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里桥之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代对英法宣战后，僧格林沁指挥的华北地区清军主力与法国人蒙托邦（Charles·Montauban）指挥的英法联军在北京通州八里桥进行的决战。

八里桥正式名称为永通桥，因距离通州八里而得名，是沿运河向北京推进的必经要地。张家湾战役后，英法联军五千名继续西犯，于清咸丰十年八月七日（1860年9月21日）分三路猛扑八里桥咸户庄一带，清守军各部包括科尔沁部的僧格林沁野战骑兵、八旗察哈尔省、索伦部、甘肃陕西调来的汉军、京津地区八旗绿营等共两万七千余人，在清军将领僧格林沁、瓜尔佳·胜保、叶赫那拉·瑞麟等的指挥下，迎战英法联军。双方激战长达五小时，清军在英法联军猛烈炮火下伤亡惨重。英军一部向于家卫方向包抄，清军西路的僧格林沁所部首先溃退；接着，清军南路由于指挥将领胜保受伤，阵营散乱；清军东路在将领瑞麟的率领下，孤军奋战，最终被迫西撤。八里桥之战结束，僧格林沁所部全军覆没，清军将领胜保在战斗中重伤。清军战败后，京一带无生力军可再战，英法联军直通北京。第二日，清咸丰爱新觉罗·奕詝避走热河省（今承德市）。

八里桥之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与侵华联军进行的较大规模的野战，也是关系到清朝京师安危的关键性一战。战败加速了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进程，随后发生火烧圆明园、签订《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事件。战后，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兵力分散，为1860年太平军反攻创造条件。蒙古骑兵在此役中的全线溃败，标志着统治中国战场两千余年的骑兵走下历史舞台。中西方枪炮与清朝冷兵器、传统火器的战力巨大悬殊，催生了洋务运动，西方近代军事体系开始在中国发挥作用。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法联军并不满意既得利益，多次向清朝提出要修改条约，都被清政府拒绝。1856年，英、法、美三国再次提出修约要求，又遭拒绝。随后，以“亚罗船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契机，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10月23日，英国悍然派出三艘军舰，在英国侵华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西马靡各里指挥下，进犯广州市附近各炮台，并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1857年12月，在美俄支持配合下，英法联军进攻广州，迅速占领了广州城。联军占领广州后，组成“联军委员会”，对广州实行“军事管制”。1858年5月20日，英法联军的军舰炮轰大沽口炮台遗址，大沽炮台失陷。6月，清朝分别同俄、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结束。

1859年6月，英、法公使借口到北京与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条约的批准书，约定1年后在北京互换），各率一支舰队北上大沽口。他们拒绝按清政府指定的路线，而是从塘沽区登陆经天津市去北京，炮轰大沽炮台，强行登陆，受到清军将士坚决发炮还击，联军方损失惨重。

大沽之战失利后，英法联军于8月1日由北塘登陆，第三次进攻大沽口，双方战事再起。至8月21日占领大沽口炮台遗址，24日占领天津市。天津的失守使北京处于英法联军的直接威胁之下。8月31日，清咸丰爱新觉罗·奕急派大学士瓜尔佳·桂良为钦差大臣到达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与英、法联军谈判。双方谈判一度陷于僵局，此时负责和谈的钦差大臣怡亲王载垣因恼怒联军谈判代表的巴夏礼等出言不逊，伙同博尔济吉特·僧格林沁扣押巴夏礼等二十六名英国人至北京。虽然清朝企图来削弱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斗力，但巴夏礼被扣押引起英法联军的极大不满，扬言要攻打北京。面对英法联军即将发动的军事行动，清咸丰帝命僧格林沁率领蒙古骑兵一万人，瓜尔佳·胜保率步骑兵一万七千余人开赴通州八里桥地区与英法联军决战。

9月10日，英法联军先头部队近四千人向通州方向推进。时部署于通州地区的清军有三万余人：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率马步队一万七千万人，驻张家湾（通州东南）至八里桥（通州西）一线，阻击来犯之联军；礼部尚书叶赫那拉·瑞麟率京营八千人，副都统伊勒通阿所统马队四千人守八里桥，为僧格林沁军后援；署直隶提督成保率四千人守通州；光禄寺卿胜保率京营五千人驻守京郊定福庄，随时准备增援。18日，联军先头部队推进到张家湾附近，向清军阵地发起攻击。清军步队千人即行抗击。正当僧格林沁调派马队抄袭敌军时，突遭联军火箭袭击，马匹惊骇，回头奔驰，冲动步队，马步兵自相践踏，向八里桥溃退。联军攻占张家湾，并乘胜向八里桥进发。

