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的反叛》（西班牙语：La rebelión de las masas，发音：[la reβeˈljon de las ˈmasas]）是由José Ortega y Gasset（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创作的，最初于1929年作为连载文章发表于报纸《太阳报》，并于1930年以书本形式出版；英文翻译在两年后首次出版，经奥尔特加授权。尽管已出版版本中注明翻译者要求匿名，但最近的版本也记录了其美国版权在1960年由特蕾莎·凯里更新，而美国版权局公布的1960年1月美国版权更新清单将翻译者标为J. R. 凯里。1985年，圣母大学出版社与W. W. 诺顿公司合作出版了第二版译文。此译文由安东尼·凯里根（翻译）和肯尼思·摩尔（编辑）完成。小说家索尔·贝娄撰写了引言。2004年10月1日在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分为两大部分，这两个部分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在第一部分中，奥尔特加对“大众的反叛”这一时代特征做出了诊断与剖析；在第二部分中，他将“大众的反叛”由欧洲国家内部推延至整个国际领域，由“大众人”转而分析“大众民族”。

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被视为17世纪以来西班牙最重要的哲学家，《大众的反叛》是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著作，出版后一时好评如潮，《大西洋月刊》甚至载文评论说此书之于20世纪，一如《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资本论》之于19世纪。丹尼尔·奥尔特加认为大众反叛的根源之一就在于欧洲的衰败与没落，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喧嚣一时的“西方的没落”——也就是所谓的“欧洲的没落”——这一悲观论调颇不以为然。对此，他展开了详尽的分析。在这部作品中，奥尔特加追溯了“大众”的起源并分析了他的构成，进而描述了大众在社会中获得权力和行动的崛起。奥尔特加始终对大众及其所组成的“大众”持非常批判的态度，将“贵族生活与普通生活”进行对比，并谴责他所看到的大众中的野蛮和原始主义。然而，他没有像英语世界中常见的误解那样提到特定的社会阶层。奥尔特加指出，“大众”可能来自任何社会背景，但他的具体目标是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人士，即满意的青年（先生满意），他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并且将他对自己学科的掌握延伸到其他人身上，对他在所有学科中的无知不屑一顾。

公众逐渐取代传统的社会精英而成为欧洲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支配力量，其话语也逐渐具有威势话语的特征。在另一方面，当时的公众缺乏必要的政治训练和理性涵养，表现出力有不逮的情况——诸如易受短视的功利心驱动、轻信政治投机家的承诺、对公共利益的冷漠，等等。这一切被作者奥特加·加塞特敏锐地察觉到了，并在这部影响卓著的作品中做了详尽的表述。在书中，作者对于公众主导社会生活所包含的危险性进行了准确地预见(后来欧洲公共生活的巨大灾难不幸应和了作者的预言)，并进而质疑了公众能胜任这种支配角色的带有先验特征的命题。虽然现代社会的技术让公众具备了支配的能力，但是否就有这样的资格呢。是否应该存在着一种克制的力量呢?……作者在书中讨论的问题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如何有效避免公共灾难是有巨大帮助的，这也是我们将这部著作引见给中国读者的最主要的动机。

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西班牙17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评论家、出版家，20世纪西方最重要的知识贵族与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现代大众社会理论的先驱，阿尔贝·加缪誉之为“弗里德里希·尼采以后欧洲最伟大的作家”。1904年在马德里大学获哲学博士，曾任马德里大学形而上学教授、西班牙立宪会议员，创办《西班牙》杂志《西方评伦》月刊及享誉全球的《太阳报》。因不满于独裁统治曾流亡海外到处游历讲学，1948年归国定居，1955年存马德里去世。代表作有《大众的反叛》《艺术的去人性化》《没有脊梁骨的西班牙》《堂吉诃德沉思录》《什么是哲学？》《历史理性》等。本书是奥尔特加最负盛名的代表作，通过对“大众“及其反叛心理的剖析，他对西方文化的危机以及现代社会的病理现象做出了诊断。本书出版后不久，《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即评论说：“奥尔特加的《大众的反叛》之于20世纪，一如让-雅克·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之于18世纪，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之于19世纪。”

针对时代的没落这一悲观主义诊断，我提出如下的建议：衰败没落当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指从一个较高的地方跌落至较低的地方。但是，这种比较可以从诸多可想而知、但迥然不同的立场进行。譬如，在琥珀烟斗的制造者看来，这是一个衰败没落的时代，因为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还用琥珀烟斗来抽烟了。其他的立场观点或许比这更为正当与高贵，然而，严格说来，与生活本身相比，没有哪一种立场逃脱得了偏颇、专断的指责，而生活的价值构成正是我们力图加以解析的。只有一种立场是合理的、自然的，那就是采取生活自身之立场，从生活的内部考察与反省，看看它能否感觉到自己的衰败没落，也就是说，生活是否能感到自身心力不济、疲惫不堪、生机懈怠。但即使是内部的观照，我们又如何能知道它的自我感觉之衰败与否呢？依我之见，如下的征兆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一种生活并不艳羡其他的生活与以往的时期，那么，它必然对自身的存在推崇备至，这样的生活无论在何种严格意义上都不能说是衰败没落的，就我对时代之高度问题的所有讨论而言，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它也证明了我们这个时代所尽情享受的一种非常奇妙的情感状态，据我所知，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就像美国人所说：“与众不同是可耻的。”大众压垮了任何不同、优秀、独特且出类拔萃的事物。任何与众不同、不随波逐流的人都有被淘汰的风险。当然，很明显，这个“所有人”并不是“所有人”。“所有人”通常是大众与独立、专门的少数群体的复杂统一。如今，“所有人”只有大众。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可怕的事实，毫不掩饰地描述了它的野蛮特征。——第 1 章，“大众的到来”

法西斯主义和工团主义物种的特点是首先出现了一类人，“不在乎提供理由甚至正确”，而只是决心强加自己的观点。这就是新奇之处：没有权利正确，没有理由：“无理的理由”。——第 8 章，“为什么大众干预一切，为什么他们总是暴力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