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波德维尔（David Bordwell），1947年7月23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为麦迪逊大学名誉教授，曾在法国电影资料馆内担任顾问。其研究涉猎广泛，包括电影诗学、电影叙事学、认知心理学、电影史研究、新形式主义、电影风格学、地区电影研究以及诸多导演个案研究。

大卫·波德维尔幼年时大量阅读电影以及各种书籍，这为他后来的职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1965-1969年在纽约州立桑尼奥尔巴尼大学(SUNY Albany)学习并获得艺术学士学位。1969年大卫·波德维尔在《电影遗产》(Film Heritage)上发表了平生第一篇期刊文章《希区柯克的〈美人计〉》。从1970年代初开始，波德维尔开始接触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1973年波德维尔出版了自己第一本专著《《圣女贞德》导读》。在纽约州立桑尼奥尔巴尼大学毕业后，波德维尔去往爱荷华大学学习，并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获得该校艺术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从1973年始，波德维尔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直至退休。于美国时间2024年2月29日去世。

1947年大卫·波德维尔出生于纽约，在纽约州北部的农场长大，幼年时没有太多机会看电影，除了电视上播放的一些影片和地方小剧院放映的迪士尼动画片。他少年时开始大量接触电影，还喜欢阅读《电影文化》（《FilmCulture》）（由安德鲁·萨里斯主持的这本杂志对他后来产生了巨大影响）和《电影评述》（《FilmComment》）这类刊物，其他如谢尔盖·爱森斯坦的著作、保罗·罗沙的《时至今日的电影》（TheFilmsTillNow）、阿瑟·纳特的《最具活力的艺术》（TheLiveliestArt）都在他阅读范围内。1965-1969年大卫·波德维尔在纽约州立桑尼奥尔巴尼大学(SUNY Albany)学习并获得艺术学士学位，大学期间波德维尔就已为校报撰写电影批评的文章，他还利用业余时间拍摄超8毫米电影，波德维尔本科阶段在所在学校SUNYAlbany主修英语文学，包括文艺复兴时期的剧本和诗歌文学，当代美国的诗歌等课程，他发起成立了学校的电影协会，开始大量的电影资料整理和阅读工作，同时担任学校两门电影课程——电影文学、历史研究——的放映员，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

1969年大卫·波德维尔在《电影遗产》(Film Heritage)上发表了平生第一篇期刊文章《希区柯克的〈美人计〉》。从1970年代初开始，波德维尔开始接触结构主义和俄国形式主义，并对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和电影研究产生浓厚兴趣。1973年波德维尔出版了自己第一本专著《《圣女贞德》导读》，后与妻子克里斯汀·汤普森合作出版了《电影艺术导论》《古典好莱坞电影：1960年以前的电影风格与制片模式》《世界电影史》等广受好评的著作。从1970年代末开始，波德维尔、汤普森与他们的支持者一起，重拾俄国形式主义的形式研究传统，对他们的研究理念进行了系统梳理，并“力图更新一种较少依据形式元素的描述而较多依据元素功能的影片诗学的核心理念”，成为1980年代“新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产生巨大影响。受这种思路的影响，波德维尔自1970年代中期开始撰写大量关于导演研究的书籍、文章(如卡尔·德莱叶、小津安二郎、谢尔盖·爱森斯坦等），其关注重点也已从安德鲁·萨里斯等人对导演标志性风格、影片内在含义研究转向置于广阔背景下的电影形式与风格研究；而对世界或地区电影史的研究也有着明显的形式关注特征(如《电影风格史》《聚光灯下：论电影的场面调度》等）。在纽约州立桑尼奥尔巴尼大学毕业后，短暂的高中教学经历后，波德维尔去往爱荷华大学学习，并分别于1972年和1974年获得该校艺术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从1973年始，波德维尔任教于威斯康星大学直至退休。

大卫·波德维尔于美国时间2024年2月29日因肺病去世，享年76岁。

大卫·波德维尔的妻子为克里斯汀·汤普森，是俄国形式主义学说支持者，其形式研究理念对波德维尔产生直接的影响。波德维尔在爱荷华大学学习时，里克·奥尔特曼担任他的老师。

私下里波德维尔及妻子与比利时皇家电影资料馆馆长雅克·雷铎交好，在学术研究上多得雷铎帮助，故在雷铎去世后，波德维尔将自己在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的教席命名为雅克·雷铎。

