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 是二十世纪西班牙的思想家之一，于文学和哲学皆有深厚造诣。他的哲学被描述为“生活哲学”，深受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形而上学和爱德蒙·胡塞尔的现实主义现象学的影响，同时也是存在主义和现实主义历史主义的先驱。

加塞特一八八三年诞生于马德里。一九○四年取得文学暨哲学博士学位，一九〇八年成为马德里大学的形而上学教授。他在德国的莱比锡市、纽伦堡、科隆、柏林和马尔堡继续学习，受到了新伊曼努尔·康德主义者的影响。回到西班牙后，他被任命为马德里高等教育学院的哲学、逻辑和伦理学教授，并在1910年成为马德里康普鲁滕斯大学的形而上学全职教授。

1917年，他成为《太阳报》的撰稿人，在那里他发表了他的两部主要作品：《无脊椎的西班牙》和《群众的叛乱》。后者使他声名远扬。他于1923年创办了《西方杂志》，并一直担任其主编直到1936年。该出版物推动了对哲学中最重要的人物和趋势的翻译和评论。

西班牙内战期间，加塞特因为反对佛朗哥政府，先流亡法国，之后到阿根廷。一九四九年返回西班牙，创办了一所人文学院。一九五五年加塞特去世，其葬礼引爆了西班牙内战之后最激烈的学生示威，这场示威反对西班牙长枪党对教育的政治控制。加塞特的主要作品有：《无骨气的西班牙》《大众的反叛》《大学的使命》《面对历史的哲学》。

就地理上的传播而言，西班牙语世界为现象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广大的通路。现象学的传播大多要经由西班牙。最初是奥特加·伊·加塞特的著作对现象学作了介绍，他于1934年曾在弗赖堡体育俱乐部访问过胡塞尔，并给胡塞尔和他的一些门徒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奥尔特加的这种毫无疑问的贡献并没有使他成为成熟的现象学家。在某些方面他可以与F.弗朗兹·布伦塔诺相比，他是主要的开路人，但不是现象学事业的积极参加者。他与舍勒的关系密切，把舍勒作为生活在欧洲的思想家而提起，并认为舍勒真正是柏拉图所谓的“狂热的”哲学家。奥特加·伊·加塞特认为，舍勒的心灵一直过着急噪的生活，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舍勒的著作才表现出清晰而又无秩序两重特点，由于缺少组织和结构，他的著作充满许多不连贯，而未来的世代的责任可能就是要为他的思想补上所缺的架构和秩序。

对于奥特加·伊·加塞特来说，胡塞尔形式的现象学主要变成了他在弗赖堡五年研究的最后阶段借以摆脱他曾在H.柯亨的新康德主义中遇到过的那种意识哲学狭隘性的工具。他认为胡塞尔的功绩是提供这种唯心主义所缺少的东西：严格和简洁。但是胡塞尔也没有避免唯心论的错误。胡塞尔的实在是纯粹的意识，是纯粹沉思的“我”，这个“我”将世界变成非实在的，将它还原为“纯粹的可理解性”。因此，奥特加·伊·加塞特得出结论说，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达到的纯粹反思的意识反过来必须建立在最初的“执行的”意识之上，对于这种意识来说，每一个东西都是实在的。因此，完成了的现象学使人们有可能“把握”唯心论“失足”——即通过将实在转变为意识而使实在消失——的“时间和场所”。相比之下，早在1913年，奥特加·伊·加塞特在他的《对唐·吉诃德的沉思》（Mediations on Don Quijote）中就提出他的基本命题“我是我和我的环境”，这是对德国“实存哲学”的预言，而不是对胡塞尔式的“我思念我的被思想之物”（ego cogito cogitate mea）的预言。因此现象学通过为他的生命的理性的实在论哲学准备部分基础，在将他从新康德主义解放出来的同时，也使他从现象学本身解放出来了。

奥特加·伊·加塞特本人既不是提倡和实行现象学主要原则的现象学家，也不是现象学主流的一部分，但他确实是从那以后浇灌着拉丁美洲哲学的现象学之流的闸门。他最重要的早期同事们最初的贡献，主要是翻译舍勒、胡塞尔、海德格尔，甚至普凡德尔的著作。大西洋西岸的现象学最初的刺激可能就是奥尔特加1916年对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访问。因此可以说，奥特加·伊·加塞特在现象学传播史上产生过重要的作用。

