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祖禹（1631年-1692年）字复初，一字景范，又字瑞五，号景范，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市（今江苏无锡）人，居常熟市，顾柔谦之子，清代地理学家。因世居宛溪，称宛溪先生。

顾祖禹因父曾入赘常熟谭家，故生于常熟。他自幼受家学熏陶，精通经史，喜好远游。但明清战争之际的战乱使得他的家产和藏书遭受了巨大损失，生活陷入贫困，只得靠教书度日。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专心研究二十一史，参考大量地方志，搜集丰富的文献资料，并多次外出实地考察，与各种人群交流，以纠正地理书中的错误，开始着手编撰巨著《读史方舆纪要》。康熙十三年（1674年），顾祖禹曾孤身前往福建省，加入耿精忠的幕府。三藩之乱失败后，他悄然北归，应聘在昆山徐乾学家坐馆，继续编撰修改《读史方舆纪要》。康熙十九年，全书初成。后参与《大清一统志》的编，与阎若璩、胡渭等学者共事，但修志结束后拒绝在志书上列名。回乡后，他继续修订《读史方舆纪要》。康熙三十一年，该书完成。同年，顾祖禹病逝于无锡胶山，终年61岁。嘱中表示心向故明，不仕清朝，墓碑上称“处士”。

顾祖禹通晓经史与地理，撰写出《读史方舆纪要》，全书共130卷，280余万字，以经世致用为宗旨，详述历代疆域形势及历史沿革，尤其注重军事地理的考订，该书被魏禧赞誉为“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与梅文鼎的《历算全书》和李清的《南北史合抄》并称为三大奇书。顾祖禹热爱山水，常常携剑游历名山大川，足迹遍布天下。他的诗作被顾光旭的《梁溪诗钞》和单学傅的《海虞诗话》等诗集收录。除此之外，他还著有《方舆纪要州域形势说》《古本方舆书目》《宛溪集》等作品，展现了他在经史地理方面的造诣和成就。

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起，他参考二十一史、100多种地方志和其他大量文献，并尽一切可能“览城廓，按山川，稽道里，问关律”，实地考核异同，历时30余年，编著成130卷、280万字的《读史方舆纪要》。前 123卷叙述历代州域形势（图1 ），以明末清初的行政区划，分述各省、府、州、县的疆域沿革、山川形势、城市集镇、关塞险隘、津梁道路等。后6卷叙述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末1卷叙述分野，明“俯察仰视”之义。附“舆图要览” 4卷，有当时全国总图、各省分图、边疆分图以及黄河、海运、漕运分图。《读史方舆纪要》着重考订古今郡、县的变迁，和推论山川关隘战守的利害，是中原地区沿革地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图2 ）。晚年，曾参与编纂《大清一统志》。

宋以后，专讲地理沿革的著作间有所出，特别是明末以降，学者有感于“空谈心性”的误国殃民，提倡实学之风大盛。顾炎武曾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主旨在于“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读史方舆纪要》更是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前者重在讲地理条件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后者重在讲地理条件和军事的关系。顾祖禹在一首诗曾说：“重瞳帐下已知名，隆准军中亦漫行。半世行藏都是错，如何坛上会谈兵。”此诗的浅意是说，在项羽的军队终都很出名（史记上说项羽重瞳子，重瞳指项羽），在刘邦军中也可以随便走（刘邦外号叫隆准公，就是大鼻子）。可惜半辈子所做的都是错的，怎么能够纸上谈兵。这首诗正可为他一生的追求作注脚。

附：《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八 顾祖禹传如下：

顾祖禹，字复初。柔谦精于历史学，尝谓：“明一统志於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祖禹承其志，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凡职方、广舆诸书，承袭谬，皆为驳正。详於山川险易，及古今战守成败之迹，而景物名胜皆在所略。创稿时年二十九，及成书，年五十矣。宁都魏禧见之，叹曰：“此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琩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祖禹与禧为金石交，禧客死，祖禹经纪其丧。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延致祖禹，将荐起之，力乱罢。后终于家。

