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大雷，祖籍宁海县，现居广西南宁。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古文学史专家。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中国《文选》学会理事、广西中国文学学会副会长。主要承担课程是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胡大雷，1982年元月毕业于宁夏大学中文系，获学士；1985年元月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获硕士学位；1996年6月毕业于河北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91年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颁发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8年被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称号。

1、《文选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诗人？文体？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中华书局2003年版

4、《齐梁体诗选》，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5、《宫体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6、《从主题批评到文体批评》，《文学评论》丛刊第4卷第1期，2001.3

7、《诗品：着眼于艺术效果的诗歌批评》，《文艺研究》2001年第2期

8、《南朝乐府与宫体诗》，《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

9、《论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模式》，《东方丛刊》2002年第1期

10、《关于传统文论的特质及当代化的理论思考》，《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科研、教改项目及获奖情况：2001年以来完成或主持的科研项目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昭明文选分类研究》、《玄言诗派研究》，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传统文论当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胡大雷先生，二十多年来的治学道路，其治学经验有以下几个方面：

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古文学相对而言，材料不多，百多年来始终以《文选》、《文心雕龙》、《玉台新咏》以及少量作家别集和相关正史作为研究的基础，胡大雷先生也把研究的重点落到这几部大书上。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以深厚的学术素养、扎实的材料储备，对中古文学的代表作家、核心问题进行逐一研究。并且以国家级及省级科研课题《文选》分类研究、玄言诗派研究、传统文论当代化的理论与实践等为核心形成了几个稳定而集中的研究方向，创作出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在《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后记》中，胡大雷先生深情地回忆起已故著名学者陈贻先生的教诲："书与论文相比，论文要求篇篇都有创见，而书则因为追求全面，不可能在各个方面都有创见的，因此，写论文更难一些。"胡大雷先生就是遵照这一教诲，努力以论文的写作为基础，在学术观点的积累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几部著作。其《中古文人集团》、《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宫体诗研究》在学界都有开创之功。尤为可贵的是胡大雷先生在十多年前就提出文学史研究的几个基本概念，基础、单位、视角。"基础"就是文学史所要研究的最基本的事实，即作品；"视角"就是文学史所要论述的中心问题；"单位"就是一个自身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系统（《"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术讲座会纪要》，《文学遗产》1991年1期）。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占主流的今天，作者的这种文学史观被称为"空谷足音"（蒋寅《近年大陆文学史学鸟瞰》，《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2期）。胡大雷先生自述其博士论文选题时，也曾有过很多考虑，"一种意见是重起炉灶，重新确立题目铺开来写，一张白纸好写最新最美的图画；一种意见是对硕士以来十余年学习与研究的课题加以总结。前者立足于出新，后者优势在厚重。"（《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后记》）经过与导师詹锳先生研究，终于选定以中古诗人抒情内涵及抒情方式这一视角开展对中古诗歌的研究，这样，中古诗歌在新的视角的观照下就有了崭新的内容和意义，该书也成为胡大雷先生深厚的学养与创新的意识结合的完美典范。

在《宫体诗研究·前言》中，胡大雷先生自称其研究理路是"力求从微观到宏观，即从分析具体的一篇篇作品出发，经综合概括后得出结论。"对于为很多学者所不屑的文本分析，胡大雷先生却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在具体作品的分析上多下了些功夫，求细求实。所谓'求细'，即仔细琢磨各时期作品的特殊之处，分析其差异，于是看出了统而言之'淫艳'的宫体诗在南梁各时期的不同；所谓'求实'，即切切实实对作品实施条分缕析，不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的体验的描述，而是从分析作品的结构、主题、文体特点、抒情方式、叙写重心、人物形象、风格等入手，总结出宫体诗的特点。"胡大雷先生侧重微观的文体分析，但这种微观分析始终是在宏观视野的参照下进行。在《宫体诗研究》中，胡大雷先生"用了大量的篇幅来研究宫体诗产生之前，即从先秦的《诗经》一直至南齐那些描摹女性和女性生活情况的作品。其中甚至包括了某些赋作。沿波讨源，源头追述甚远；缘干寻枝，枝蔓笼络甚广。顺水逐流，梁陈以后，研究一直延伸到隋甚至唐初。"（陈庆元《宫体诗研究·序》）这样，宏观的视野与微观的分析相结合，就对宫体诗的本质特征和历史演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揭示。