9月19日，英法联军对八里桥一带开始全面军事侦察，通过入华多年的传教士为辅助。英法联军通过侦察发现北京到通州区运河沿岸部署大量清军，运河上有一座十七世纪石料单孔桥，即为八里桥，距通州旧城八里。

同日，清朝朝廷在《谕僧格林沁等应敌机宜》的“廷寄”中询问僧格林沁自退扎八里桥之后，是否与英法联军有战斗；并在《着乌兰都迅带马队赴通》的“廷寄”中指令僧格林沁驻扎八里桥，瓜尔佳·胜保驻扎于家卫，在此防堵入京要隘，阻拦英法联军继续前进至北京；并派遣乌兰都迅即统带所部马队官兵二千三百名，日夜行，前往通州以西八里桥地方，听候僧格林沁等调拨。僧格林沁率部退守八里桥后，和叶赫那拉·瑞麟商定，全军分设南、东、西三路截击敌军。其中，将近一万名满、蒙骑兵军部署在八里桥一带防守。清军还利用八里桥周围的灌木丛林，在这里构筑了土垒和战壕，准备和敌军在此决一死战。

9月21日凌晨4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将所有的行李都被安置在离张家湾镇不远的一个村庄处，委托两个步兵连看管。其余部队由郭家坟一带向八里桥方向推进。凌晨5点半，英法联军发出了出发信号。雅曼（Jamin）率领法军两个炮兵连和参谋部兵员，科林诺（Collinau）率领法军一个炮兵连居中，成为先头部队，英军居后。英军派遣一千名士兵与一个炮兵连前往北京，法军派遣三千人及两个半炮兵连前往通州区，总数约五千人。

僧格林沁部清军退守八里桥后，清军阵线被逼到了运河边上，而法军跟北京通过最近一条道路的联系也受到了威胁，为对付侵略军的攻击，僧格林沁和叶赫那拉·瑞麟商定，令马队首先出击，尔后以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六千人的瓜尔佳·胜保部迎击南路法军，瑞麟部迎击东路法军，僧格林沁部迎击西路英军。所有步队均隐蔽在灌木丛和战壕里，待机杀敌。马队则向联军的左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冲锋。此时，清朝总兵力约为两万七千人，其中骑兵约一万人。

上午7时，英法联军分东、西、南三路对八里桥清军阵地发起攻击。此次作战以法军为主，由蒙托邦担任总指挥。南路为科林诺指挥的法军第2旅，负责主攻八里桥；东路为雅曼指挥的法军第1旅；西路为格兰特指挥的英军。南路法军第2旅的两个前锋连队冲到八里桥边时，守卫石桥的清军勇敢地冲出战壕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首先，联军将炮灰集中在八里桥和通惠河北岸的清军火炮阵地上，守桥清兵拼死还击，前赴后继，在联军占压倒优势的火力之下支撑了一个小时之久，最后清军甚至冲到桥上，与联军的两个连展开贴身肉搏，直至八里桥被迫弃守。当战斗打响后，僧格林沁才知晓，主攻八里桥的是南路敌军，而不是西路敌军。为了弥补战前的决策失误，在胜保部与南路法军战斗的同时，指挥马队穿插于敌人的南路与西路之间，企图分割敌人，尔后以步队配合胜保部包抄敌人。但在这一战斗过程中，瓜尔佳·胜保部全面溃败，清军副统帅瓜尔佳·胜保下颌处中弹受伤，仍坚持率军激战，直至被炮火炸伤两胯及左臂昏迷，其所率部队撤回于家卫。僧格林沁新的作战意图未能实现

上午9时，英军兵分两路，一部分继续与僧格林沁部对抗，另一部分向于家卫进攻，企图抄袭僧格林沁部后路。由于胜保部的失败，僧格林沁面临腹背受敌的险境，分兵无术，只能率军与西路英军展开激战，在酣战之际，僧格林沁自乘骡车，撤队而逃，以致军心动摇，纷纷退出齐化门以东的皇木厂。瑞麟部队则于未阵之前，先已溃散，逃至皇木厂，与僧队会合，后齐退出齐化门。瑞麟残部则在联军的紧追之下由于家卫继续逃往北京。

