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9年开始文学创作，迄今已在《清明》、《啄木鸟》、《四川文学》、《飞天》、《雨花》、《文艺报》、《中国文化报》等全国数百家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300余篇（首），100余万字。小说处女作《阿香》1992年被郑州电视台拍摄成电视剧。小说、诗歌、散文荣获各类文学奖项30余次。中短篇小说、小小说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读者》、《青年文摘》等转载，部分作品被收入《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双年选》、《百年百篇经典微型小说》、《中国新时期微型小说经典》、《小小说十才子集》等多种选集和中小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数篇作品被译介至加拿大、土耳其等国。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金土》、《朝圣路上》、《挑着的家》、《生命的支撑》等。现供职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吴万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诗歌、散文荣获各类文学奖项若干次。部分作品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作家文摘》、《中外期刊文萃》、《青年文摘》、《读者》等转载，并收入多种选集和中小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数篇作品被翻译成加拿大、土耳其等国语言。已出版小说集《朝圣路上》、《挑着的家》等。现供职于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在《百花园》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弟弟》起，这位缘于弟弟在外做建筑民工而开始关注打工一族的青年作家吴万夫，已创作了30多部中短篇小说及100多篇小小说，他的笔下时时流淌着对外出务工农民的那种人文关怀与同情、理解，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小说引起社会对民工更广泛的关注，也希望以文学改变自己的命运。至此，他说，自己其实就是这打工者中的一员，也是一个流浪漂泊者，只不过是一个文化打工者而已。

吴万夫早年出生在河南光山县一个并不富裕的村子，讨饭出身的父亲与双目失明的母亲以他们的普爱之心和博大情怀，辛勤地哺育着8个子女。吴万夫四五岁起就开始为自己的家庭从心理上分担着苦难与艰辛，正所谓“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那时候，一家人还是为了吃饭而奔波。小小年纪的吴万夫就想着长大以后还是当医生吧，这样不仅可以养家糊口，而且可以救治更多像他们这样贫穷的人家。于是，奔着这个目标，即使家里无钱供给不得不于高中就停学的他，还是自己咬着牙自考进光山卫校，于是，业余时间便想着写东西换点稿费来交学费和维持生活。这时他的弟弟已远走郑州市打工，父亲因弟弟的外出而大为光火，几天后，听到弟弟从高高的脚手架上摔下时，父亲口吐鲜血……吴万夫知悉这一切，泪如雨下。自小对苦难的敏感，使得他因此而创作了那篇小说《弟弟》，很快小说就在《百花园》发表。他心里对《百花园》的感激是无法言表的，能做到的就是从那时起，即就是生活再困难，他也一本不少地购买着每期《百花园》杂志。不久，《阿香》又在《百花园》发表。吴万夫说，这才是他的小说处女作。因为这篇小说写得早，而且在写《弟弟》之前，在信阳市的“映山红”笔会上他遇到了《百花园》的编辑，小说受到肯定。这篇小说不久便被改编为电视剧。吴万夫的文学之梦由此越做越大……

回忆着当年的生活，至今吴万夫的眼里依然会瞬间便蒙上一层水雾。上卫校时，他没钱买菜吃，一两个月才回一次家，往返车费是不可能有的，只好借同学的自行车来回骑一百多里路，或者完全自己步行。毕业后，第一件事就是自己在小镇上办个诊所，从家里走时只带了几斤大米和一条板凳。租的两间小屋，一间开诊所，救世济人，另一间就是他的文学与生活之所，用于温暖自己和别人的心灵。这以后，他的作品在《青年作家》《飞天》《山东文学》等数十家专业刊物发表，并被《中华文学选刊》《小说月报》《读者》《小小说选刊》等多家知名刊物选载，还被译到国外，并在全国各种文学奖项中获得了一等奖、金奖之类的好名次，随后又出版了小说集《朝圣路上》《挑着的家》。

