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戈多》（英语：Waiting For Godot，法语：En attendant Godot），是由爱尔兰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创作的两幕悲喜剧。该剧写于1948年至1949年初，并于1953年1月5日在巴黎巴比伦剧院由罗歇·布兰执导首演。

《等待戈多》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主要讲述了两个流浪汉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在小路旁的枯树下等待戈多的到来，他们语无伦次，做各种无聊、荒诞的动作来消磨时间。《等待戈多》以荒诞的人物行为、重复的情节结构和永恒的“等待”主题，揭示了人类对现状和未来茫然无措乃至绝望的存在境地。

《等待戈多》是第一部演出成功的荒诞派戏剧，被认为是20世纪实验性戏剧创作的里程碑，是20世纪全球公认的标志性作品，马丁·艾斯林称之为荒诞派戏剧艺术运动的基础。1961年，《等待戈多》获得国际出版大奖。

自古希腊时期开始，西方人便将“理性”视为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一方面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同时也给全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现代哲学家们，如弗里德里希·尼采、海德格尔等在面对这一灾难时，开始怀疑“理性”，并试图寻找其他出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迅速发展，全球化逐步实现以及信息时代的到来，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对人类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影响。20世纪50年代，法国荒诞派戏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异军突起。

塞缪尔·贝克特1928年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聘用，结识了影响他一生的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贝克特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发表诗歌、小说和评论文章。思想上，他深受勒内·笛卡尔、阿图尔·叔本华和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在小说创作上，他深受乔伊斯和马塞尔·普鲁斯特等意识流小说作家主观叙事的影响，采用断裂的叙事结构阐释荒诞的人生和虚无主义的现实，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其戏剧创作的基本主题和风格。由于种种限制，他的小说创作并不顺利，便尝试突破，转向戏剧创作。贝克特曾说，他开始写《等待戈多》是为了摆脱小说创作（贝克特小说三部曲中的第二部《马龙之死》）的一种放松。

塞缪尔·贝克特（1906年-1989年），荒诞派戏剧的代表作家和新小说的重要作家，1969年因以一种新的小说与戏剧的形式展现了“悲观主义的生命力量”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06年4月13日，贝克特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建筑估价师，母亲是法国人。贝克特从小在一所法国学校接受良好的基础教育。1920年，贝克特进入恩米斯基伦的波尔托拉皇家学校后，开始对法文产生浓厚兴趣。1927年，贝克特从都柏林三一学校毕业，获得法语文学学士。次年，被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聘用，并结识詹姆斯·乔伊斯。随后成为乔伊斯的助手。1930年，贝克特发表《但丁、布鲁诺、维柯、乔伊斯》一文，随后开始与人合译乔伊斯的作品。同年9月，他成为三一学校的法语教师，开始研究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尔的哲学著作，并获得硕士学位。1931年，贝克特发表《普鲁斯特》一文，显示出对意识流小说的兴趣。自1938年开始，由于敌视爱尔兰的神权政治和书籍检查制度，贝克特开始定居法国巴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贝克特参加了反抗纳粹的地下抵抗运动。战争结束后，他又短暂地在爱尔兰红十字会工作，还曾当过翻译。1989年12月22日，贝克特在法国巴黎去世。

贝克特的小说主要有《穆尔菲》（1938年）、《瓦特》（1942年）、《莫鲁瓦》（1951年）、《马洛纳之死》（1951年）、《无名无姓的人》（1953年）、《怎会如此》（1961年）等。这一系列小说或是描写人生周而复始的漫游，或是描写主人公盲目乐观、自我欺骗，或是让无名无姓的人物进行单独的自我独白，展现出强烈的先锋性质。

1952年贝克特创作的《等待戈多》震动了欧洲文坛，由此贝克特开始了戏剧创作的全盛时期。他先后写下《最后一局》（1957年）、《倒下的人们》（1957年）、《哑剧Ⅰ》（1957年）、《最后一盘录音带》（1958年）、《灰烬》（1959年）、《啊！美好的日子》（1961年）、《歌词和乐谱》（1962年）、《哑剧Ⅱ》（1963年）、《喜剧》（1964年）等戏剧作品。这些作品侧重展现人们现实处境的紧迫感和精神危机，其中既有对苦闷彷徨、心神不宁的小资产阶级形象的刻画，也有对日常生活荒谬和当代西方知识分子形象的艺术化展示，还有对经历战争浩劫、面临重重精神危机的西方社会的反思。

日落时分，两个身份不明的流浪汉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在小路旁的枯树下等待戈多的到来。但他们不知道戈多是谁，也不知道戈多是否真的会来。为了消磨时间，他们语无伦次，试图讲故事、找话题，做各种无聊、荒诞的动作。随后可能是主仆关系的波卓和幸运儿登场，波卓随意辱骂并殴打幸运儿，两个流浪汉对此表示出不满。在经历了幸运儿跳舞和一段晦涩难懂的长篇大论后，一个小男孩跑来告诉他们戈多今天不来了，明天一定会来。