陈庆元教授在《宫体诗研究·序》中称道胡大雷的治学方法时说："大雷兄的研究，无论是专著，还是论文，都是相当关注作品的，都是以作品作为研究基础的。……《宫体诗研究》一书，作者并不标榜什么理论建构之类的大话，而是实事求是地说：'本书的研究是一种作品鉴赏式的批评'，'是建立在鉴赏基础上的作品分析与作品批评'（《前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不做理论上的阐发，不作任何的综合归纳，纵观全书，作者是在作品的分析鉴赏基础上作综合归纳，是将理论的阐发融入作品的分析鉴赏中去。《宫体诗研究》一书的研究方法，虽然没有特别的惊人之处，但这一研究方法，却无形中增强了研究结论的可信度。" 在胡大雷先生的文章中，缜密的思维和严谨的表述是一个突出的特色。在《中古文学批评模式论纲》中胡大雷先生指出："传统文论是理论、评论、创作三位一体的，由此构成各个时期的批评模式，汉魏六朝即中古时期，汉代为题材批评模式，魏晋为文体批评模式，南梁前期为风格批评模式，南朝后期为鉴赏批评模式。各个时期的主流批评模式下又有其他批评模式存在。"（《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4期）在《论玄言诗表述玄理的五种方式》中胡大雷先生细致的分析出："玄言诗表述玄理有五种方式，即具体述说玄理、从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中体悟玄理、叙写人物的玄学精神风貌、叙写玄学人物的理性活动、叙写玄学人物的现实生活"等五种方式，并进而指出"这表明玄言诗的关注点，一是玄学的基本理论，一是玄学人物，尤其是后者，玄言诗致力的是塑造玄学化的人生境界。"（《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1期）扎实的结论是在对材料的全面占有与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因此就能够发前人所未发，令人耳目一新，豁然开朗。胡大雷先生正当盛年，精力充沛，近年来成果频出，广受赞誉，可以预期，胡大雷先生会在学术领域取得更大的贡献，也会在学术研究方法上给我们以更多的启迪。

“孤独”与“悲伤”的“悼亡诗”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大雷莅临桂林市百姓文化大讲坛，以“中古爱情生活与‘悼亡’之作”为题，向桂林听众介绍一种古代的诗歌———“悼亡诗”。

胡大雷教授在一开场就解释了“悼亡诗”的概念。他说，所谓“悼亡”，就是对亡人的悼念。中古诗人、晋朝文学家潘岳最早以“悼亡”为名来写诗悼念他死去的妻子。因为写得太好了，后来人们就以“悼亡”作为专名来表示悼念逝去的妻子。

胡大雷教授从中西文化的对比来分析，中原地区古代表达爱情诗作的方式不一样，西方诗作多数是正面描写恋爱的欢乐、婚姻的幸福，其诗作多写夫妻二人在一起的情形。但是，除了西晋时有个别这样的诗作外，中国古代的诗人写爱情，一般是通过离别、相思和悼亡追念来表达的。也就是说，中国人表达夫妻二人的感情，一定要选择两人不在一起的时候来表达，这样才显得深沉。胡大雷认为这样的写法显示了中国古代封建礼教对人们的束缚，显示了中国人含蓄而不张扬的性格，因此探析“悼亡”诗的种种写法，也是在探讨我们先人的性格和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

中古时期在文学研究上一般是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当时的妇女在恋爱生活上有着后来人少有的自信和通脱，《世说新语》上记载了一个故事：许允的妻子容貌奇丑，结婚后许允看都不想看她一眼，于是她理直气壮地问他为什么不理她。许允说：“女人有四德，你有几德?”这个女人一下子就看穿了他的心思，坦然反问：“我不过是容貌不够好，但是士有百种行为，你有几种?”许允说全有，随即就被她反驳了：“德是第一位的，你好色不好德，还说全有?”许允说不出话来，从此和她互相敬重了。

《世说新语》也有表现夫妻恩爱的例子：王戎的妻子人前人后常用“卿”来称呼他，王戎就对她说：“妇人称自己的丈夫为‘卿’，在礼节上是不敬的，以后不要这样说了。”他妻子就说：“我亲你爱你，所以才称你为卿。我不称你为卿，谁该称你为卿呢?”王戎没办法，只好由她这样叫。这也是成语“卿卿我我”的来源。

这些《世说新语》上的例子，说明了中古时期夫妻之间互敬互爱，于是在一方离世时，另一方的悲痛通过诗歌来表达就在情理之中了。

晋朝时期的孙楚与王济是很好的朋友，堪称知己。孙子荆写了一首缠绵悱恻的诗追念他的妻子，王武子看了诗之后发出“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的感叹，他既感叹情的深，又感叹诗的美。人们是从“悼亡诗”中体会到“情”“文”互用能够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后来的文学理论因此而总结出了“文以情变”、“以情纬文，以文被质”、“为情而造文，为文而造情”等观点。