吴万夫的小说一直在关注自己眼里的乡亲，因为亲人中有六七个人都在外务工，所以他的笔端更多的是写一群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心理与生理的困惑和无奈。他希望自己的小说能引起更多的社会学者、政府官员的注意，由此能给予民工更多的同情，并为改变他们的生存状况而做些什么。当我们身边的高楼大厦林立起来的时候，当我们的街道越来越宽的时候，当我们的城市变得越来越美丽的时候，我们可曾想过，这一切都是那些酷暑寒冬衣衫褴褛的民工的血汗换来的，他们白天辛苦劳作，夜间露宿街头或是正在修建的潮湿而四面透风的工地。他们在想念自己远在乡村的家乡和亲人……

几年后，这位在光山县孙铁铺镇口碑极好的年轻医生，放弃了从医而彻底从了文。像当年的鲁迅一样，他认为医学只能救一人，而文学将可以拯救更多的人。他南下广州市，辗转郑州市，再回信阳市，再进郑州，多年来，他以一个民工的身份，做过报社记者、杂志社编辑、刊物发行、图书编辑……作为一个文化打工者，他接近那些各种行业的外出务工者，酒店、工地、码头、车站……于是，《打工的骆娘》《未曾谋面的老板》《疯狂者》等一批状写打工者的小说引起了文学界的广泛关注。去年在大型文学双月刊《清明》上发表的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金小刀的一九九九》，更是以“南漂”广州的金小刀的打工经历，展现了当代“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诉求，传达出不可掩饰的盲目、嘈杂和心烦意乱。每个人都试图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眼前的一切”而被推荐为刊物的封面篇目，并在卷首语中由主编配发评语。

多年来，吴万夫的小说正是因为这样对社会世态、人性深处的揭示，对弱势群体的同情和关爱，也引起了不少麻烦。他的小说《恶意电话》在《文学港》和《作家天地》发表不久，一位政府官员一口咬定是写他本人，“对号入座”非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最后是熟人劝说，才算放吴万夫一马；《霍乱》发表后，当地的防疫医生则到律师事务所咨询，是律师的一番话才改变了他们要把吴万夫推上被告席的初衷；《××频道》更是捅了“马蜂窝”，电视台的几位记者请来的律师，找到市委宣传部和发表他的作品的那家晚报，兴师问罪……

吴万夫说，当年在家从医问诊，方圆多远的人都喜欢找他看病，他知道，产生这种“效应”的原因，第一是凭借他的医疗技术和职业道德，第二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沾了他的文学光。所以，用文学关注现实，对得起生养了他的故乡和父老乡亲，使得他时时不忘“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责任。如今在郑州一家出版社打工的他表示，他给自己的定位仍是一个都市的漂泊打工者，接下来肯定还是要写有关民工的小说，因为他太熟悉这种生活，而且这方面也大有可写。

前些年，万夫告诉我他的小小说要结集出版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感到太多的意外，反而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毕竟他侍弄小小说有些年头了。奇怪的是，现在再和万夫聊些往事，小小说竟成了我们惟一共同的立场。

因为是同乡，我还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听说在那个叫孙铁铺的小镇上，有个叫吴万夫的医生，是我们县城不可多得的多产作家，有的作品还被拍成了电视短剧。后来和万夫熟识了，知道万夫是一个专写小小说的作家，还知道他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妻子和两个聪明可爱的孩子。当然，这些我知道与不知道，与万夫的创作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正如对任何人我不敢妄称知己一样，对万夫我也不敢口出此言。无论从审美角度，还是从人文角度，即使我读完他的全部文稿，或者说我每天坐在他的诊所里，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再或者在子夜时分，蹑手蹑脚地来到他的窗前，侧耳窃听他的梦中私语，我也不敢说我对万夫已经拥有发言权了。

万夫出生于农村，兄妹七八个，母亲十余岁就双目失明，父亲长年累月的患病，用万夫自己的话说，“我的童年是在忧郁和泪水中度过，是苦难的家，是苦难的生活，使我过早的成熟……”，然而就是这样的环境，让万夫的小小说无论从取材还是立意，都形成了他朴素、真实的艺术风格，并且已经进入一种相当从容的地步。这在他的《猎凤》、《做人》、《在后方》等篇什中可窥一斑。

万夫的创作和生活环境我是熟知的。两间低矮的小屋，一间用于开门诊，另外一间放着一张很大的木床，还有一张桌子两张椅子，桌子上面整齐地堆满了书，椅子只能先放在桌子下，才能让出过道。可以想象，这“微妙”的境况住着一个四口之家，是怎样的沉闷与拥挤，纵然小小说给他带来了荣耀，然而想想这艰涩，就需作家本人多大的勇气和信心。