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流浪汉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再次会合，像昨天一样等待戈多的到来。与昨天不同的是，他们发现枯树长出了四五片叶子。爱斯特拉冈几乎忘记了昨天的事情，他们为了打发时间，开始模仿波卓和幸运儿做体操。随后，波卓和幸运儿再次到来，但波卓瞎了，幸运儿成了哑巴。波卓摔了一跤，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前去帮扶，结果也纷纷摔倒。天黑了，那个小男孩又跑来了，说戈多今天不来了，明天准来。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在绝望中想要离开，却一动不动。

参考资料

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在一个静止、单调的空间内等待戈多，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时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煎熬。例如对于等待戈多的具体时间，弗拉基米尔说是星期六，但爱斯特拉冈却不能确定今天是星期几。两人对时间的消磨体现在等待的过程中，虽然时刻提醒着彼此在等待戈多，但戈多却迟迟不来。时间并没有对个体生命带来任何希望，反而摧毁着一切。贝克特以独特的空间设计和时间感受彻底颠覆了传统戏剧严谨的情节发展和对立冲突的人物关系，使人物动作变得毫无意义。

“等待”这一行为在作品中不仅仅是一个短暂的动态的动作行为，更是一种正在持续，甚至有可能永远持续的状态。两个流浪汉自始至终在走与留、等与不等的问题上徘徊与纠缠着。但是在作品中他们最终选择了等待。也就是说，两个人无论如何挣扎，等待早已成为他们的重要的存在方式，并且只有永远保持等待的行为才能够证明他们自己的存在和意义。作者眼中的“等待”行为也是现代人生存的困境和生命荒诞更为具体的表现。

《等待戈多》一共出现了五个人，分别是爱斯特拉冈、弗拉基米尔、波卓、幸运儿和一个小男孩。其中，爱斯特拉冈从第一幕开始直到剧目结束时一直在场，他由于脚的肿痛不得不将鞋脱下来放松，并且脚的肿痛和脱鞋动作的重复随着时间流逝越来越频繁，这一描写隐喻个体生命存在的荒诞性，脚和鞋子分别作为人行走的重要身体部位和工具在爱斯特拉冈这里失去了意义。病痛的反复发作、脱鞋的重复、人的生存方式之间发生了矛盾。脚的疼痛是他无法顺利穿上鞋子，他在反复脱鞋的动作中获得短暂的放松。爱斯特拉冈就是在“痛苦——痛苦的短暂消失——痛苦”的恶性循环中等待戈多。

主仆关系的波卓和幸运儿在第一幕中是一对健全人，但到了第二幕，两者分别成了瞎子和哑巴。这表达了时间给个体生命带来了灾难，又隐喻了波卓和幸运儿对之前发生的事情的拒认，体现出其存在的荒诞性。波卓的失明隐喻了现代人内心世界的封闭与迷茫。语言作为人与人之间沟通和表达内心情感的重要工具，在成为哑巴后的幸运儿这里也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不论是爱斯特拉冈的脚痛，波卓的失明，还是幸运儿的聋哑，都表达了现代人生存的荒诞性。

贝克特通过描写爱斯特拉冈与弗拉基米尔，波卓与幸运儿之间不和谐的关系，表达了社会中人与人的冷漠与隔离。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是贯穿全剧始终的人物，而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等待所谓的戈多。如果说连接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是一条无形的线索的话，那么连接波卓和幸运儿的则是一条有形的线索，即绳子。贝克特将四个人组成两组，并通过每个组内部之间的对话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荒诞性关系。

作者为了表现这一关系，特意将语言进行解构，这也是他极具个性的创作手法。作品中有一大段幸运儿的独白碎片，标点符号的缺乏和个别字词的重复，产生了杂乱无章的视觉效果和语无伦次的听觉效果。贝克特故意打乱语言的逻辑顺序，并以幸运儿自说自话的表达方式体现了现代人普遍存在的状态。在贝克特眼中，语言危机是现代人生存危机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主要表现形式为现代人普遍患有的失语症。另一方面，独白作为语言的一种存在方式，隐喻了语言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荒诞的性质。在《等待戈多》中，幸运儿不停的发泄，导致了波卓的痛苦。因此波卓试图打断幸运儿，但好几次都被幸运儿杂乱无章的语言吞没了。语言在幸运儿和波卓两个人之间丧失了其最基本的交际功能。对作品中出现的人物来讲，说话并不是为了交流思想。由于思想本身是空洞之物，所以语言也就丧失了其意义，从而表现了现代人孤独、异化的一面。

《等待戈多》出现取消情节等一系列反传统戏剧的安排，意在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人生的悖论、虚无和荒诞，这是一种典型体验人的处境和精神空虚、人生无意义的方式。在不知戈多是谁且仍需无尽等待的荒诞氛围中，人才能意识到自身信仰的丧失和对拯救的渴望。人企图重新找回信仰，但又意识到没有办法找回的状态正是戏剧通过纯艺术形式想要表达的内容。

“戈多”和“等待”都具有象征和寓言性质。

贝克特回避了“戈多”是谁这一关键问题，但根据戏剧人物语言的暗示，“戈多”是掌握命运的人，象征着救星，也有评论家认为指的是雅威。但戏剧最终，戈多都没有出现，戈多也就充当着一种具有无穷值的象征符号意义，或者是徘徊于人焦灼心灵中的幽灵。

