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恩旸(1883-1918），字泽普，别号墨江枫渔，墨江碧溪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考入普洱府中学堂，次年入昆明高等学堂。

庾恩旸原名恩赐，1903年赴日本留学改名为恩旸。期间，经老同盟会员介绍加入同盟会，是当时屈指可数的云南籍老同盟会员之一。

宣统元年(1909年），庾恩旸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同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消息传到云南，与唐继尧密商响应，举行起义。光复起义成功后，暂设司令部于江南会馆，下设军政、军务、参谋三部部长：以庾恩旸任参谋部长。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云南省组成北伐军，庾被任命为北伐军参谋长。8月，接袁世凯电令入京，进京任总统府军事咨议官，补授陆军少将。民国2年（1913年），庾被召回云南任讲武堂校长，不久任都督府高等顾问。民国3年1月，庾以参赞军机，参与镇压大理杨春魁起义。

民国4年12月31日，庾恩旸与唐继尧、蔡锷等9人联名发出《声讨袁逆并宣市政见之通电》，推动了护国运动。1918年2月，任云南靖国第三军军长时，在贵州毕节遇刺身亡。

庾恩旸将亲身经历编著成书，著有《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中国对外三十六大军事家传记》及《庾枫渔诗集》等。

庾恩旸原名恩赐，1883年赴日本留学，嫌其名俗气改名为恩旸。旸字为日初或天晴意。庾恩旸读书孜孜不倦，专心致志，手不释卷。

庾恩旸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期间，经老同盟会员、孙中山的追随者普洱市人、吕志伊等人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是当时屈指可数的云南省籍老同盟会员之一。

宣统元年(1909年），庾恩旸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先后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担任军职。同年调任云南陆军炮队第十九标第一营管带。同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庾恩旸与唐继尧等多次在讲武堂及巫家坝炮队营中召开会议，密商响应。10月19日，云南的同盟会骨干在庾家花园召开了起义前的第二次秘密会议，庾恩旸在会上提出，应趁李经羲（李鸿章侄子）和钟麟同毫无防备，尽快发动起义。他提议三天之后的10月22日发动起义。但是有人提出，云南地处边疆，轻易起事，恐驻缅甸、安南的英法军队以保护侨商为名，出兵干涉，不如等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再多一些更为稳妥。由于意见不一，一直拖到第五次秘密会议，才最终将起义时间定为1911年10月 31日。

由于事情暴露，庾恩旸则十分干脆地道：“行动既然暴露了，那还等什么？今天是重阳节，九九归一，是个大吉大利的日子，马上集合队伍，干吧！”由于起义时间整整提前了七个小时，而且是由下至上发动的，计划被完全打乱了。原定计划中，庾恩旸率六门山炮配合唐继尧行动，山炮一时无法跟上（当时的山炮系拆开后，炮架、炮管分由骡马驮运），唐继尧只好带着步兵经长春坊（原正义路至象眼街一带）、文庙向总督府攻击前进。僵持了约半小时，庾恩旸的炮一营赶到了。口径57毫米的德制克虏伯山炮，本来属于曲射火炮，但此时距目标只有七八百米了，唐继尧和庾恩旸当即决定，用直接射击的方式，干掉大门口的机关枪。仅仅几分钟后，大门口的数根旗杆，督府大堂、二堂纷纷中弹，燃起冲天大火。守军伤亡惨重，军心动摇，云贵总督李经羲知道大势已去，在卫兵簇拥下，偷偷从后门溜走了。攻打云贵总督府是“重九起义”中伤亡最惨烈的一仗，在整个“重九起义”牺牲的150名官兵中，有近百名战死在总督府，连指挥战斗的唐继尧都被子弹擦伤肘部。

云南光复后，庾恩旸任云南军都督府参谋部部长。刚就职就接南防(今建水县、开远市、广南一带)报警，于是都督府组成征南军，庾恩旸为参谋长，收降巡防队两营，计斩江川巨匪史春能。接着到达建水，清廷迤南兵备道道员龚心湛逃入越南，南防平定。不久又接省城急电，告知四川省危急，催促庾速返省城援川，刚到省城，援川军已出发。恰逢炮兵团有变，团长弃职，都督府即命庾为参谋部长兼炮兵团长，并设卫戍司令部，统领留守省城各部队，卫戍省城。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云南组成北伐军，庾被任命为北伐军参谋长，率先遣队出发，挥师北上，顺道援黔。在贵州耆老会、宪政会及其支持的部分黔军的怂恿和配合下，向贵阳发动突然进攻，迅速控制贵阳局势，但进城后进行过大屠杀。接着，贵州军政府改组，推庾为总参谋长。不久，宣统帝退位，南北议和，庾受任贵州都督府参谋总长兼军务处长。在此期间筹办贵州省讲武学堂，并兼任校长，为贵州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6月，代理贵州省都督。8月，接袁世凯电令，各省选代表入京，庾以贵州省军事代表身份进京，任总统府军事咨议官，补授陆军少将。任职期间，竭力向中央陈述贵州的艰苦贫困情况，得中央协济贵州40余万元，使贵州财力稍有宽裕。