《艺术的非人性化》1925 (La deshumanización del Arte e Ideas sobre la novela)。

《小说的笔记》。

《语言的本质》1927 (Espíritu de la letra)。

《群众的反叛》1930 (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

《论伽利略》 1933 (En torno a 伽利略·伽利莱)。

《自我沉思与自我疏离》1939 (Ensimismamiento y alteración)。

《技术论》 1939 (Meditación de la técnica)。

《概念与信念》 1940 (Ideas y Crencias)。

《爱》 1940出版，后散收录在各书，台湾有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有限公司版。。

《论莱布尼兹》 1958

《年轻民族的考察》 1958。

《世界史诠释》 1960。

《哲学的起源》。

1. 暴力是最后的理性。

2. 我很早就学会提防引用帕斯卡语录的人了。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于1883年5月9日出生在马德里。他的父亲是《公正报》的主编，该报属于他母亲多洛雷斯·加塞特的家族。这个家庭明确属于西班牙世纪末的自由主义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他家庭的自由主义传统和新闻参与对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在政治上的活动产生了影响。

奥尔特加首先接受马拉加圣斯坦尼斯劳斯科斯塔学院的耶稣会神父的教育（1891年至1897年）。他就读于毕尔巴鄂的德乌斯托大学（1897年至1898年）和马德里中央大学哲学和文学学院（现在的马德里康普鲁滕斯大学）（1898年至1904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从1905年到1907年，他在德国的莱比锡市、纽伦堡、科隆、柏林和马尔堡继续学习。在马尔堡，他受到了赫尔曼·科恩和保罗·纳托普等新伊曼努尔·康德主义者的影响。

1908年回到西班牙后，他被任命为马德里高等教育学院的哲学、逻辑和伦理学教授。1910年，他与西班牙翻译家和女权主义者罗莎·斯波托尔诺·托佩特结婚，并被任命为马德里康普鲁滕斯大学的形而上学全职教授，这是尼古拉斯·萨尔梅隆之前担任的空缺职位。

1917年，他成为《太阳报》的撰稿人，在那里他发表了他的两部主要作品：《无脊椎的西班牙》和《群众的叛乱》。后者使他声名远扬。他于1923年创办了《西方杂志》，并一直担任其主编直到1936年。该出版物推动了对哲学中最重要的人物和趋势的翻译和评论，包括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约翰·胡伊兹因加、爱德蒙·胡塞尔、格奥尔格·西梅尔、雅各布·冯·乌克尔、海因茨·海姆索特、佛朗兹·斯坦格尔弗朗兹·布伦塔诺、汉斯·德里希、海因里希·恩斯特穆勒、亚历山大·普芬德和伯特兰德·伯特兰·阿瑟·威廉·罗素。

他当选为第二共和国的莱昂省代表大会的代表，成为一个名为“为共和国服务的集团”的知识分子议会团体的领袖，该团体支持社会主义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的平台，但他很快就对政治失望，退出了政治。

在西班牙内战爆发时离开西班牙，他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度过了流亡生活，直到1942年回到欧洲。他在1945年中期定居葡萄牙，并开始缓慢地对西班牙进行短暂访问。1948年，他回到马德里，创办了人文学院，并在那里讲课。回到西班牙后，他私下表示对卡门·佛朗哥政权的敌意，称政府不值得任何人的信任，他的信仰与佛朗哥不相容。

《群众的叛乱》是奥尔特加著名的作品。在这本书中，他捍卫了类似于约翰·密尔的精英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观，反对来自共产主义者和右派民粹主义者的攻击。丹尼尔·奥尔特加也像密尔一样担心“多数的暴政”和群众的“集体平庸”，他认为这些威胁到个性、自由思想和少数群体的保护。奥尔特加将自由主义描述为一种“宽宏大量的”政治。

奥尔特加对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领导的西班牙保守党的拒绝是明确的，他对西班牙君主制和天主教会的不信任也是如此。然而，奥尔特加的社会主义被描述为反民主和保守，他的作品《群众的叛乱》被广泛认为是一部保守经典。

与约翰·密尔类似，奥尔特加对某些社会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持开放态度，甚至称赞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波塞为“世俗圣人”。在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影响下，例如保罗·纳托普和赫尔曼·科恩，他采纳了一种共同体本体论，并且对资本主义，特别是自由放任的变种持批评态度，宣称“19世纪的资本主义使人类道德沦丧”，并且它“使人的道德意识贫乏”。

