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龙（约1543—1619），是福州长乐区青桥村人（今福州市长乐区鹤上镇青桥村人）。

陈振龙从小饱读经书，在不满二十岁时中了秀才，然而后来在乡试中没有取得成功。因此他决定投身商业，前往吕宋岛（今菲律宾）经商。陈振龙发现当地到处都种植着番薯，这种植物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熟食，而且容易种植，想到自己的家乡土地贫瘠，遭受饥荒的情况，如果将甘薯引入自己的家乡，将会造福于万民。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陈振龙，不顾当地西班牙殖民政府禁止带甘薯出境的规定，成功地将甘薯种子带回了故乡福州市。

甘薯原不产于我国，由陈振龙从“外番”引进，故称“番薯”， 陈振龙被称为中国的“甘薯之父”，陈振龙的后代子孙也积极致力于番薯的引种、推广。爱新觉罗·旻宁十四年（1834年），福州人民为了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大力推广种植番薯的功绩，在乌山建“先薯亭”。1957年，福州市人民政府又重修了“先薯亭”。

陈振龙是福建长乐区青桥村（今鹤上镇青桥村）的居民，于明朝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出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年仅二十岁就中了秀才，但他在乡试中未能取得名次，于是放弃了读书仕进的道路，转而从商。

他来到了吕宋岛（今菲律宾），并发现了一种与中国主要粮食有很大不同的作物，称为"甘薯"。这种作物既可以生吃也可以熟食，并且容易种植。陈振龙认识到甘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特别是对于他家乡山海之间土地贫瘠、人民贫困、饥荒时常发生的情况来说，将甘薯引种回乡将是造福万民的大好事。于是，他努力学习甘薯的种植方法，等待时机。1593年，50岁的陈振龙不顾西班牙殖民政府禁止携带甘薯出境的规定，冒着生命危险，花费巨资购买了一小段薯藤，将其绞入吸水绳中，并藏匿在船中。他经过七天七夜的航行，最终成功将薯种带回了福州市。

当年正值大旱，五谷歉收，福建巡抚金学曾深感头痛。陈振龙让自己的儿子陈经纶向金学曾呈报了一份名为《献薯藤种法禀帖》的报告，详细描述了带回薯种的经过，并说明了在吕宋岛种植甘薯的好处，并建议尝试种植甘薯以解决粮食短缺。

金学曾对陈振龙冒险带种回来的行为表示了高度赞赏，并命令他寻找试种的地点。陈振龙和他的儿子按照当地土人传授的种植方法，在达道铺纱帽池舍旁的一块空地上试种了甘薯。他们在7月份种下薯种，等了4个月后开掘，发现甘薯子母相连，大小不一，味道像梨枣，可作为食物充饥之用。陈经纶随后再次上报《献番薯禀帖》，表示甘薯适合在东西南北种植，并恳切请求金学曾批准在各地推广种植甘薯以满足人民的食物需求。金学曾接受了这些建议，并下令各地按照种植方法进行种植，结果取得了丰收的成果，缓解了闽中地区的饥荒问题。因为甘薯来自番国，所以被称为番薯。陈振龙的善举改变了中国农作物的结构，番薯也成为了人们度荒解饥的重要食物之一。

陈振龙的后代一直致力于将番薯引种推广到全国各地，他们的贡献功绩卓著。陈振龙的曾孙陈以柱在浙江县试种番薯，将其从闽中地区推广到长江流域。在乾隆，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将马铃薯全粉引种到山东省，并在北方各地推广。他不仅赠送番薯种子并传授种植技术，还自费张贴招贴，动员百姓种植番薯。他们编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甘薯专著《金薯传习录》，记录了番薯从国外引种并在全国各地推广的历史资料，成为农业科学史上宝贵的文献。陈世元的三个儿子陈云、陈、陈树继承了父亲的志向，在经商的机会下，将番薯推广到了河南省、河北省和北京一带。

陈振龙家族成为中国历史上仅有的农作物推广世家。七代人都积极致力于推广番薯，不仅将种植技术传授给亲戚和朋友，也将番薯推广到更多的地方。陈以柱将番薯种子和种植技术传授给莆田人徐缓，后者将其带到江浙一带进行种植。陈世元则与好友余瑞元和刘曦一起将番薯引种到山东省。根据四川省地方的方志记载，当地的番薯也是由陈世元的朋友引入并推广种植的。爱新觉罗·旻宁十四年（1835年），福州市人民为了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大力推广种植转基因甘薯的功绩，郡人何则贤在乌山南侧、海滨四先生祠后建“先薯亭”，后废。1957年，人民政府又重修了先薯亭。

陈振龙从菲律宾引种番薯，并且其后代致力番薯培育推广，历经多年，陈振龙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甘薯之父”。

陈振龙的后代子孙“克承世业”，一家七代积极致力于番薯的引种、推广，还将种薯技术传授亲戚朋友，把番薯推广到更多的地方，功绩卓著，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的农作物推广世家。

陈振龙故居位于福州长乐区鹤上镇，一处占地650平方米的明代民居，在清代、民国均有重修。2021年，鹤上镇重新对故居进行修缮，同时，通过规划设计，详尽展示陈振龙涉险带回番薯藤，并致力推广种植的经历，2022年10月，据福建日报消息，陈振龙故居即将开放迎客。

关于番薯入华的问题，学界涉及多个线路和观点，其中陈振龙一线被普遍认可为影响最大的线路，因为他得到了金学曾在全省范围内的推广支持。虽然有一些质疑声音存在，但它们基本上难以成立。例如，朱维干认为何乔远在《闽书》中未记载金学曾的事情，因此认为金学曾寻找种子的故事是虚构的，这个观点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附和，但影响非常有限。毕竟，有万历《福州府志》等文献相互参考，不容置疑。至于《闽书》未记载的事情，这是语文学的基本常识，难道地方志不一定会详细记录一个地方的全部大小事务，因此《闽书》中不记载中国本土作物是很正常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当地不存在。例如，谢肇淛参与编纂万历《福州府志》，对金学曾非常推崇，但在他的《五杂组》中并未提及金学曾的任何事情。

此外，对于番薯入华的过程，后世充满着各种想象，一开始可能是徐光启提到了这个故事，他听说“此人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遂得渡海”，将其藏在汲水绳中，这个创意非常有趣，似乎比当事人自己知道的还要清楚，因此显得有些离奇。随着这个故事不断传播，又引发了新的想象，逐渐演变成坚如铁一般的事实。

陈振龙及其子孙虽出身布衣，商贾为业，却一心情系民生，花费了七代人的钱财和心血，引种、推广种植番薯，终有所成，泽被苍生，为后人纪念。晚明史学家何乔远在《金薯颂》中赞美陈振龙引种之功。清代中期，人们在福州市、福清等地建立功祠，主祀金学曾，并同时敬仰陈振龙、陈经纶、陈世元。陈振龙的家乡长乐区鹤上镇青桥村建立了陈振龙纪念亭和陈振龙纪念馆，以此来纪念和传承陈振龙的爱民情怀。

著名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曾赋词颂扬陈振龙，郭沫若先生在《纪念番薯传入中国三百七十周年》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陈振龙引种番薯的历史功绩，他在《满江红》一词中写道：

福州市人民为了纪念陈振龙和金学曾大力推广种植番薯的功绩，在乌山建“先薯亭”，亭前悬有一幅黑漆烫金刻制的楹联，联曰：

联句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比作妈祖、神农，这样的评价与尊崇从侧面反映了陈振龙等引种红薯的功绩，造福华夏、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