片，这是中国皇帝的私人庄园，包括宫殿亭台、寺庙、一个大型人工湖和花园。这些照片拍摄于1860年10月6日至18日之间，是对于从10月6日开始被英法军队掠夺和抢劫的建筑物的独特图像。10月18日和19日，根据埃尔金勋爵的命令，这些建筑物被英国第一师烧毁，作为对皇帝对联合外交团二十名成员的酷刑和死亡的报复。贝内特写道：“这些[照片]似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北京最早的图像，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比托在中国拍摄的最后一批照片可能是在这个时候，包括北京签署《北京条约》的时候拍摄的埃尔金勋爵的肖像，以及代表爱新觉罗·奕詝签字的爱新觉罗·奕訢的肖像。1860年10月24日，费利斯·比托在北京皇城内礼部大堂举行的《中英北京条约》签订仪式上，为中方代表恭亲王奕訢拍摄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英国陆军司令克灵顿将军在其日记中这样描述：“在条约签订仪式的过程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比托先生很想给‘北京条约的签订’拍摄一张好照片，就把他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把它放在大门正中，用偌大的镜头对准了脸色阴沉的爱新觉罗·奕訢胸口。这位皇帝的兄弟惊恐地抬起头来，脸刷地一下就变得惨白。……以为他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

但是，由于当时室内光线不好，比托这次拍摄爱新觉罗·奕訢的照片并不成功。11月2日，恭亲王回访额尔金，比托再次抓住时机，在额尔金勋爵的住处给恭亲王爱新觉罗·奕訢补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得非常成功，此后被多次使用，成为了爱新觉罗·奕訢的标准像。这也是目前我们可知的最早的皇室成员的照片，为研究政治史和摄影史，提供了可靠的形象资料。

比托于1861年10月返回英国，在那个冬天，他将他在印度和中国拍摄的400张照片卖给了伦敦商业肖像摄影师亨利·赫林。

日本摄影

到1863年，比托已经搬到了日本横滨，与查尔斯·维格曼一起，后者是他从孟买到香港的同伴。两人在1864年至1867年期间成立并保持了一家名为“比托和维格曼，艺术家和摄影师”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日本最早和最重要的商业摄影工作室之一。维格曼再次根据比托的照片制作插图，而比托则拍摄了维格曼的一些素描和其他作品。（比托的照片也被用于艾梅·休伯特的《插图日本》和其他作品中的版画。）比托的日本照片包括肖像、风俗作品、风景、城市风景，以及一系列记录东海道沿线风景和景点的照片，后者系列回忆起了广重和葛饰北斋的浮世绘。在这段时期，外国人对（和在）日本的访问受到了德川幕府的严格限制。比托伴随着大使团和利用他个人的知名度和与英国军队的密切关系创造的其他机会，到达了很少有西方人涉足的日本地区，并且除了传统上令人愉悦的主题外，还寻找了耸人听闻和可怕的题材，比如斩首后展示的头颅。他的图像不仅因其质量而引人注目，而且因为它们作为江户时代日本的摄影视图的稀有性。

比托在日本的工作大部分与他在印度和中国的早期工作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强调并甚至赞美了冲突和英国帝国力量的胜利”。除了爱新觉罗·奕訢的肖像外，比托早期作品中中国人的出现都是边缘的（次要的、模糊的，或两者兼而有之）或者是尸体。除了1864年9月作为英国军事远征的官方摄影师的工作外，比托渴望描绘日本人，并且毫不屈尊地这样做，甚至展示他们在西方人的提升地位面前的反抗。

比托在日本期间非常活跃。1865年，他拍摄了一些有日期的长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照片。从1866年开始，他经常在《日本画报》上被讽刺，该杂志由维格曼创办和编辑。在1866年10月的一场火灾中，摧毁了横滨市的大部分地区，比托失去了他的工作室和许多，也许是所有的底片。

虽然比托是日本第一个销售他的作品的摄影师，但他很快意识到了它们的全部商业潜力。到了约1870年，他们的销售已经成为他业务的主要支柱。尽管客户会选择早期相册的内容，但比托转向了自己选择的相册。很可能是比托引入了在日本摄影中常见的风景和服装/风俗的双重概念，这种方法在地中海的摄影中很常见。到1868年，比托已经准备好了两卷照片，“土著类型”，包含100张肖像和风俗作品，“日本风景”，包含98张风景和城市风景。

比托相册中的许多照片都是手工上色的，这种技术在他的工作室成功地将日本水彩画家和木刻画家的精湛技巧应用到了欧洲摄影中。从1869年与维格曼的合作结束后，比托继续在日本工作。

费利斯·比托不仅在摄影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还对日本的摄影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在日本横滨与英国人查尔斯·维格曼合作出版了他的摄影作品，并在日本期间，拍摄了众多日本当地的风俗照片。同时，他还曾开课讲授过摄影知识与理念等，为日后日本的摄影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的摄影作品和教学对日本摄影师和艺术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日本摄影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