“等待”构成了戏剧的“戏眼”，代表着人的存在的一种本质特征。就戏剧的人物和情节看，等待意味着人摆脱孤独的一种方式，无结果的等待在象征着人悲剧生活境遇的同时，也隐喻虚无缥缈的希望。就创作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来看，等待包含着对社会罪恶与灾难、对人性沉沦的愤恨与反思，象征着“精神贫困”时代对于具有救赎意味的基督重临世界的企盼，体现着特定时代人类强烈的价值重建愿望。就人的存在本质和价值来看，等待具有绝对的形而上的意义，它诠释了人类终极价值，意味着人生渺茫无措和每一个人如何面对人生的境遇。

剧中反复出现大量的重复行动，如两个流浪汉反复的穿脱靴子、摘戴帽子等；戏剧中人物反复出现连篇的废话；戏剧中悬念众多，直到结局也没有揭晓答案，如戈多是谁，到底会不会来等；戏剧的突转明显，当所有人在等待戈多时，小男孩的突然出现，并预告戈多不会来；循环往复的叙事结构突出，戏剧的两幕是循环往复、大同小异的，且两幕剧的内部结构和模式也是基本重复的。《等待戈多》借助这一系列变化丰富的剧场性手法，使观众感受到生活的本质和世界的荒诞。

《等待戈多》喜剧性呈现为荒诞的直观形式，而悲剧性展现出绝望的情绪与境遇。

《等待戈多》于1953年1月5日在巴黎的巴比伦剧院首演，由罗歇·布兰导演，皮埃尔·拉图尔饰演爱斯特拉冈，吕西安·兰堡饰演弗拉基米尔，让·马丁饰演幸运儿，罗歇·布兰饰演波卓，塞尔日·勒库安特饰演小男孩。1953年11月29日，德国的一个监狱排演了《等待戈多》。1955年，《等待戈多》英文版在伦敦上演，起初效果不好，在评论家哈德罗·霍布森和肯尼斯·泰南的积极评论下，舆论慢慢接受贝克特。1956年，《等待戈多》登录纽约百老汇，演出大获成功，随后在世界各地上演。1957年11月19日，旧金山实验剧团为圣昆廷监狱排演了《等待戈多》。1975年，贝克特作为导演在柏林席勒剧院上演《等待戈多》。后来，该剧成为西方经典保留剧目，长演不衰。1986年12月，上海戏剧学院戏剧研究生导演理论进修班师生将《等待戈多》首次搬上中国话剧舞台。

中国对于《等待戈多》的改编，源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其中较为典型的有高行健的《车站》，1986年陈加林的《等待戈多》，1991年孟京辉的《等待戈多》，1998年林兆华的《三姐妹·等待戈多》，2004年李然的《等到戈多》，以及2005年王兴国的京剧《等待果陀》等。

其中林兆华关于《三姐妹·等待戈多》的改编，在戏剧结构上布局巧妙，他将契科夫的《三姐妹》和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的创作思想理念和人物，通过合理的构思融入进同一篇作品中。

《等待戈多》被认为是20世纪实验性戏剧创作的里程碑，是20世纪全球公认的标志性作品，马丁·艾斯林称之为荒诞派戏剧的艺术运动的基础。1951年5月11日，巴黎小型剧院就上演了《秃头歌女》（尤奈斯库）、《例外与常规》（贝尔托·布莱希特）、《墓地的守护者》（卡夫卡）等荒诞派戏剧。同年11月，阿达莫夫的《大小演习》《侵犯》亮相，第二年4月，尤奈斯库推出了他的《椅子》，但这几部戏剧的演出均没有造成影响。直到1953年1月5日，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在巴黎巴比伦剧院演出，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成为战后法国舞台最叫座的戏剧，荒诞派戏剧从此被大量搬上舞台，一大批小剧场也跟着出现，促进了战后法国戏剧的繁荣。

作为现、当代西方人整体状况的写照的那两个流浪汉，尽管他们的等待从表现上看比哈姆雷特更不可理喻，但是却深刻地反映了处于物化和异化状态下的无奈和妄想。他们等待的戈多与其说是一个名字或符号，倒不如说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希望，即虚无。尽管他们的等待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他们还要等下去，等待已经从一种行为方式沉淀和转换为一种性格特征而被模铸和固定下来。——陆贵山、杨恒达《人论与文学》

在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中，法语的日常语言以另一种方式得到浓缩。通常只是在形式上将戏剧限定于谈话……在这一阶段，戏剧形式当然已不包含批判性的矛盾，谈话也不再是克服这一矛盾的手段。对白、形式的整体和人的存在，这一切都成了残砖碎瓦，可表述的只有否定性，即语言的毫无意义的机械性和戏剧形式的残缺。——（德）彼得·斯丛狄《现代戏剧理论（1880-1950）》

1989年，导演Walter D. Asmus将《等待戈多》搬上电影舞台，2001年2月4日，迈克尔·林赛-霍格执导的电影《等待戈多》在爱尔兰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