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的神话》（The Myth of 西西弗斯），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提出自己明确哲学思想的理论著作，完成于1943年，收录于散文集《西西弗的神话》中。

《西西弗的神话》是以两千多年前希腊神话中西西弗的故事为背景，深入浅出上升为哲学思考，最终形成加缪哲学思想的认识论。面对战火蔓延、城乡毁灭、暴行肆虐、死亡威胁的现实，荒诞的体验弥漫在整个欧洲。加缪在文中指出荒诞产生于人的呼唤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间的对抗，成为当时思想家面临的重要问题。然而，加缪强调荒诞并非写作的终极目的，而是出发点，他要人类学会正确面对荒诞的人生处境，勇敢地承担命运，去做一个反抗荒诞的英雄，获得幸福的勇气和力量。

从表层和功利的角度来看，《西西弗的神话》中的反抗似乎只是一种自我安慰，类似于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胜利法，对于西西弗来说，他的反抗并未改变他的命运，只是心态上的转变。然而，从更深层次来看，阿尔贝·加缪的反抗体现了一种知难而上的刚毅精神，是在绝境中寻求新生，实现自我超越的尝试。虽然西西弗斯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但他的反抗意味着对荒谬命运的认知和接受，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探索，这种精神的愉悦可能是他所能获得的唯一幸福。加缪通过西西弗的故事，表达了对人生荒诞的思考，以及面对命运逆境时的一种勇敢与坚持。

《西西弗神话》（以下简称神话）分为三个部分：荒诞推理、荒诞人和荒诞创作。荒诞推理”围绕“荒诞感”、荒诞”展开，并把“荒诞推理”作为一种方法直接运用到“荒诞人”和“荒诞创作”这两部分中去；“荒诞人”把荒诞概念具体化、形象化加以分析，并逐步推入和拉进荒诞概念的内核；“荒诞创作”更多地体现了神话的文学性质，而且带有很强的文学评论性，从“荒诞”角度对很多文学作品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全篇从“荒诞”入手，以荒诞与自杀、荒诞与虚无、荒诞与希望作为切入点，经过肯定一否定-再肯定的循环过程，不断完善有关“荒诞”概念的论述，最后回归到“西西弗神话”。

【译序】

【前言】

荒谬的理论

荒谬与自杀

荒谬的墙

哲学自杀

荒谬的自由

荒谬者

唐璜主义

戏剧

征服

荒谬的创造

哲学与虚构

基连洛夫

短暂的创作

西西弗的神话

附录

弗兰兹·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和荒谬

阿尔及利亚的夏天

致雅克·欧尔贡

弥诺陶洛斯或停驻奥兰

致皮埃尔·加林多

街道

奥兰的沙漠

运动

纪念碑

阿里阿德涅的石头

海伦的流亡

回到提帕萨

艺术家与他的时代

……

西西弗的神话

诸神处罚西西弗斯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

荷马说，西西弗是最终要死的人中最聪明最谨慎的人。但另有传说说他屈从于强盗生涯。我看不出其中有什么矛盾。各种说法的分歧在于是否要赋予这地狱中的无效劳动者的行为动机以价值。人们首先是以某种轻率的态度把他与诸神放在一起进行谴责，并历数他们的隐私。阿索玻斯的女儿埃癸娜被朱庇特劫走。父亲对女儿的失踪大为震惊并且怪罪于西西弗斯，深知内情的西西弗对阿索玻斯说，他可以告诉他女儿的消息，但必须以给柯兰特城堡供水为条件，他宁愿得到水的圣浴，而不是天火雷电。他因此被罚下地狱，荷马告诉我们西西弗曾经扼往过死神的喉咙。普洛托忍受不了地狱王国的荒凉寂寞，他催促战神把死神从其战胜者手中解放出来。

还有人说，西西弗在临死前冒失地要检验他妻子对他的爱情。他命令她把他的尸体扔在广场中央。不举行任何仪式。于是西西弗重堕地狱。他在地狱里对那恣意践踏人类之爱的行径十分愤慨。她获得普洛托的允诺重返人间以惩罚他的妻子。但当他又一次看到这大地的面貌，重新领略流水、阳光的抚爱，重新触摸那火热的石头、宽阔的大海的时候，他就再也不愿回到阴森的地狱中去了。冥王的诏令、气愤和警告都无济于事。他又在地球上生活了多年，面对起伏的山峦，奔腾的大海和大地的微笑他又生活了多年。诸神于是进行干涉。墨丘利跑来揪住这冒犯者的领子，把他从欢乐的生活中拉了出来，强行把他重新投入地狱，在那里，为惩罚他而设的巨石已准备就绪。