蒙托邦、科利诺、雅曼等部队采用刺刀、炮火持续攻击，布杰（Pouget）少校率领法军第101旅夺取了清军阵地中心村庄，雅曼率法军占领八里桥。八里桥失守后，英法联军迅速占领八里桥附近的咸户庄、三间房、于家卫一带地方。在双方人数悬殊的情况下，联军以极少的伤亡大败清军。战斗结束后，蒙托邦让被俘的清兵去收敛和埋葬清军尸体，统计表明清军约有三千人阵亡，而联军的伤亡为：法军亡三人，伤十七人；英军亡二人，伤二十九人。这次战役为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开通了道路，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关键性一战。因在此战役中的英勇表现，战后瓜尔佳·胜保受清咸丰美誉“忠勇性成，赤心报国”。蒙托邦被法皇拿破仑三世封为“八里桥伯爵（Comte de Palikao）”。

八里桥之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关键一战，也是最后一战，清军在八里桥的失败不仅导致了八里桥和通州区的失守，更重要的是将保卫北京的最后一支精锐力量基本击溃。八里桥之战的失败直接导致北京城的防守处于真空状态，北京城门户大开。英法联军在八里桥之战稍作修整，于10月6日攻入北京，随后发生了火烧圆明园，抢劫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等一系列事件。10月13日，北京城内王公大臣屈服于联军要求，交出安定门，联军进入北京外城。10月24日，清朝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同时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北京条约》规定，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割让九龙给英国，增辟天津市为商埠，允许法国传教士在各省建教堂，准许华工出国，鸦片贸易合法化。英法侵略者的要求完全得到满足。11月间，联军先后撤出京津地区。历时4年之久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八里桥之战战败次日，清咸丰爱新觉罗·奕詝避走热河省，三天后命盛京将军、绥远巡抚、山西巡抚、山东巡抚等率军勤王，又命曾国藩、袁三甲、翁同书等人选拨南方练勇迅速赶赴京城，从而为1860年太平军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太平天国的军事压力。

八里桥之战的失败是中国千年传统的骑兵冲击，是冷兵器近战与西方经过拿破仑战争和工业革命后以炮兵为核心的火力战之间两个时代的决战，血肉之躯终归抵挡不住侵略者的新式枪炮。清朝建立和开阔疆土过程中立下卓越功绩的清军骑兵，在八里桥之战中，面对英法联军枪击炮轰伤亡惨重，不复往日气象，使时人意识到骑兵面对西方枪炮时的不堪一击，此后，骑兵在军队中的重要性逐渐被削弱，八里桥之战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骑兵作战。采用西方武器装备和训练方法的近代军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并逐渐成为主流。

在经过周密部署后的八里桥战役中，清军却付出伤亡近万人的代价，这使得清朝彻底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先进武器和战术的威力。此后，清政府正式采纳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着手训练八旗兵丁使用洋枪洋炮。1861年，天津市成立了洋枪队，聘用外国教练进行训练。接着，上海市、广州市、福州市等地也成立了洋枪队；曾国藩于1862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李鸿章则指出西方军队“火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并积极推动淮军大规模军购。

吉拉尔在《法兰西和中国》评价：八里桥之役，中国军队以少有之勇敢迎头痛击联军。他们的军队是由两万五千名鞑兵和为数众多的民团所组成的”，尽管他们呼喊前进，勇猛和反覆地冲杀，还是一开始就遭到惨败。然而，他们顶住了使他惨遭伤亡的强压火力，最后，他们还是宁愿一步不退，勇敢坚持，全体就地阵亡。

保尔·瓦兰在《征华记》中评价：中国人和以勇气镇定著称的鞑靼人在战斗的最后阶段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没有一个后退，全都以身殉职”。

德凯鲁乐在《北京之行》中评价：中国人现在可不是躲在城墙的后面或由工事掩护着来进行战斗，他们现在已挺身而出。在那里，皇帝的鞑靼禁卫军，帝国军队的精华正聚集在首都的大门口。我们的炮弹造成了成批的杀伤，死神一刻也没有歇手，却并没有吓倒这些不灵活，然却勇敢的斗士，他们寸步不退。

学者吴评价：八里桥之战是近代军队与封建军队的一次经典战役，是中国千年传统的骑兵冲击、冷兵器近战与西方经过拿破仑战争和工业革命后以炮兵为核心的火力战之间两个时代的决战，血肉之躯终归抵挡不住侵略者的新式枪炮。不过八里桥之败却对“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了进一步认识。

学者曹子西评价：在八里桥阻击战中，中国军队以罕见的勇毅痛击联军，由于主帅临阵脱逃，各部未能集中兵力，互相接应；加之装备武器落后，英法侵略军的炮火很快压倒了清军迟钝的箭、矛和兵刀，以及很不像样的枪炮。最后，清军败北而溃。然而，中国官兵英勇无畏，以自己的血肉之列阵于八里桥上。他们寸步不退，顽强坚持抵抗，宁愿就地阵亡，不惜用自己伤亡的代价，顶住了联军的火力长达一小时之久。这种英勇不屈的牺牲精神，使得联军官兵也为之肃然。