从学术历程上来看，早期的大卫·波德维尔在学术研究上受到安德鲁·萨里斯等人的作者论影响（尤其在风格研究方面，对波德维尔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波德维尔曾这样描述萨里斯对他的影响：“萨里斯将他的个性从属于电影及其导演的个性之下，从而使他看起来没有他那位城里的对手那样激情澎湃，可是他的态度正好适合我们自己某种青春期个性的不确定状态。”

在电影叙事研究上，于《虚构影片中的叙事》一书中，大卫·波德维尔使用情节、风格与观众认知建构来重新思考电影叙事问题，并在电影叙述者机制的存在问题上持怀疑否定态度。

波德维尔将叙事看作是一种“物”（thing）,一种再现的物。这个物还涉及到一种“行为”，一种叙述故事的行为。故事来源于精神物质，“对事物的记忆不再是亘古不变的然而绝大多数的认为其是一类能够依照叙述逻辑基本原则而施行的建构活动”。除此之外，叙述具备着较为显著的社会特性，叙事变成组织知识与组织经验的一类重要方法，激发社会技能，叙事能力是与社会智力息息相关的。叙事往往范围清晰，拥有多种形态。可以通过语言表达故事，也可以通过图像、肢体动作、音乐等来呈现故事。传统叙事学家认为语言模式才是叙事最原始的形式，而其他的媒介形式是朝着语言模式靠近的。波德维尔对此持不同意见，任何媒介形式都是存在差异性的，不同媒介会触发不同领域的故事叙述。

在《电影的多重未来》（Film Futures）一文中，波德维尔以《机遇之歌》（Blind Chance,1987）、《罗拉快跑》（RunLola Run,1998）、《滑动门》（Sliding Doors,1998）及《一个字头的诞生》四部影片为例，提出了“分岔路径叙事”（forking-path narratives)电影的概念。他指出，这些影片“倾向于遵循这样一条路径：从一个固定的点一一分岔一一然后假设性地展现各个相互排斥的行为路线，导向不同的多重未来”，其叙事以一种对未发生的“如果”（what if)的想象为基础：即在某个面临选择的时刻，如果我们做出不同的回答，情况便会有所不同。由此，波德维尔总结了此类叙事的七条规则：首先，每一条分岔都是严格地遵守线性的因果规律。其次，分岔有明确可辨识的节点（如一些重复的画面），以便观众可以意识到这是主角可能会经历的另一种情况。第三，分岔路径会产生交叉：此处指的是每条分岔总会有一些重复出现的人物或背景。第四，分岔路径往往通过“任务指派”和“最后期限”的手段组织起来，亦即需要一个“目的”或“终点”。第五，分岔路径之间多少会形成某种平行对照的关系，并使得“某些特定的成分会成为另一部分鲜明的变奏”。第六与第七条或许是波德维尔总结的惯例中最常被探讨的部分最后一条路径一般以其他路径为前提，而且是所有路径中假设成分最少、最接近实际发生情况的路径。波德维尔认为，心理学的“首因效应”让人们倾向于认为，最先出现的路径会为之后其他路径提供背景信息，并期待主角能从之前的故事中学习经验教训；“近因效应”则使得作为结局的最后一条路径往往被视作最真实或最令人满意的。在这个意义上，波德维尔也将分岔路径称为“多稿叙事”（multiple-draft narratives）：“我们遇到的最后一个未来通过吸取早一些的未来中的经验教训而取得特殊地位，最后一稿表现为最完整、最令人满意的一个版本。”因此，波德维尔认为，尽管分岔路径叙事表面看起来有别于线性因果叙事传统要求的连贯性和一致性，但并没有真正打破其规范，并不具有本体论或认识论上的激进性质。

“我从大卫·波德维尔那里学到的电影知识比从其他地方学到的都要多。对我来说，他就是美国的安德烈·巴赞……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将电影理论与电影评论相结合。他的《电影叙事》一书，改变了我对故事的看法；他的《光影人物：论电影场面调度》（Figures Traced in Light）一书，改变了我对取景的看法；他的《好莱坞的叙事方法》，改变了我对好莱坞的看法。他是一位巨人，一代又一代的电影人、电影评论家和电影理论家（说到底，我们这些人都是同一类人），全都欠他很多。”（《爆裂鼓手》《爱乐之城》的导演达米恩·查泽雷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