我们已经明白：西西弗斯是个荒谬的英雄。他之所以是荒谬的英雄，还因为他的激情和他所经受的磨难。他藐视神明，仇恨死亡，对生活充满激情，这必然使他受到难以用言语尽述的非人折磨：他以自己的整个身心致力于一种没有效果的事业。而这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人们并没有谈到西西弗在地狱里的情况。创造这些神话是为了让人的想象使西西弗的形象栩栩如生。在西西弗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士、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士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士的人的双手。经过被渺渺空间和永恒的时间限制着的努力之后，目的就达到了。西西弗斯于是看到巨石在几秒钟内又向着下面的世界滚下，而他则必须把这巨石重新推向山顶。他于是又向山下走去。

正是因为这种回复、停歇，我对西西弗产生了兴趣。这一张饱经磨难近似石头般坚硬的面孔已经自己化成了石头！我看到这个人以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向那无尽的苦难。这个时刻就像一次呼吸那样短促，它的到来与西西弗的不幸一样是确定无疑的，这个时刻就是意识的时刻。在每一个这样的时刻中，他离开山顶并且逐渐地深入到诸神的巢穴中去，他超出了他自己的命运。他比他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如果说，这个神话是悲剧的，那是因为它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若他行的每一步都依靠成功的希望所支持，那他的痛苦实际上又在那里呢？今天的工人终生都在劳动，终日完成的是同样的工作，这样的命运并非不比西西弗斯的命运荒谬。但是，这种命运只有在工人变得有意识的偶然时刻才是悲剧性的。西西弗，这诸神中的无产者，这进行无效劳役而又进行反叛的无产者，他完全清楚自己所处的悲惨境地：在他下山时，他想到的正是这悲惨的境地。造成西西弗痛苦的清醒意识同时也就造就了他的胜利。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

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在某些天里是痛苦地进行着的，那么这个工作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这并不是言过其实。我还想象西西弗又回头走向他的巨石，痛苦又重新开始。当对大地的想象过于着重于回忆，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这就是巨石的胜利，这就是巨石本身。巨大的悲痛是难以承担的重负。这就是我们的客西马尼之夜。但是，雄辩的真理一旦被认识就会衰竭。因此，俄狄浦斯不知不觉首先屈从命运。而一旦他明白了一切，他的悲剧就开始了。与此同时，两眼失明而又丧失希望的俄狄浦斯认识到，他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一个年轻姑娘鲜润的手。他于是毫无顾忌地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声音：“尽管我历尽艰难困苦，但我年逾不惑，我的灵魂深伟大，因而我认为我是幸福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里洛夫都提出了荒谬胜利的法则。先贤的智慧与现代英雄主义汇合了。

人们要发现荒谬，就不能不想到要写某种有关幸福的教材。“哎，什么！就凭这些如此狭窄的道路……？”但是，世界只有一个。幸福与荒谬是同一大地的两个产儿。若说幸福一定是从荒谬的发现中产生的，那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荒谬的感情还很可能产生于幸福。“我认为我是幸福的”，俄狄浦斯说，而这种说法是神圣的。它回响在人的疯狂而又有限的世界之中。它告诫人们一切都还没有也从没有被穷尽过。它把一个上帝从世界中驱逐出去，这个上帝是怀着不满足的心理以及对无效痛苦的偏好而进入人间的。它还把命运改造成为一件应该在人们之中得到安排的人的事情。

西西弗斯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

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在这突然重又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无意识的、秘密的召唤，一切面貌提出的要求，这些都是胜利必不可少的对立面和应付的代价。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荒谬的人说“是”，但他的努力永不停息。如果有一种个人的命运，就不会有更高的命运，或至少可以说，只有一种被人看作是宿命的和应受到蔑视的命运。此外，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斯回身走向巨石，他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而又变成他自己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因此，盲人从一开始就坚信一切人的东西都源于人道主义，就像盲人渴望看见而又知道黑夜是无穷尽的一样，西西弗永远行进。而巨石仍在滚动着。

我把西西弗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斯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西西弗的神话》诸神惩罚西西弗不断地把巨石滚上山顶，而石头因为它自身的重量又会滚下去，他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没有比这徒劳而无望的工作更可怕的惩罚了，然后西西弗看着石头马上朝着更低的地方滚下去，在那里，他不得不把它重新滚上山顶，我看到他回到山下，迈着沉重而整齐的步子，走向他永远不知道尽头的痛苦。当他离开山顶，渐渐沉没在诸神的领地，他是高于他的命运的，他比那巨石更坚硬。