万夫是个有责任的小小说作家。他在关注自己命运的同时，也关注着别人的命运。他说“我用什么诠释生命？我又给这个社会留下多少可供思索回味的东西？……”，他说“看着城乡的明显差别，有时我想，啥时也能为这些苦难的父老乡亲著书立说，那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呵！”事实证明，他也做到了，《朝圣路上》便是明证。

我和万夫都不胜酒力，万夫一喝酒脸就红。对于这种人，有人说其心善，有人说其心恶。善也罢，恶也罢，我们还是不去分辨为好，久而久之，你认识他了，了解他了，便会生出一种结论。

因为小小说的缘故，我认识了万夫；也是因为小小说，我和万夫成了朋友。小小说赢得了我们共同的信任。小小说的前景究竟如何？不知道。不过据说，一件事物的魅力，正在于他的未知部分。

朝圣路上，愿与万夫同行。 (孙禾)

三十年前，也就是在我七八岁时，我患了一场奇怪的病：能吃干的，却不能吃稀的，只要一喝稀粥就呕吐。这对于家庭极度贫穷的我们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小事情。

那时，因为兄弟姐妹七八个，劳力又不足，每到年末算账时，我们家里都是“倒打款”，挣得的工分，分得的粮食，常常是不够吃不够喝，青黄不接。因为家庭的贫穷，我们十天半月都吃不到一顿干饭。每次喝的粥，能当镜子照人，半天都捞不到一颗米粒。父亲作为家庭的主力，所有的苦活累活全由他一人担当，但他仍与我们“同甘共苦”，很少有“开小灶”的时候，更别说特殊对待——吃干饭了。然而那时，我却真真切切地患了一种奇怪的“富贵病”，这令全家人都感到匪夷所思。母亲每次做饭也特别棘手，每次母亲都要将锅烧得火热，用筷子蘸一点油星子，沿锅鲰一圈，再摊上面糊，单独为我做一锅面饼。有时实在没有米面了，就让姐弟们端着升子，到邻家四处讨借。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我的病竟然奇迹般地好了。我们全家人都不知道我究竟患的是什么病。后来直至上了卫校，我也没有搞明白童年的那场病因——我姑且称之为“粮食综合症”吧。

我一直为童年的那场“特殊化”疾病而感到羞愧难当。

或许是因为生活负担繁重的缘由，父亲仿佛成了一位高明的魔术师，在他的胸膛里，总是有发不完的火。逢年过节，是别人家孩子的天堂，却成了我们兄弟几个的“地狱”。每到节日，都成了我们的“怄气日”。因为没钱，父亲挪向镇子的步子格外慢，磨磨蹭蹭，回来得也就格外晚。父亲每每只捎回几斤萝卜，或一小捆白菜，或两三斤水豆腐，有时充其量只买回一尾鱼——这，就算是我们节日的犒劳品了。饭菜做好了，我们都不忍心“中饱私囊”，都希望把这难得的“珍馐佳肴”让父亲多品尝一些。

为了这个家，父亲犹如一盏灯，总是设法照亮我们每一个人，却黯淡了自己。我们都担心某一天，父亲会被熬得灯枯油竭，我们就会在黑暗中迷失了方向。因此，每逢节日来临，家里改善生活时，我们总是想方设法尽量让父亲多吃一些，希望多给他的“灯盏”里加加油。而父亲呢，总是舍不得动筷子，不断地推让给我们吃，结果一盆菜，在我们兄弟间完好无损地“旅行”一圈后，又“完璧归赵”到父亲面前。几个“回合”下来，脾气乖张的父亲便不耐烦了，暴跳如雷：“你们不吃是吧？我倒进猪槽里喂猪！”父亲说着，便真的将一盆热气腾腾的菜，气势汹汹地泼进猪食盆里！

