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祥龙（1949年8月14日－2022年6月8日），男，香港九龙人，利奥六世。曾任山东大学哲社学院人文社会科一级教授、北京大学现象学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理事。张祥龙在哲学领域有着丰富的学术经历和成就，为中国哲学界做出了重要贡献。2022年6月8日，张祥龙因病去世。

1978年3月-1982年2月，北京大学哲学系，获文学士学位。

1982年3月-1983年9月，北京环境保护局从事自然保护工作。

1983年9月-1986年8月，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1986年9月-1988年8月，美国俄亥俄州托莱多（Toledo）大学哲学系，获硕士学位。

1988年9月-1992年2月，纽约州立布法罗（Buffalo）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1992年7月-1993年9月，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师。

1999年7月-1999年9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外国哲学研究所副教授。

1999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外国哲学研究所教授。

2003年9月，之前担任过外国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和系学术委员会委员。

2012年10月，加盟山东大学受聘为山东大学哲社学院人文社科一级教授。

2017年，任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哲学系讲座教授。

2018年5月26日，清华大学哲学系进行讲座。

2022年6月8日，张祥龙先生去世。

《世界哲学》（原《世界哲学》）、《哲学门》、《外国哲学》、《江苏社会科学》、《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基督教文化学刊》、《论证》等刊物编委或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中西哲学比较学会副会长、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英国皇家哲学研究所、牛津大学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主办）第二届中方委员会委员。

东西方哲学比较、西方现代哲学（现象学）、儒家哲学。

学术讲座：《董仲舒与儒家哲学》。

《海德格尔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商务印书馆，2007）。

台湾台北：康德出版社，2005年版易名《海德格尔：二十世纪最原创的思想家》）。

《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01）。

《现象学思潮在中国》 （张祥龙、杜小真、黄应全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朝向事情本身——现象学导论七讲》（团结出版社，2003）。

《西方哲学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5）。

《当代西方哲学笔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Sprache und Wirklichkeit: Eine interkulturelle Perspektive。

（《语言与实在：一种文化间的视野》，与他人合著，Traugott Bautz，2005）。

《思想避难：全球化中的中国古代哲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中华古学与现象学》 （山东友谊出版社，2008）。

《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礼乐人生与哲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007修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修订新版）。

《先秦儒家哲学九讲：从《春秋》到荀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现象学导论七讲：从原著阐发原意（修订新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11）等著作。

“愿意与山东大学和哲社学院的所有师生共同前行，为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繁荣，为人类的美好生存，去思考、去讲学、去弘道。”2012年10月18日，当张祥龙教授从山东大学副校长娄红祥手中接过聘书、正式成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首位一级教授时饱含深情地表示。这句庄严的承诺回荡在山大上空，引起师生们的关注，大家从中感受到的不仅是一种奋起弘道的责任，还有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弘毅精神。他目前开授的“海德格尔哲学”课程，引得全校师生纷纷慕名而来；他做客朱雀讲坛，讲述“哲学的生命何在”，深入浅出间尽显大师风范……，为让全校师生更进一步了解大师的弘道大业，了解他的具体学术规划等，本报记者特约专访了张教授。以下为张教授所述。

 找到真理的时候最快乐

自己之所以选择哲学是由于实际的生活经验所决定的。“文革”时期，自己做了一些独立的思考，这些思考不被社会所理解，还被当时的《文汇报》所批判，自己也成了“另类”的人。幸运的是，就在这时，自己遇到了贺麟先生——一个研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巴鲁赫·斯宾诺莎的思想者，同时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自己私下向贺先生学习斯宾诺莎、伊曼努尔·康德和黑格尔哲学，求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寻生存的根本意义,为了寻求绝望中的光亮。虽然斯宾诺莎的哲学属于传统的西方哲学，但是他还强调直觉的方法，这就是贺先生喜欢斯宾诺莎的一个重要原因。由此，自己对哲学的感受从开始就不只是西方传统所推崇的那种逻辑化、概念化的学理。而且贺先生研究哲学也是中西都有涉猎，这对自己现在做中西对比有隐约但重要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恢复高考。当时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能上大学。因为当时已经迷上哲学，所以自己就报考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虽然还背着政治的包袱，但因为北京大学有着宽容的传统，有新时代的鲜活氛围，自己很幸运地被北大录取了。