胡大雷说，爱情是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是“情”的最深者。死亡是江淹在《恨赋》中所说的“人生到这一步，天道也不用谈了”，是“情”的最哀者，而“悼亡”是这两者的结合，又是最私人化的。因此，这就是人们把“悼亡”之作称为最能体现“情”“文”关系的原因。

史书记载晋朝的文学家潘岳形象帅气，写哀悼类的文章很有名。他写悼念妻子的诗歌有《杨氏七哀诗》、《悼亡诗三首》等，最著名的是《悼亡诗三首》，诗中有“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等数句，抒发自己的孤独与悲伤，而悲伤又在留与走、生与死、沉溺与解脱的困惑中反映出来。

胡大雷教授分析说，这组诗以浅语写深情，这里可以做一个对比：李煜写“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用夸张的手法，是“以深语写深情”；而“以浅语写深情”，就是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妻子亡去的情感，用生活中的事事、处处与自己意志相拧来表达心绪，可谓以生活中最平常的话语来写人间最大的悲痛。

述说自我的孤独与悲伤，成为“悼亡”诗作的价值取向。此后的“悼亡”诗作在保持这一价值取向的同时，又展示出不同的叙写方式和抒情方式。以江淹的《悼室人诗十首》为例，10首诗虽然主题都是伤悼妻子，但抒情的角度不同，写春夏秋冬，写绝望与希望，核心都没有变，就是妻子离世给自己造成的痛苦。后来，诗人写作技巧越来越多样化，越来越丰富，辞采越来越华丽，单独地分析一首诗，可以看出艺术手法的进步与发展，但抒情的趋向没有变，就是妻子的离世给自己造成的孤独与世界的“空”，悲哀是自然而然的。

古人也有少数为他人而作的“悼亡”诗作，但很少。

专述爱情婚姻的诗作，有晋人嵇含的《伉俪诗》、晋人杨方《合欢诗五首》等，叙写了夫妻两人的共同生活经历。但这类诗作很少，更多的诗人是以离别后的思念来表达爱情的。胡大雷分析中国古代爱情诗有3种写作模式：第一种是伉俪诗、合欢诗，诗中专写夫妻两人的生活；第二种是表达相思的诗作，写到自己对对方的思念，也写到相互间的思念，如《诗经·周南·卷耳》；第三种就是“悼亡诗”，诗人全力摹写的是诗人自己目前的感受———孤独、悲伤。

古诗还有所谓“伤逝”“怀旧”之类悼念朋友的，根本在于写出对方的特殊优秀之处，即所谓“知音”，这类诗作强调的是双方的相互理解。而“悼亡”诗作的情感恰恰是建立在亲人这一点上，这亲人又本不是亲人而后来成为亲人。“知音”逝去自己如何如何的孤独，是失去了理解自己的人的孤独，是一种精神上的孤独；而妻子逝去自己如何如何的孤独，是失去了一起共同生活的人的孤独，是一种生活上的孤独。其价值取向是不一样的。胡大雷最后说，我们对某一类型诗作的概括总结，并不是为研究而研究，并不是概括总结出特点就万事大吉了。我们的研究要进入文化层次，一方面提高自己对生活的理解，一方面提升自己的境界。

⒈鸿沟与超越鸿沟的努力---文言文短篇小说史（第一作者）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⒉中古文学集团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⒊文选诗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⒋诗人·文体·批评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年版

⒌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 中华书局 2003年版

⒍宫体诗研究 商务印书馆 2004年版

⒎《文心雕龙》的批评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⒏中国传统文论的魅力、模式与智慧 不死鸟出版集团 2005年版

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 《文学遗产》1997年第2期

《文选》诗"哀伤"类初探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咏史：个体抒情在时间上的扩张--中古咏史诗抒情分析 《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第1期

论晋朝诗人的逆反式抒情 《中州学刊》1997年第5期

论中古游览类诗作 《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

中古祖饯诗初探 《广西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试论南梁宫体诗的历程 《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

赋的叙事功能与中古赋家对事件的参与 《广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

以摹拟为再现与以摹拟为表现 《古典文学知识》2000年第5期

论江淹摹拟之作的两大类别 《首都师大学报》2000年第5期

从主题批评到文体批评 《文学评论丛刊》2001年第1期

《诗品》：着眼于艺术效果的诗歌批评 《文艺研究》2001年第2期

论刘勰的文学史观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19辑（2001年7月）

南梁乐府与宫体诗 《文学遗产》2001年第6期

《文选》诗简述 《昭明文选与中国传统文化》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年6月

重"徵"求"验" 《广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

论刘的批评观 《西藏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论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模式 《东方丛刊》2002年第1期