对于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来说，哲学有责任批判性地围攻信念，以促进新的思想并解释现实。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哲学家必须——正如胡塞尔所提出的——摒弃偏见和先前存在的信念，调查宇宙的基本现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提出，哲学必须克服唯心主义（其中现实围绕着自我）和古代史中世纪的现实主义（其中现实在主体之外）的局限，专注于唯一真实的现实：“我的生活”——每个人的生活。他认为，没有“我”就没有事物，事物没有我也是无物：“我”（人类）不能脱离“我的环境”（世界）。这导致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发表了他著名的格言“我是我和我的环境”（《堂吉诃德的沉思录》，1914年），他总是把这一点放在他的哲学核心。

对于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来说，就像对于胡塞尔一样，“我思故我在”是不足以解释现实的。因此，这位西班牙哲学家提出了一个系统，其中基本或“根本”现实是“我的生活”（第一个“我”），它由“我”（第二个“我”）和“我的环境”（mi circunstancia）组成。这种环境是压迫性的；因此，个人和他或她的环境之间存在着持续的辩证互动，结果，生活是存在于必然和自由之间的戏剧。

在这个意义上，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写道，生活同时是命运和自由，自由“是在给定命运内部自由。命运给了我们一系列确定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它给了我们不同的命运。我们接受命运，并在其中选择一个命运。”在这种束缚的命运中，因此我们必须积极主动，决定并创造一个“生活项目”——因此不要像那些过着习俗和给定结构的传统生活的人那样，他们更喜欢一种不关心和不受干扰的生活，因为他们害怕选择一个项目的责任。

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使奥尔特加·伊·加塞特也走出了勒内·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并断言“我活着，所以我思”。这是他受伊曼努尔·康德启发的透视主义的根源，他通过添加非相对主义的特征来发展这一理论，其中绝对真理确实存在，并且将由所有生命的所有视角的总和获得，因为对于每个人来说，生活都具有具体的形式，生活本身是一个真正的根本现实，任何哲学体系都必须从中得出。在这个意义上，奥尔特加创造了“生命理性”（西班牙语：razón vital，“以生命为基础的理性”）这一术语，用来指代一种不断捍卫其来源于生命的理性的新型理性，以及“理性生命主义”（西班牙语：raciovitalismo），这是一种理论，它以生命的根本现实为基础，其中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就是理性本身。他在这一思想体系中逃离了弗里德里希·尼采的生命主义，尼采认为生命是对冲动的回应；对于丹尼尔·奥尔特加来说，理性对于创造和发展上述生活项目至关重要。

对于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来说，生命理性也是“历史理性”，因为个人和社会与他们的过去是密不可分的。为了理解现实，我们必须理解其历史，正如迪尔泰所指出的那样。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因为许多人对他的哲学著作表示同情，而且因为这些著作不要求读者精通专业哲学。

受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影响深远的人包括路易斯·布努埃尔、曼努埃尔·加西亚·莫伦特、豪金·希劳、哈维尔·祖比里、伊格纳西奥·埃拉库里亚、埃米利奥·科马尔、何塞·高斯、路易斯·雷卡森斯、曼努埃尔·格拉内尔、弗朗西斯科·阿亚拉、玛丽亚·萨曼诺、阿古斯丁·巴萨维、马克西莫·埃切科帕尔、佩德罗·雷德斯马莱恩·恩特拉尔戈、何塞·路易斯·洛佩斯-阿兰古伦、朱利安·马里亚斯、约翰·卢卡克斯、皮埃尔·布尔迪厄、保利诺·加拉戈里、维森特·费雷拉·达席尔瓦、维莱姆·弗卢瑟和若昂·费利克斯马尔蒂-伊巴涅斯。

奥尔特加假设，基于《群众的叛乱》中的一句话，普通或平庸的科学家对科学的进步有着重大贡献。

德国葡萄育种家汉斯·布赖德尔以他的名字命名了葡萄品种奥尔特加。

美国哲学家格雷厄姆·哈曼承认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是他自己客体导向本体论的灵感来源。

《群众的叛乱》已经被翻译成英文两次。第一次是在1932年，由一位希望匿名的翻译家翻译，一般认为是J.R.凯里市。第二次翻译是由圣母大学出版社于1985年出版，与W.W.诺顿公司合作。这个翻译是由安东尼·克里根（翻译）和肯尼斯·摩尔（编辑）完成的，由索尔·贝娄撰写了导言。

米尔德雷德·亚当斯是奥尔特加的主要著作的英文翻译者，包括《无脊椎的西班牙》《人与危机》《什么是哲学？》《一些形而上学课程》《莱布尼茨的原则观念和演绎理论的演变》和《普通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