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友枝（EvelynRawski，罗斯基），匹兹堡大学中国史日裔女教授，曾编辑过PopularCultureinLateImperialChina，精于明清史研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曾提到她对晚清中国大众识字率的研究。1993年，她与余英石（余英时）角逐美国亚洲学会副会长，余不敌罗而败。

作品介绍

罗友枝：《最后的皇族：清代宫廷社会史》（Evelyn S.Rawski,The Last Emperors: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本书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专著。罗友枝做出了我们能够期待一部优秀学术著作所能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给出大胆的概念和论点，同时为未来几代研究者提供坚实的基础研究。

本书提出的问题很吸引人，也很重要。通过艰苦的档案搜集工作，罗友枝发掘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资料，这使她的著作成为研究清代中原地区社会结构和满族宫廷的公开和非公开礼仪的珍贵手册。罗友枝的专著是一个里程碑，代表了研究中国的新历史学的开端：本书是对远比我们以往所知更为复杂的和更具文化多元性的帝制中国的精深研究。

该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出版，周卫平译。

1967年，何炳棣发表了《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提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征服最成功的朝代，成功的关键在于采取了汉化政策。三十年后，1996年罗友枝(EvelynSakakidaRawski)在全美亚洲年会上发表演讲，对何炳棣的“汉化”说提出质疑。她从“满洲”中心观出发，认为清代能够成功统治近三百年，主要原因并非“汉化”或“中国化”，而是清朝统治者保持了官话骑射等“满洲”认同，并利用与亚洲内陆非汉族之间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她强调“清帝国”与“中原地区”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华族不过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并提出要重新审视清史。

何炳棣随即撰文回应，指出罗友枝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间构建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认为强调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认同无需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他通过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汉化过程的考察，指出汉化是一个漫长、复杂、持续的进程，非汉族的汉化扩充了汉文明的内涵，而满族对创造一个多民族帝国作出了杰出贡献。何炳棣的出发点在于论证满族建立的是一个“中原地区”的王朝，直接抨击了罗友枝的“超越中国”帝国模式。其论证之系统与深入，反驳之雄辩，正如定宜庄所言，迄今为止，无论在国内和国外的学者中尚无人能出其右。而二人在观点上的针锋相对，被美国清史学界称之为一场著名的论辩。对于这样的论点，中国学界自然无法接受，于是许多学者做出明确的回应和批驳。葛兆光从寻找质疑中国认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依据出发，认为“区域研究”、以“亚洲”或者“东亚”为研究空间单位，都是对“同一性中国历史”的质疑。而将清朝与元朝视为征服政体是受到西方“征服王朝”理论的影响。郭成康则梳理了清朝皇帝对“中原地区”、“天下”等概念内涵的认识，论证了爱新觉罗·弘历中期以后，“中国”概念的外延已推展到新疆、西藏自治区等广大地区。而大多中国学者在肯定了“新清史”有助于矫正以往汉族中心论的偏差，主张民族之间的相互吸纳、多元统一的同时，又对“新清史”的矫枉过正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过分突出满族族群特征，是对清代吸收融合汉族文化的史实视而不见，其背后有一个以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既定发展框架来裁量评判中国历史的威权倾向。否认中国认同，还来自欧美的后现代史学对现代民族国家正当性的质疑。所以，“新清史”在重新审视和重组古代中国历史时，未必完全是根据历史资料的判断，有可能是来自某种理论的后设观察。

不过问题在于，这场辩论的影响力度在中国与在美国及海外其他国家却是迥异，中国学者反应相对冷淡，而美国学界却在此基础上引发了诸多命题的讨论，构建成“新清史”宽泛的研究领域。正如欧立德所言：“新清史”鼓动了包括“认同”、“民族主义”、“帝国”等学术讨论。近年，又将“想象的共同体”、“被发明的传统”、“地缘实体”与“国族目的论”等所有质疑民族国家之自然性质的概念，都纳入“新清史”关注的题材。此外，“新清史”也接受“族群”与“异己”的新概念，将以往认同的“事实”部分问题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