如果说阿尔贝·加缪一生创作和思考的两大主题就是“荒诞”和“反抗”的话，那么哲理随笔《西西弗的神话》就是加缪对于荒诞哲理最深入和集中的考察以及最透彻和清晰的阐释。西西弗斯这个希腊神话人物推石上山、永无止境的苦役无疑正是人类生存的荒诞性最形象的象征；但同时，他又是人类不绝望，不颓丧，在荒诞中奋起反抗，不惜与荒诞命运抗争到底的一面大。因此，与其说《西西弗的神话》是对人类状况的一幅悲剧性的自我描绘，不如说它是一曲自由人道主义的胜利高歌，它构成了一种既悲怆又崇高的格调，在整个人类的文化艺术领域中，也许只有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在品味上可与之相媲美。

阿尔贝·加缪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人道主义，人的尊严问题，一直是缠绕着他的创作、生活和政治斗争的根本问题。《西西弗的神话》和《局外人》构成了加缪文学创作的母题，包含着加缪未来作品的核心问题。书中，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设的提出，其本质动机，不在荒诞，荒诞既不能告诉我们幸福，也不能告诉我们不幸，之所以加缪假设西西弗是幸福的，是因为他认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严，被责为永罚，却幸福，这绝对是一种反抗，也是在这种条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而反抗才能体现尊严。阿尔贝·加缪在假设西西弗幸福的时候，充分运用了想象和独断，其潜台词，却是人类尊严的需要。由荒诞的出发点，萨特走向焦虑和不安，而加缪走向幸福，萨特是思辨后的结论，加缪却是激情洋溢的独断。

从荒诞体验出发的加缪，不愿意任何人以任何名义践踏人的尊严。在《西西弗的神话》中，征服者就是体现这一思想的荒诞的人。在他看来，征服是人对抗命运的一种方式，属于“要成为一个人”的个人的事业。征服者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就是重新造就世界的行动，而不是重新造就人。“个体什么也做不成，却什么都办得到。在这种奇妙的预备役期间，你们明白我为什么既激励个体又贬压个体。其实，是世界把他贬压，是我把他解放。我把他的全部权利都全部给他了”。由于世界整体性的专横和意义同一性的武断遮蔽了个人的生存，所以，征服者要直面意义不在时的虚无，从而，“面对本质矛盾，我支持我的人性矛盾。我把我的明察置于否定它的东西中间。我在贬压人的东西面前激励人，于是我的自由、我的反抗和我的激情汇合在紧张、明智和过分的重复中”。征服者的伟大之处就是他在瞬间清醒地意识到人类精神的力量，于是坚定地尽其所能地生活，而不试图超越人本身。“征服者知道行动本身是无用的。只有一种有用的行动，那就是重造世人和大地。我永远重造不了世人。但应当装得‘煞有介事’。斗争的道路使我遇见肉体。哪怕受凌辱的肉体，也是我惟一可确定的东西。我只能靠眼见为实的东西生活。造物是我的故土。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又荒诞又无意义的努力。这就是我为什么站在斗争的一边”。就是在最狂热的时候，他也不会脱离今天的人的熔炉，始终清醒地感觉到他的权力和他的局限。征服者投身于大地的火焰，在他看来，这火焰可以与天国的芬芳相媲美。阿尔贝·加缪笔下的征服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延续，有的只是现在，只是荒诞的清醒和有限度的理性，因而穷尽现在的行动更加富有生命的激情。

在加缪看来，“所谓荒诞，是指非理性和非清楚不可的愿望之间的冲突，弄个水落石出的呼唤响彻人心。”人的一生，会经历无数的风雨坎坷，现实与理想往往存在巨大的落差。这种落差，就是加缪指出的世界的荒诞性。他让人们直面现实的残酷，对人生的荒诞保持清醒的认识。基于此，他否定世间存在所谓的万能理性，“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实践的或精神的，所谓决定论，所谓解释万象的种种范畴，无一不使正直的人嗤之以鼻”。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生的最终结局，“疯狂和死亡，是荒诞人不可救药的事情。人是不可选择的。他具有的荒诞和多余的生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取决于其反面，即死亡”。

加谬认为荒诞是人存在的一种必然状态：“人是这个世界上奇怪的公民：他拒绝现存世界，却又不愿离开它，反而为不能更多地占有它而痛苦。”既然如此，就有一个如何面对荒诞的问题。实际上，每个人对待荒诞也都有某种态度。阿尔贝·加缪从他的荒诞哲理的概念出发，把面对荒诞的态度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生理上的自杀。“我看到许多人由于认为生活不值得活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既然人生始终摆脱不了荒诞的阴影，甚至于生存本身就具有被判了死刑的荒诞性，那么最简易的对待方式就是自己结果自己，他想: 人死了，荒诞也就不存在了，他能够逃避荒诞。问题是你逃避了，其他人没法逃避，你消除了其他人没法消除，所以说荒诞始终存在。“自杀就是招供，招供他已被生活超越或不理解生活”。