民国2年（1913年），庾被召回云南省任讲武堂校长，不久任都督府高等顾问。民国3年1月，庾以参赞军机，参与镇压大理杨春魁起义。民国4年1月，庾任普防巡阅使，巡阅普防各属。到达普洱市时接到易武土职伍树助等7人联名禀呈要求准许土司沿袭，庾复文批驳，指出：“国家设置行政总局，意在改良时政，保卫人民，巩固边防，如不改设行政总局，一切听任土司自行其是，悉再过一百年也还是老样子“，要求各土司一不要再提恢复权力之事，而理应尽忠效力，团结带领各族同胞，大力支持各行政分局，办好边地各项事业，使边疆与内地同样发展”。同年，当袁世凯复辟帝翻公开化后，庾于12月31日参与唐继尧、蔡锷等9人联名发出《声讨袁逆并宣市政见之通电》，推动了护国运动。

1917年7月1日，时任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省督军的张勋，在北京拥护爱新觉罗·溥仪溥仪再次临朝，恢复宣统年号，改7月1日为“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颁布“大权统归朝廷，定为大清帝国”等九项施政方针。这一事件，史称“丁巳复辟”。1917年8月14日，段祺瑞正式对德、奥等反法西斯同盟宣战，派遣大量劳工至欧、非等地为协约国军服务。同时，段氏政府向日本大肆借款，出卖许多国家权益；又决定毁弃约法、取消国会。孙中山谴责段祺瑞“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发起护法运动。1917年8 月，护法派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旋建立护法军政府，推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军政府出师北伐，南北战争遂起。张勋复辟，云南省组成陕西靖国军讨逆，庾恩旸任第三军军长兼联军总司令部参赞，驻贵州毕节行营。1918年2月18日，庾恩旸在贵州毕节行营遇刺身亡，时年35岁。死后被追任为陆军上将，葬于昆明凤鸣山金殿太和宫左侧。

从民国2年到6年，庾恩旸先后在滇军、护国军政府和贵州省任随军中将、警备总司令部总参议、开武将军行署参谋长、代理将军印务、护国军政府明朝军事厅长兼参谋厅长、护国第三军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兼第五梯团长、警卫军总司令兼宪兵司令、督署总参谋长兼第三师师长、第三卫戍区司令官、云南陕西靖国军第三军军长兼联军总司令部参赞、贵州都督府总参谋长、代理贵州都督等职。曾获三等、二等文虎勋章，四等、三等、二等嘉禾勋章。

庾恩旸一生效力军界，但常于戎马倥偬之际，将亲身经历编著成书。著有《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未记》7卷《中华护国三杰传》3卷《护国军神蔡公传》1卷《再造共和唐会泽大事记》《云南北伐军援黔记事）1卷《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1卷。此外，还著有《中国对外三十六大军事家传记》及《庾枫渔诗集》。

庾恩旸回乡有一件为后人称道的事，莫过于将“他郎”这个县名改为“墨江”。

要更改一个县名，过去很不轻易，“他郎”一名从元朝到清朝，除明朝用了“恭顺”外， 300年都用“他郎”二字。庾恩旸最先提出这个建议，可说是公私两利，从私情来说，清末民初，官僚阶级从上到下兴起了一股以出身籍贯为外号的风气。那么“他郎”应改什么字好，要一劳永逸，若朝令夕改，岂不成儿戏么?最后以“阿墨江”去掉“阿”字，用“墨江”两字作为定案而上报。原来由北到南纵贯全境的阿墨江，并没有一个名字，都以各地段的渡口地名作为江名。如上游叫谷麻江，中游叫瞻鲁坪江，下游叫普溪江。后来在离瞻鲁坪不远的江边出现了靠摆渡为生的哈尼族支系阿木人寨子，就出现阿木渡，进而成了阿木江。念去念来形成书面文字，然后再经过有心人和文人的雕琢，就成了阿墨江。而且在道光年间全国各县州都要搞一个小八景时，“墨江哈尼族自治县锦澜”也是墨江八景之一。经过一番争论之后，“墨江，墨水成江，”过去不成，也可寄望于将来，这样，墨江之名，庾恩旸未离开此地之前便定下来，然后由熊朝梁县长上书省府备案、核转。仅此一端，己够使庾恩旸与“墨江”同在，彪炳千秋。

民国7年（1918年）2月18日，庾在贵州毕节行营遇刺身亡，时年35岁。死后被追任为陆军上将，葬于昆明凤鸣山金殿太和宫左侧。孙中山为其墓表题了“应为雄鬼”4字。

清末云南省元袁嘉谷评价：“恩旸长于军旅，虽师余甚谨，而朝夕讲贯文事甚多，且其于功名之际，知以保卫地方为重。不径行己意以与时人较长短，逊志深识，亦足称者。”

庾恩旸是民国初期滇军将领和西南政界要员。留学日本期间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回滇工作后积极发展革命势力，并投身重九起义和云南辛亥革命善后工作，为云南辛亥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庾恩旸是云南“重九起义”主要将领，为推翻满清王朝统治，开创民主共和做出贡献的云南墨江籍将军——庾恩旸，短暂而辉煌的一生。

唐继尧爱屋及乌，1920年，让其四弟庾恩锡（庾澄庆的祖父）出任云南水利局长。庾恩锡是艺人庾澄庆的祖父。喜爱园林，他把长兄庾恩旸所遗昆明崇仁街老宅，亲自设计，扩建成园林式的住宅，就是今日中国云南的旅游名胜庾家花园。

庾恩旸墓建于1918年，葬于金殿范围内，即如今金殿名胜区陈圆圆纪念园附近。2013年，铜殿对庾恩旸墓地进行保护建设，制定保护方案、并请昆明市园林文化专家石玉顺攥写保护碑文。此后，庾恩旸墓正式对外开放。

将青年时期，热诚的庾恩锡形象跃然于话剧《重九之光》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