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年10月11日——1970年9月1日），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诗人、批评家，代表作品有《给麻风病人的吻》《爱的荒漠》《苔蕾丝·德斯盖鲁》《蛇结》《法利赛女人》。

莫里亚克在长达六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了一百多卷各种体裁的作品，其中有小说二十六部，诗集五本，剧作四部，涉及社会方方面面，其作品是古典文学传统与现代主义潮流融合的产物。

莫里亚克1932年任法国作家协会主席，1933年当选为法兰西学士院院士，195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58年荣获法国国家荣誉勋章。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Francois Mauriac，1885—1970），一八八五年十月十一日生于法国波尔多市一个银行家家庭，幼年丧父，由虔诚的天主教徒母亲抚养成人。他早年在当地的教会学校学习，后入波尔多文学院攻读历史，并曾一度在巴黎文献典籍专科学校学习，但他志在文学创作。一九九年发表第一部诗集《合手敬礼》，翌年，诗集《向少年时代告别》问世。此后转向小说创作，有《身戴镣铐的儿童》（1912）和《白袍记》（1914）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参加了伤兵救护工作，战后恢复写作，发表了小说《血肉斗》（1920）、《优先权》（1921）等。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九年是莫里亚克创作生涯中重要的阶段。

1933年6月1日，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接替了尤金·布里厄。作为前法国行动主义支持者，他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转向左派，批评天主教会支持卡门·佛朗哥。在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沦陷后，他曾短暂支持元帅佩当的合作政权，但早在1941年12月就加入了抵抗运动。他是法兰西学院唯一一位在米纽特出版社发表抵抗文本的成员。

莫里亚克在法国解放后与阿尔贝·加缪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当时，加缪编辑了抵抗报纸《战斗报》（之后成为公开的日报，直到1947年），而莫里亚克为《费加罗报》撰写专栏。加缪主张清除所有纳粹合作者，但莫里亚克警告称，为了国家和解的利益，这些争端应该搁置。莫里亚克还怀疑，考虑到解放时期的情绪动荡，司法是否会公正客观。尽管受到罗伯特布拉西亚克的恶毒批评，他还是反对了对他的处决。

莫里亚克还与罗杰·佩雷菲特发生了公开争执，后者在《圣彼得的钥匙》等书中批评梵蒂冈。莫里亚克威胁称，如果他们不停止刊登阿兰·佩雷菲特书籍的广告，他将辞去当时所在的报纸《快报》的工作。

莫里亚克反对法国在越南的统治，并强烈谴责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使用酷刑。

他是作家克洛德·莫里亚克的父亲，也是法国女演员兼作家安妮·维亚兹姆斯基的祖父，后者曾与法国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合作并结婚。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于1970年9月1日在巴黎去世，并安葬在法国瓦尔多瓦兹马尔斯公墓。

在莫里亚克生命的最后十八年中，他写出了大量政论文、传记作品和回忆录，如传记《戴高乐》（1964）、日记体回忆录《内心回忆》（1959）、《新内心回忆》（1965）、《政治回忆录》（1967）等，详细记载了许多历史事件，表达了他的政治观点和文艺思想。一九六九年，他还发表了最后一部小说《往日的青春》。

莫里亚克一贯致力于描绘一个明确的环境——人们能在法国地图上指出的一角。他的小说情节展开的背景，几乎总是在纪尤德省波尔多地区，或者在朗德省。前者是古老的葡萄之乡，布满大大小小的葡萄园；后者是松林和牧场之乡，寂寞的空间颤动着蝉儿的歌声，大西洋传来远方的雷鸣。这是莫里亚克的故乡。在此意义上，这位读者遍布全球的作家，明显地、无可否认地是一个乡下人，但是，他的乡下气并不排斥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人类问题。谁要想开掘得深，他就必须首先和始终有一块他能下镐的基地。在莫里亚克的一系列小说中，充满令人难以忘却的情景、对话和紧张场面，它们的启示如此神秘和残酷。他的散文能以暗示性的短短几行，说清楚最复杂和最困难的事情。