顾祖禹编写《读史方舆纪要》前后历时三十余年，可以说是以毕生精力尽于此书。他身遭亡国之痛，但却始终坚持志节，不求名于时，不求禄于世，长期生活在“贫贱忧戚”的环境里，寄心事于著述，实在难能可贵。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保存故国文献，以便在将来反清复明的大业中作出贡献。他的挚友宁都县魏禧很了解他，认为他“深思远识，有在于言语文字之外”。他在开始编写《纪要》时，曾有“含饥草传秋窗永，隐隐空山有哭声”，“江底可怜沉铁锁，掌中犹喜抚金瓯”的诗句，可见他是以无限沉痛的心情来编写此书的。《纪要》是一部记叙地理沿革、战争形势的历史地理专著，它不仅是历史地理研究者必读之书，也是历史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史籍。因其编写体例便于翻检，也可以作为一部历史地理方面的工具书使用。全书一百三十卷，附录《舆图要览》四卷，共二百八十余万字。它按照明末行政区划分区叙述历史地理沿革，详记史实，大体可以分作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历代州域形势》九卷，按历史顺序编排，记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各朝之方国、州、郡、府、县等政治区划和沿革，使“学者一展玩而州域之分合，形势之重轻，了然于中，然后可以条分缕析，随处贯通”。

第二部分，南北直隶十三省，分省纪要一百一十四卷，记直隶、江南、山东省、山西省、河南省、陕西省、四川省、湖广、江西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等省内的州、县、山、川、关、卫的位置和原委。每省卷首都冠以概论形势的总序一篇，论其在历史上最重要之点，务使全省形势了然。各卷论述，均自撰纲目，自作注释。每府亦仿此例，而所论更分析详密。每县则记辖境内主要山川、关隘、桥、驿及城镇等。例如所记直隶密云区（今属北京市），不仅列有主要山川如密云山、白檀山、雾灵山、九尾岭、白河、潮白河、要水等，还记有历史上存在过的白檀、要阳、奚、安市、燕乐、行唐等废县，渔阳城以及要地古北口、石塘岭关、白马关、曹家寨、墙子岭关、峨嵋山寨、石匠营、李家庄、保安镇、金沟馆等十余处。又在每一地名下自作小注，如“行唐县废县”之小注云：“在县东，本定州市属县。辽志，太祖耶律阿保机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为行唐县。金废。”又如“渔阳城”注云：“孔颖达云，在县南十八里，秦郡治此。二世发闾左戍渔阳，即此城也。”（卷十一，中华书局本，一册511——517页）

第三部分，《川渎》六卷，采录历代地理书中对于山川、江河的记载，“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

第四部分，天文《分野》一卷，列历代史志有关各地星官分野之说。

附录《舆图要览》四卷，则自京师各省、边疆漕运以至海洋等，都有图表，“以显书之脉络”。

《纪要》对历代都邑形势、山川险要、战守事迹、河渠水利等等，皆能上下古今，详加论述，既便考证，又便使用。其编著体裁，也颇为新颖，如历代州域篇，则以朝代为经，而以地理为纬；京省形势篇，则以地理为经，而以朝代为纬，经纬互持，纵横交用。

《纪要》最大特点，是具有极为浓厚的军事地理特色，经世致用思想贯穿始终。他象父亲柔谦一样，痛心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的险要，不会汲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所以此书对于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叙述最详，而于景物游览之胜，则多从略，以便为未来的反清复明的大业作出贡献。正因为这样，所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将它列入兵家；梁启超也认为此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43年重庆市重排初版318页）。

