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其昌（1896-1984年），号字行，今重庆市长寿区人。曾任川东行署委员、工商业厅副厅长、工业厅厅长。

1926年8月，贺龙、杨其昌倒戈易帜，率部编入国民革命军。贺龙、杨其昌分别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第二师师长。贺龙与杨其昌同庚，长半岁。两人都倾向革命，十分投缘，结下袍泽之谊，血为盟，结拜为兄弟。从此，杨其昌与贺龙有了长达数十年的革命情谊。这个情谊，不是军人之间的一般情谊。后来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虽然杨其昌仍然留在中国国民党阵营，但身在曹营心在汉，杨其昌倾向革命，同情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他用实际行动支持、帮助红军，为贺龙领导的红军的发展壮大和顺利长征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杨其昌任黔绥靖公署第二绥靖区第一支队司令，驻防川黔铁路一带。杨其昌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实力，掩护、支持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军创建的川黔湘鄂革命根据地，派人为根据地红军提供情报，送去枪支弹药。

当得知贺龙率领的红军第二、第六军团将要通过自己驻防的川黔地区时，杨其昌做了周密部署：一方面，他造势“进剿”舆论，故意虚张声势，以应付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总司令何应钦及黔川地方军阀王家烈、刘湘的督战，另一方面，他派人将他的“进剿”路线及应对办法告知贺龙，并派亲信带上精良武器弹药，迅速选择近路接近红军部队，待接上联络暗语后，佯装溃败，将武器、弹药移交给红军，巧妙地掩护红军通过杨其昌驻扎的川黔防区。

红军顺利通过杨其昌驻扎防区后，国民党上层指责杨其昌“追剿红军不力”，受到国民党、蒋介石的追查、打击和排斥。杨其昌辞去川黔防区军职，回到重庆市任重庆行营少将参谋。

支援抗战 反蒋爱国

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其昌看不惯中国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消极抗战。杨其昌不能带兵上前线，辞职回乡兴办抗战实业，先后在重庆周边创办煤窑、纱厂、铁厂、火药厂等军需工厂，用实际行动支援前线抗战。抗日战争胜利后，杨其昌对国民党坚持内战强烈不满，毅然脱离国民党统治集团，参与国民党左派陈铭枢、杨杰等在重庆秘密组建的中国国民党民联革命委员会（时称“小民革”），该组织后来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组成部分。同时，杨其昌将工厂关闭，将资金转移，支援解放战争，并与其他民革党员一道筹建川东民革分会及川东纵队，秘密策划反抗中国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武装起义。

杨其昌的革命活动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1949年9月4日，杨其昌等被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杨其昌被特务押送到国民党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办公室。张群“热情”的接待杨其昌，花言巧语劝说杨其昌悔过自新，重新回到国民党队伍。已经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充满信心的杨其昌正气凛然地回答道：“绝无反悔。”国民党特务将杨其昌押送到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监狱，囚禁在二楼。

在白公馆监狱里，残酷折磨、摧残和严词审讯，没有动摇杨其昌的反蒋爱国信念，反使他更加看清了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嘴脸，极其残酷镇压、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血腥罪行。他紧紧地与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道，紧密团结，互相支持和鼓励，同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警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杨其昌在狱中还与共产党人罗广斌、陈然、刘国志及爱国将领黄显声一道，做监狱看守杨钦典的教育、策反工作，杨钦典表示愿意伺机帮助革命志士。在1949年国民党特务进行“11·27”大屠杀当晚，杨钦典利用其余狱警到渣滓洞监狱支援屠杀，只留有他和另一名狱警之机，将牢房钥匙交给革命志士。次日凌晨，罗广斌等人用钥匙打开牢门，杨其昌与罗广斌等19名（包括2名小孩）难友一道，逃出白公馆监狱。

“贺龙是我的引路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贺龙的推荐下，杨其昌先后担任川东行署委员、工商业厅副厅长、工业厅厅长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涪陵专区专员等职务。每次杨其昌到川东行署或西南军政委员会开会，都要到贺龙家做客。每次相见，贺龙总是勉励杨其昌走革命大道。杨其昌没有辜负贺龙的教诲，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文革期间，林彪下令“认真审查贺龙与杨其昌的关系”。“贺龙专案组”派人来到涪陵区，将杨其昌关进监狱隔离审问。杨其昌怒不可遏，指着“专案组”说：“在北伐战争中我和贺龙并肩战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受贺龙影响，支援红军长征，解放战争时期我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反对中国国民党反动统治，成为一名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我与贺龙不是什么土匪关系，贺龙是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我和他是革命战友关系，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我不能按照你们的要求来写违背历史事实的东西。”

1984年7月，杨其昌在涪陵区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