那一顿饭，我们都吃得索然无味，不欢而散。我们害怕每一个节日的到来，却又在寒风凛冽的日子里体会别样的温情。

父亲没有过一个安顿的日子。为了支撑这个家，父亲做过篾匠活儿，养过豆芽儿，锻过磨，做过挂面……父亲头脑活络，凡是能挣钱养家糊口的手艺，没有难住父亲的。父亲做的篾活儿，结实耐用，满条街上无人能比；父亲养的豆芽儿，白白胖胖，水灵脆嫩；父亲锻的磨，有棱有角，堪称艺术品，能多出面粉；父亲做的挂面，白细匀称，经煮耐嚼，筋道可口……

但“百艺在身”的父亲，并没有因此改变家庭现状。俗话说，“穷人气多”。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时常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动肝火，吆吆嚷嚷，没完没了。父亲每次都以大同小异的方式作为“故事”的结局：要么找绳子骑树上吊，要么担起货郎挑子或补锅担子四处游村串乡。当然，父亲每次寻死觅活，都没有完成“大业”——有我们兄弟寸步不离左右，即使父亲找到绳子，我们又岂能眼睁睁地让他上吊呢？父亲每次赌气出门时，都要甩下一句“永不回来”或“死在外面心静”的硬气话，但过不了多久，父亲又不请自回出现在家中。

父亲每次都会为自己“活着回来”找到不同的理由：或是放心不下双目失明的母亲，或是舍不得尚未立志的儿女。最玄的一次，父亲说他在小河边放下补锅担子准备洗脸，这时忽然吹过来一股风，将他的草帽吹落河里，他知道是老先人显灵了，要请他回家呢，于是不敢违背先人指点，立即挑起补锅担子匆匆赶回！

贫穷让我们在泪光中学会微笑，在苦痛中感受欢乐。

那时，信息不如现在这么灵通。我们家里没有电视机，也没有收音机，天气预报全凭肉眼观察，或是对节令的经验判断。做挂面是一件很辛苦的活儿，起五更，摸半夜，与天气紧密关联。遇到天气晴朗时，一天下来还能有个几斤面的赚头；如遇突然变天，盘在筷子上的挂面就会流下来，几天辛苦赚来的钱，就会一下子全赔了。因此，我的父亲，对天气预报也就格外重视，每天临睡前，都要亲自观察一下天气情况。父亲主要根据风云、星月等对天气进行研判。风轻云淡、月朗星稀的夜晚，第二天一般会是个好天气。父亲头天晚上观罢天气，第二天还要再“验明正身”一番。如遇模棱两可、拿不准时，父亲会反复出门察看，犹犹疑疑盘算着今天是否和面。当然，父亲有时也让我们兄弟几个“越代庖”察看天气。我们兄弟几个夜半“起夜”，都充当过父亲的“观察哨”。劳心劳力的父亲有时为了省心，就索性躺在床上“遥控指挥”，问天上是否有星星。起夜的人都会如实回答“有”或“没有”。有星星，父亲就起床和面；没星星，父亲就再三权衡是否取消当天的“行程”。我们兄弟都成了“会数星星的孩子”。

但“不听调遣”的三哥，那天半夜却和父亲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当父亲问起夜的三哥天上是不是有星星时，睡眼惺忪的三哥连头都没抬，懵懵懂懂随口答道：“星星在天上！”三哥说着，顾自钻进被窝睡觉去了。父亲起来不待“考证”，兀自和了一大盆面。结果可想而知，那天是个阴雨天，父亲和的三四十斤面全部“泡汤”！为此，父亲对三哥破口大骂，按照父亲的逻辑，那天没有星星，三哥却说“星星在天上”，就是“谎报军情”，就应该承担直接责任；而三哥的说法是，父亲问的是“天上是不是有星星”，而不是问天气，星星当然在天上，他的回答自然不会有错。

关于“星星事件”，很长时间都成为我们兄弟之间的笑谈。

如今父亲过世几年了，我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到省城一家文化单位做了一名编辑。我不仅拥有了手机、电视机、电脑等一系列高科技产品，而且成为我们县里第一个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人，彻底改变了上几代人是文盲的历史。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不可能由一个农民的儿子，一步步走向省城，并在省会城市安家落户，过着与以往天壤之别的生活。三十年里，我的人生变化，就是改革开放的真实体现与诠释，是时代的进步，更是文明的象征。想起童年往事，不禁感慨万千。每每忆及，我们兄弟几人都会笑出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