《纪要》的另一特点，是它不仅包括历代疆域、政区的演变，也还包括自然地理（如河渠的变化）和经济地理（如食货、屯田、马政的变化）。他对历代经济进行过研究，也写过论文，但可惜皆散失了，好在“其大略仅错见于篇中”（《纪要．凡例》）。他虽然没有专列经济地理变化一项，但他仍为我们研究经济地理，如交通的变迁，城市的兴衰，漕运的增减以及经济中心的转移等提供了许多资料。书中对于各省区农业生产特点的扼要概述，使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地区历史上农业发展的概况，例如他谈到四川省时说：“志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卷六十六，四川一，中华本，三册2853页）至于河流的改道，湖泊的变迁，都直接影响着当地经济的各个方面，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书中对此不仅在各省区都有分论，还特别专列篇章，对几条重要的江河，穷源竟委地加以叙述。例如他在书中用了两卷篇幅（《川读》卷一二五、一二六），对黄河的。发源、流经、变迁、河患等详加叙述。他对明代统治者一贯消极治河、积极保运，只求南粮北运，而不顾黄河下游两岸人民死活的错误作法，给予无情的斥责。

《纪要》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由于作者治学谨严，考证精详，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重大错误。例如，汉代长安西南的洱海本是模拟昆明国的洱海（在今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形状开凿的，但自从晋代臣瓒在《汉书音义》中误把今昆明市的滇池当作洱海以来，迷惑学者达一千三百年之久，直到顾祖禹在《纪要》里才把这一错误纠正过来，把汉代长安的昆明池和昆明国的关系弄清楚（卷一百十三，西洱河，中华本，六册4590页）。

可见《纪要》确是一部取材丰富、考订精详、结构严整的历史地理著作，它不论在那一方面都超过了诸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前人的历史地理著作。而后来用官府之力，集众手而成的《大清一统志》修成后，《纪要》不但不废，而且仍为学者所重视，也是证明。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历史地理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

《纪要》在史实和地理位置方面也有一些错误，前人和近人时有发现，书中之笔误以及传写和刻印过程中出现的错别字亦复不少。但瑕不掩瑜，跟它的贡献比起来又微不足道了。

《纪要》的《历代州域形势》部分，在康熙五年（1666年）顾祖禹三十六岁时，由无锡华家刻印，仅五卷。全书在祖禹死后一百一十九年爱新觉罗·颙琰十六年（1811年），才由四川龙万育之敷文阁刻印出版。此后有爱新觉罗·旻宁三年，（1823年）之活字本、光绪九年（1883年）之石印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上海市铅印本，以及同年新化县邹代过之三味书室刻本等版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之“万有文库”本，系据龙本排印。1955年，中华书局又据商务之原纸型重印，分订六巨册，颇便翻阅。中华书局于重印前曾取邹本与之对勘，发现“两本颇有异同，末四卷图说，出入尤大，而考诸有关载籍及文义，大抵以邹本为精审”。中华书局重印本，“除于万有文库本排校上之显然错误酌予改正外，其余仍照原本。所有原本与邹本异同出入”，又“择要列举”了长达十六页的二本异同表，附于全书之末，以供参考（《读史方舆纪要校记》，中华本，六册5709页）。

《纪要》地名，按省、府、州、县之顺序排列，读者查找明代县级以上地名，虽也便于翻检；但由于它收录地名在三万条以上，而又卷浩繁，读者如欲查找古代地名，则又颇感困难。日人青山定男有鉴于此，于1930年至1932年间编辑《读史方舆纪要索引·支那历代地名要览》一书（1933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方研究所出版），于每一地名下，注明原书卷数及所隶省县，并参考当时出版之五种史地杂志，注明当时之方位所在。名为索引，实兼地名辞典性质，颇为有用。但此索引之缺点是：只收州域形势及各直省之地名，未收《川渎》、《舆图》中地名；往往有误一地为二地者（如福建崇安县与江西铅山县接界，中间有一分水关，而索引却误为二地）；《纪要》原本有错误者，索引亦未能予以改正（如南平市，于元代为南剑路，《纪要》误作南建路，索引亦误作南建路），则颇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