莫里亚克从小受到特别严格的管教；他是在一个强烈地受母系影响的环境中长大的，这种影响不断地对他青少年时期的敏感性发生作用。有理由相信，他后来一旦与外界接触，曾产生一种痛苦的惊骇。在此之前，他接受虔诚的教诲，从未料到罪恶支配现实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至遍及一切单调和琐碎的日常生活。他生来就是天主教徒，在天主教的气氛中长大；这种气氛成了他的精神之乡，总之，他从无必要对教会作出抉择。但是，他有几次重新审查和公开说明他的基督教立场，主要是为了探讨现实主义立场对于作家的要求能否与教会的戒律协调一致。撇开这些不可避免和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莫里亚克作为一个作家，他利用小说阐明人类生活的一个特殊方面，其中，天主教的思想和感受，既是背景，又是要旨。因此，他的非天主教的读者，或许在某种程度上感到自己在观看一个陌生的世界；但是，若要理解莫里亚克，必须记住这一事实：他不属于改变信仰的作家群，否则，对他的理解就不可能完全。他本人意识到赋予他那些根底的力量；当他探究被错误的重担压倒的人们的灵魂，考察他们的秘密意图时，那些根底允许他引证一个伟大而严厉的传统。

对此，可以补充一点：他代表一种宗教灵感的倾向；这种宗教灵感，尤其在法国，一向是精神结构中的极端重要的因素。如果我可以在这里提一下作为著名新闻作家的莫里亚克，那么，为了欧洲思想的利益，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他在这一领域的工作，他对日常事件的评论，他的值得公众尊重的文学活动的这一侧面。不足为怪，由于他使用这样一套颜料，有些人便指责他无故丑化主题，像厌世者那样写作。而他的答复是：相反，如果一个作家以圣宠作为他的世界观基础，认为人类的最高庇护是上帝的爱，那么，他会感到自己怀着一种希望和信任的精神从事创作。我们无权怀疑这一表白的真诚，但是，在实践中，邪恶显然比清白更引起他的注意。他憎恶训诲；他不知疲倦地描绘沉溺罪恶、遭受天罚的灵魂，但是，一旦灵魂意识到自己的苦难，即将忏悔和得救，他一般就喜欢在这时拉下帷幕。这位作家将自己的见证作用限制在这种进化的否定方面，而将肯定方面全部留给未必会写小说的牧师。

莫里亚克本人曾经说过，人人都可以在一种美化生活和允许我们逃避现实的文学中寻求满足，但是，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文学的偏爱，不应该造成我们歧视那些以了解人类为天职的作家。惟独那些不敢正视生活、从而歪曲生活的人，才仇恨生活。真正热爱生活的人，热爱生活的原貌。他们逐一剥去生活的假面，把心交给这个最后被剥得精光的怪物。在与安德烈·纪德的一次论争中，他回到他的思想基点，断言彻底的真诚是与作家行业相联系的荣誉形式。通常，答尔丢夫被穿上宗教的服装，但是，莫里亚克肯定表示，这类人物更经常出现在那些支持唯物主义进步理论的人们中。嘲笑道德原则是容易的，但是，莫里亚克反对这种嘲笑。他曾经十分简要地宣称：“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能够变得比目前更少一些罪恶。”这句简短的话语或许是个关键，能揭开莫里亚克创作中的善的秘密，忧郁的热情和微妙的失调的秘密。他纵身人类的弱点和邪恶之中，并非出于追求艺术绝技的狂热。即使在他无情地分析现实的时候，莫里亚克也始终确信，有一种超越理解的爱。他不提倡绝对；他知道它并不有效地存在于纯粹状态，因而他不以宽容的眼光看待那些自称虔诚的人。他忠于已经化为自己血肉的真理，竭力按照人物的本来面目看待他们，描写他们；这些人物将会悔恨交加，希望自己变得即使不是更好，至少更少一些罪恶。他的小说可以比作是窄口的深井，在底部能看到一泓神秘的活水在黑暗中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