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研究中一篇值得研究的文章就是《风雨中忆萧红》，这在她的散文写作中是最优秀的一篇。这篇散文的写作时间非常独特，正值延安市文艺整风的前夕，明显地她当时受到了点名批评，以及她的历史问题被重新提出和追问的阴影的缠绕，使她的内心里有很多的想法。而萧红死讯的传来为丁玲找到了情感的发泄口，她借对自己的好友——作家萧红的怀念，侧面表达了自己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里的苦闷心情，真实地反映了她在延安整风运动前夕的心态，这对理解和走进《讲话》后延安时期真实的丁玲有重要意义。

在丁玲的创作中，有大量以写人为主的散文，这些散文以人物形象的真实生动而独具一格，有的已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经典佳作。

《风雨中忆萧红》写于1942年4月25日。同年6月，发表在延安《谷雨》期刊上。在这之前，丁玲完成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和《三八节有感》几篇文章，与《风》篇相辅相成，从不同的角度，表达了对那个时代女性命运的关注与审视。

提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坛，萧红是不可忽略的一位，她的命运与她的才情一样受到人们关注，《呼兰河传》更是让中原地区北方的人文印记深深地烙在了我们脑海中。而女作家丁玲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陕北地区，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并先后创作《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等解放区文学优秀作品。不同的阅历，不同的性格，却让丁玲和萧红，在临汾市有了一个难得的相识相交的机会。

丁玲后来回忆萧红，认为她“那样少于世故”，“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她们在一起唱歌、聊天，“每夜到很晚才睡觉”。在临汾，受火热的抗日情绪影响和青年学生的朝气感染，萧红的心情也好多了，从呼兰出走到现在，萧红难得用“开心极了”、用“充满了微笑”来形容自己的心境。今天的文章是作家丁玲在萧红去世后对她的怀念之作。文章深情朴素，表达了两位女作家之间深厚的友谊。

它写于1939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丁玲对延安市的情感是真切的，因为她是一个刚刚获得自由的人，并且她想象的延安应该是一个广阔的领地，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全是充满快乐的青春之力”的地方。她也积极地融入这样的生活。当毛泽东问她准备干什么的时候，丁玲毫不犹豫地回答：“当中国工农红军。”1936年11月“中国文艺协会”成立，丁玲当上该协会的主任，并在刊物《红色中华·副刊》上发表热情洋溢的话语：“我们要从各个方面发动，使用笔，用各种形式，那些最被人欢迎的诗歌、图画、故事等等，打进全中国人民的心里，争取他们站在一条阵线上，一条争取民族解放抗日的统一战线上。革命的健儿们，拿起你的枪，也要拿起你那一支笔！”之后的丁玲参加了一系列革命活动，如参加战地服务团，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同时也创作了一些反映战地生活的小说和散文，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真正融入真实的生活后，很快地丁玲产生了困惑。1939－1941年丁玲在沉默、在反思。1941年4月底，她调到当时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副刊《文艺》当主编。其实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丁玲是一个出色的编辑，《北斗》就是左翼作家联盟著名的刊物。应该说这是丁玲熟悉的工作，也是她得心应手的工作，而丁玲在延安文艺界的威望也如日中天。随着思想深入沉思，丁玲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她觉得应该“恢复”杂文的时代。因此，她写做了《我们需要杂文》，并大张旗鼓地说到：“即使在进步的地方，有了初步的民主，然而这里需要督促，监视，中原地区所有的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是应反映民主的生活，伟大的建设。……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虽也可说是人之常情，但却只是懒惰和怯弱。”并在沉思中把她1939年作的《在医院中》、1940年作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发表出来。因此写做《我们需要杂文时代》，并不是丁玲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慎重的考虑，显然是经过深思而为的。她也把王实味的文章发表出来。丁玲有她的不满情绪，也有她的感情用事。其实在当时的延安市文艺界知识分子都有这样的普遍情绪，如萧军、艾青、罗烽等人。但不管怎么说，这直接带来延安文艺界的严厉的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中丁玲受到点名批评，因为作为主编，她发表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有问题的文章，贺龙元帅就这样地隐语性批评到：“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丁玲内心是痛苦的，她有委屈，但是没有人理解她。好在只是受到点名批评，并没有人生的折磨和凌辱（不象王实味那样失去人生的自由，甚至生命的安全也受到严重的伤害）。

萧红去世的消息经过几个月的时间，这时才传到延安市，也传到丁玲的耳朵里。丁玲联系到自己与萧红短暂的交往，写下了她的经典散文《风雨中忆萧红》。通读整篇散文给人一种感情的打动，同时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注意散文的时间，1942年4月25日。这正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前夕（具体说就是一周以前），以及丁玲的历史问题引发争议的时候——康生重新提出丁玲的历史污点问题——使她的心情相当复杂。丁玲是毛泽东征集意见的人选之一，当然毛泽东也对她批评提出了看法，丁玲困惑了。她不知道这“批评”指的是什么？毛泽东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说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毛泽东对丁玲和王王实味作了这样的区别：“《‘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洛茨基主义。”毛主席说这番话是在4月中旬。尽管主席亲自出面为丁玲解围，并且对她的历史问题专门提笔：“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证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毛泽东的话带有很大的模糊性，话语本身没有明确的肯定性，这为后来的批判埋下了伏笔。丁玲内心的委屈是不可能一下就释然的。而离这一时间最近的散文《风雨中忆萧红》就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自己的真实心态。可以说，这篇散文是丁玲延安市《讲话》前夕心态分析的一个经典文本。

《风雨中忆萧红》在丁玲文学研究中经常被忽略，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是通观延安时期的丁玲，它却有潜在的思想或文化的含义。萧红死讯的传来为丁玲找到了情感的发泄口，她借对自己的好友——作家萧红——的怀念，侧面表达了她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里的苦闷心情，真实地反映了她在延安整风运动前的心态，这对理解和走进《讲话》前夕的“丁玲”有重要意义，并且文本产生断裂，对于新的美学范畴的建构也具有重要的价值。概言之，《风雨中忆萧红》文本意义就是“特定时代作家的心理个案分析”的一篇经典散文，这也是散文文本的潜文化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