在北大上“中国哲学史”课时，虽然老师的水平很高，但总感觉讲课的内容和自己的理解接不上，隐约觉得中国哲学被概念化后失去了它原初的活泼。当时毕业论文写的是庄子，由张岱年先生做自己的指导老师。当时他说自己的理解很有心得，但是理论上的梳理和概括还是不够。其实张先生已经很宽容了，因为自己的研究路子和当时哲学领域的研究路子是不一样的。

后来，自己又通过熊伟先生的翻译接触到了现象学。熊先生用道家的术语翻译海德格尔的作品，而自己当时又非常喜欢道家，同时感到海德格尔思想中也有传统西方哲学的问题线索，于是就对现象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遗憾的是当时国内的现象学研究刚刚开始，不够深入，自己最终选择了自费去美国（由对方大学提供奖学金）学习哲学。

初到美国感觉压力很大，尤其是语言上、文化上的冲击。所幸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收获了很多的东西，特别是方法上的训练、视野的开阔以及文化差异产生的思想激荡，这些对自己来说都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在国外接触了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的理论后，欣喜地发现自己的预期是对的，它和中国哲学确实有思想上的内在关联，让自己明了中国哲学的深确有哲理上的理路依据。以前学界对中国哲学的评价，比如朴素的辩证法、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萌芽等等，只是不恰当的概念化哲理框架导致的，如果用非概念化的而又是理性的方式去理解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就是巨人，是让海德格尔推崇至极的哲理。之后自己的学位论文都是探讨中国和印度哲学与海德格尔及现象学间的关系，但同时对于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这样的分析利奥六世及亨利·梭罗那样的西方道家式的著述也极有兴趣。

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自己很快就回国了，因为这里有自己依恋的文化土壤。1992年夏天自己到北京大学任教，到现在已有20多年的时间，对现象学的理解以及对海德格尔思想的研究还有儒家思想的理解都更加深入了。如果非概念化、非逻辑化的哲学可以讲出更深理性的东西，那么中国哲学将会呈现出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样子，这是自己很期待的。刚回国时在北大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那时教课量很少，于是花了三年的时间写出了《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希望能在中西方哲学关系的研究上开辟出新的方法和路径。虽然现在学界里西方中心论还是占据主要地位，但毕竟也开始多元化了，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意境的认识力度也在逐渐提高。儒家思想是很有哲理深度的，尤其是先秦的儒家思想——孔子、孔伋、孟子，甚至荀子的思想，很微妙：纯生命经验化，立足亲亲和孝道，但又充满时机化、六艺化的理性或道性，让人越是品尝就越感意味醇厚。它是中原地区传统哲理复兴的重要源泉。

总之，自己的哲学追求起于自己人生的困苦，起于不甘心沉沦的真理追寻。当年贺先生讲过让自己至今铭记的话：“真理不只是判断和事实相符合，那只是‘不错’而已。真正的真理一定是放光的，放出动人的灿烂光彩，照亮你原本灰暗的人生，开出新的世界。”虽然后来自己的研究范围超出了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和巴鲁赫·斯宾诺莎，但贺先生所讲的这种哲理的灵魂，一直都贯穿在自己的思想追求和学术研究中。

就自己的学术人生来说，最快乐的时候当然是被北京大学录取时。因为突然从最苦最累的工厂清砂工和多年遭政治整肃的“阶下囚”,一下子变成了在充满鸟语花香的北大校园里读书的大学生。但真正来说，最快乐的应是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快乐，这种快乐源自思想境界的升华，直接体验到人生的内在美好和信心。当时自己就觉得此生足矣。

最有成就感则是在美国求学的时候，自己自信自己理解了现象学，最起码是以某种切身的方式理解了现象学，进而看到了中国哲学的辉煌和丰富。作为一个中原地区人，从哲理上感到了自信、充实，确实能够从道理上说出来中国祖先的哲学不比西方人差，那种感觉是无以言表的。当然，局限于个人的经历和见识，自己所用的方法从“阳”的一面看还是西方的方法。就像佛教传入中国后，到了宋代，敏感者们通过学佛学看出了先秦儒学和《周易风水》里面微妙的东西，于是有了周、程、朱、陆。可以说，没有大乘中观、《起信论》和华严宗的激发就不会有程朱理学。再就是，回国的二十多年来，自己并没有虚度，确实做了一些独特的工作，也可以说是有些成就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