第二种是哲学上的自杀，这是精神领域里的一种现象，它不是正视荒诞，而是逃避到并不存在的雅威那里去，以虚幻的天国作为荒诞的乐园，这是自我理性的自残。阿尔贝·加缪在此，对基督教存在主义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把挤压自己的东西奉若神明，而在使他们一贫如洗的东西中去寻找希望的理由”。《鼠疫》里品德善良而正直的神父，他从宗教世界观出发，认为鼠疫是上帝对人的惩罚，惟一的办法就是一切听凭上帝的安排，他代表了依赖虚妄的神而放弃现实抗争的消极人生态度，正是“哲学自杀”。第三种是反抗。“荒诞能推出的三个结果分别是我的自由、我的激情、我的反抗。”认识到荒诞之后，有尊严的生活是为生活而生活。

“我的自由”是指一种摆脱除生命自身以外的所有的一切事物的自由体验，这是一种对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毫无责任的感觉。

“我的激情”是指对现在与种种现在之延续的不断的意识，最大限度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对现在说“是”，对未来说“不”! 重要的不是生活的最好，而是生活得最多；要穷尽现在，重要是生活在现在，而不是生活在别处，所以阿尔贝·加缪歌颂身体的伟大: 创造、行动、爱抚。加缪这种看重“现在”的观念，从根源上讲，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平民社会，延续了古希腊文明的特征: 看重现实，热爱生命，崇拜肉体，人们赤裸地在海滩上晒太阳，在大海里畅游,“置身与阳光与苦难之间”。对未来说不，其意是人如果为了寻找生活的意义，为了某种目的或为某种偏见而生活，那就会给自己树立起生活的栅栏。“我看到有些人荒唐地为着那些所谓赋予他们生活意义的理想或幻想而丢掉了性命。所谓活着的理由，也就是死的极佳理由”，阿尔贝·加缪在《反与正》里，嘲讽一位妇女，她每天以造访自己精心挖掘的墓穴为乐，这就是加缪所说的为未来生活的人。

“我的反抗”中的这个反抗又叫肯定，是比激情更进一步的行动。在加缪的作品中，发现荒诞只是一个出发点，更重要的是对荒诞采取反抗态度。如果仅仅停留在意识到荒诞这一阶段，人就会陷入一种忧郁和软弱的境地，反抗则带来行动。“举起巨石，藐视诸神”，诸神给西西弗斯的判罚是他逃脱不了的宿命，逃脱不了，他就做，诸神拿他就没有办法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既悲怆又崇高的格调，与命运交响曲异曲同工。加谬对世界和命运的观察是残酷的，对自然、对人生却充满了热爱，为了这个热爱，就必须历尽苦难。《鼠疫》主人公里厄日夜奔波，不辞辛劳地与疾病搏斗，其过程和结局就是20世纪40年代版的西绪福斯的石头，他深知医学的力量有限，难以消灭鼠疫，但他仍尽医生的本份，忠于职守，医治病人，控制鼠疫继续流行，不在困难与无效面前低头，持续地与鼠疫进行斗争，其劳顿、其坚韧、其无畏犹如西西弗推石上山。如果他与西西弗斯还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身上的抗争精神、他与荒诞、与恶进行斗争的精神更为突出。

反抗，阿尔贝·加缪把荒诞定义为一种对立和较量，一种无休止的斗争，这种斗争意味着取消希望和不断拒绝。因为生存，就是使荒诞存活。使荒诞存活，首先是正视荒诞。荒诞只在人们与其疏远时才死亡，选择反抗，是唯一前后一致的哲学立场。加缪把“反抗”视为从荒诞取得的第一个结果。其次，第二个结果是自由，是一种摆脱生命自身以为的所有一切事物的自由体验，这种自由是失去雅威，“一切都被允许”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并非为所欲为，而是一种苦涩的确认，伴随着责任，人要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当人们知道了死亡是最大最明显的荒诞后，便要立足当下抓住现实生活，在自由的局限里生活得最多最好。第三个结果是激情，激情是荒诞的伦理，是要最大限度的生活，也就是最大限度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无论生活中充满何种痛苦的经历，生命仍然值得一过。荒诞人充满激情意味着现在的种种都将延续，荒诞人没有足够的想象力（对雅威、信仰、理性），无法给自己描绘所谓奇特的未来，荒诞人需要凭借他所知道的一切而生活，如同西西弗斯的巨石。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法国声名卓著的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师。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而获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家之一。

加缪在他的小说、戏剧、随笔和论著中深刻地揭示出人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个人与自身的日益异化，以及罪恶和死亡的不可避免，但他在揭示出世界的荒诞的同时却并不绝望和颓丧，他主张要在荒诞中奋起反抗，在绝望中坚持真理和正义，他为世人指出了一条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自由人道主义道路。他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无畏精神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并最终在全世界成为他那一代人的代言人和下一代人的精神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