当代历史学者对八里桥之战中的僧格林沁的表现褒贬不一。学者郑瑞萍等认为僧格林沁虽败犹荣，战力战备悬殊是此役失败的主要原因。僧格林沁在八里桥之战中是首先接仗，并主动反覆冲击敌军，僧格林沁确实是较早撤退，但并不是撤退而逃，是因为联军包抄僧军侧后，僧格林沁遂一面抵抗一面缓缓撤退。僧格林沁虽然有战术上的失误，但兵力装备，物资供求悬殊是失败的根源，虽然失败却充分体现了各族爱国官兵的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

学者周双利等则认为八里桥之战的失败，与僧格林沁的指挥失误和临阵逃脱密切相关。八里桥的战败不仅肇因于僧格林沁的“畏敌如虎”“撤队而逃”，更是由于僧格林沁不汲取以往失败的教训，以及对新形势下的战争的无知和指挥失误造成的。僧格林沁在第三次大沽口之役中已经知道冷兵器不能抵抗新式兵器，就不该督率马队与联军决一野战，是他的无知和错误使官兵付出惨重的代价，僧格林沁丧师误国难逃其咎。

八里桥之战的主将是僧格林沁和胜保，其中僧格林沁为主帅，指挥蒙古马队正面突击；胜保为副帅，主要负责指挥两翼包抄。但两位将帅在战斗过程中并没有精诚团结，反而互相较劲，在战斗后又诋毁对方美化自己。胜保将作战失利的责任归咎于僧格林沁督战不力，战败后给军机大臣的信函中称因自己身受重伤，而导致此战的失败。同时指责僧格林沁在此前张家湾战役中，并未伤折，其所率的蒙古马队一听到英法联军炮火，就自乱阵营。。当时社会上也流传着二人不和的传言，如僧格林沁如果稍微接应胜保部，一定能破敌成功，但因其忌惮胜保的威名，不仅不想让他战胜，还想假借英法联军之手置他于死地；又如僧格林沁对战英法联军两年以来，节节败退，如果胜保一战成功，僧格林沁就再无余地了。

清咸丰爱新觉罗·奕詝一面派僧格林沁和胜保带兵正面阻击英法联军，一面又命令天津市地区的民团武装在英法联军后方进行袭扰，支援正规军的行动，但整个战斗期间，天津地区的民团也没有采取任何实际性的行动袭扰英法联军。同时清咸丰帝提出了具体的作战计划，即先以蒙古马队为先锋，利用骑兵的速度先击败第二次鸦片战争前锋部队，再以清军其余步骑兵从两翼包抄，与蒙古马队一起将英法联军围而歼之。实际作战中，骑兵在广阔平原上冲击装备新式枪炮的敌军是一种自杀行为，骑兵的速度无论如何比不上子弹的速度。更严重的是，一旦骑兵溃败，马匹受惊，奔回本阵，后方的清军步兵部队面对马匹的冲击根本没有抵挡能力。在八里桥战役的作战中博尔济吉特·僧格林沁和瓜尔佳·胜保采用了咸丰提出的战法，但结果证明清咸丰帝的战法正是导致清军失败的关键因素。

清朝在八里桥之战中所使用的武器仍是以传统的刀矛冷兵器为主，辅之以火炮火枪等火器，战斗力远远不及英法联军使用的西方新式武器。清朝所用火器，绝大部分仍处在明末清初的水平，如英法联军缴获的清军火炮，这种火炮由青铜制成，长三米有余，重达七千公斤，被称为无敌大将军炮，它在清朝康熙的雅克萨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炮在面对英法联军后膛开花炮和来福枪时，就显得非常落伍；传统冷兵器则更显薄弱，英法联军已经装备了卡宾枪和刺刀，在五百米射程外就能击倒对方，但清军还只有弓箭和长矛、梭镖、戟和各种大刀、短刀、长刀或双手拔刀等。

清军在平时训练中的废弛，也导致了八里桥之战的失败。虽然清军拥有的火器数量少且落伍，但是清军因训练落后并发挥出这些武器应有的作用。如法军军官马蒂埃和瓦兰·保罗等记载，清军的炮兵是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时释放的战俘，这些战俘重新编入僧格林沁的部队，但并不具备使用大炮的能力。他们发射出的炮火看似猛烈，但多数未调整好方向和高度，只是从敌军头顶掠过，并不具备攻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