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31年10月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此次大会是在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召开的。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解决党堂不分的问题，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性的决定，即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同时实行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的原则。这一决定推动了致公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型。

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国共合作全面破裂。中国国民党及其政权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原来各革命阶层的联盟变为大地主大买办的政党和政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执行亲帝的外交政策，通过改订新约的形式，重新确定帝国主义在华特权，换取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国民党政府的承认和支持。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列强加紧对中原地区侵略，以图摆脱危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迅速扩大。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致公党由于在理论上尚处于幼稚状态，对国内外的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缺乏科学的分析，从而无法形成正确的认识；党的总部又设在海外，对于国内所发生的一系列根本变化不甚了解，这就很难就国内的政治斗争发挥其作用。当时，致公党抱着“秉承致公堂旧有爱护国族之精神，更新祈国内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合理之改革，欲由实现真正民主政治之途径致国家于富强，使人民能享有政治经济学之绝大自由，海外侨胞获得强国人民所应享之平等待遇”的强烈愿望，努力使致公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党，并切实参加国内政治斗争。这就必须加强党务，解决党堂并存、党堂不分的局面。

1931年10月，致公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自美洲和其他海外各处的代表数十人出席了会议，美洲洪门元老司徒美堂也参加了大会。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自“一大”以来党堂不分的问题。然而，由于意见分歧，各执己见，大会只好通过一项妥协、折衷的决定，既承认党堂并存的现状，又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这一决定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堂为党的决议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此后，堂党自渐分离，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脱离会党的影响，向现代政党发展。这次会议决定致公党总部设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仍推举陈炯明为总理，陈演生(1875—1952)为秘书长，司徒美堂为美洲总支部主席。

中国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致公党的党务工作有了起色。除了美洲原有组织外，还有大洋洲、马来群岛及香港等地建立了新的地方组织，计有党员30余万。1933年9月，陈炯明病逝香港，致公党中央决定暂设中央干事会主持中央工作，领导党务，维持现状。由陈演生在香港负责与各国各地致公党(堂)联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