"见异"--《文心雕龙》的批评方法 《广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

从采风政策与董仲舒家庭观看乐府民歌的妇女形象 《玉林师院学报》2002年第2期

从屈原的人生痛苦论《离骚》"求女"寓指 《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以风格论为主导的作家批评 《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刘勰论作家个性与风格 《常德师院学报》2002年第5期

从全面关注到审视自身 《广西师院学报》2003年第1期

从汉末士风看"古诗十九首"女子形象知音化 《常德师院学报》2003年第2期

论南朝后期诗歌批评的唯美倾向 《文学前沿》第7 辑学苑出版社2003年5月

传统文论的特质及当代化的理论思考 《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唐初宫体诗的新变 《文学评论丛刊》第7卷第1期（2004年第1期）

《文选》诗以"类"相分的形成与影响 《广西师大学报》2004年第1期

《辨宗论》与谢灵运对玄言诗的改制 《温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传统文论的魅力及创新性阐释 《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论传统文论以重读经典实现自我革新 《学术论坛》2004年第5期

论玄言诗表述玄理的五种方式 《宁夏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论两晋隐逸诗、赋的玄言色彩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玉台新咏》为萧绎徐昭佩所"撰录"考 《文学评论》2005年第2期

汉大赋欲"风"反"劝"成因探析 《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中古文学批评模式论纲 《江汉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

《文选》六臣注的文体论与《文心雕龙》异同 《广西师大学报》2005年第4期

别有《子虚赋》说不能成立 《文学遗产》2005年第5期

胡大雷，二十多年来，胡大雷先生的学术研究始终在中古文学领域（即魏晋南北朝文学）内展开和深化，先后出版学术专著10余部，发表论文100多篇。其代表性的学术著作有《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文选诗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诗人·文体·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中华书局2003年版）、《宫体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文心雕龙〉的批评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传统文论的魅力、模式与智慧》（凤凰出版集团2005年版）等。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曹道衡先生对胡大雷先生有很高的评价："中古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实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值得庆幸的是，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对这个阶段的诗歌史渐趋重视，并且出现了不少卓有成就的著作。在这方面，胡大雷先生的贡献尤其令人钦服。他不但学识渊博，掌握了丰富的史料，而且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善于掌握和运用现代文艺理论，因此目光犀利，善于提出问题，切中肯綮。（《中古诗人抒情方式的演进·序》）"。著名学者张庆利先生说：“胡大雷先生，对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学的研究，在国际国内是第一流的。”。

在古典文学中，汉魏六朝是众所公认的重要时期。古典文学的基本观念、基本理论发生变革，产生飞跃，文学表现的视野大大开阔，艺术技巧极大地进步，文体形式不断丰富和创新……这是一个蜕变和创生的时代，它孕育了中国文学史的骄子——唐朝文学。自上世纪初古典文学进入现代学术视野以来，汉魏六朝文学一直是学者热心关注的领域，以刘师培、黄侃、罗根泽、刘永济、陆侃如、逯钦立、王瑶为代表的一批优秀学者留下了令人景仰的业绩，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到今天已积累了可观的成果。面对前辈的业绩，我辈在未来的岁月如何推进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将是一个值得“长考”（借用围棋的术语）的问题。但从目前的现状看，别说思考这一问题，就是致力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也屈指可数。幸而挚友中倒有几位颠沛于此，造次于此，才让我们觉得学术进步可以期待。

胡大雷学长是一直致力于中古文学研究的少数学者之一，十多年来他发表的大量有独到见解的论文，足以显示他在这一领域所下的功夫，所造的境地。前几年他出版《中古文学集团》，从独特的视角对中古文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作了深入阐述，厚积薄发，赢得专家的称赞。现在他又出版了《文选诗研究》，将中古诗歌研究继续向纵深开拓。

《文选》这部在特定文学观念主导下编的大型古代作品选集，不仅保留了许多作品的原始面貌，也反映出编选者的文学观念、审美趣味和批评眼光。尽管《文选》从唐朝就开始成为“显学”，历代研究者不绝，留下许多研究著作，但大体都局限于训学、注释学和语文学、文体学两个方面，很少涉及其主题分类及分类背后所隐藏的文学观念和写作原则。胡大雷的《文选诗研究》以诗歌体裁为中心，研究《文选》诗歌的文献价值和以题材分类的编纂体例，从编者的分类及作品的选录入手探索中国古代诗学中类型学意识的起源和形成，显示出深刻的学术眼光。

胡大雷多年研究中古文学，对中古诗史上的大作家都下过功夫，并饶有心得。当他以这样的学术基础来做《文选》诗类研究时，尽管《文选》所选诗作都是学者耳熟能详的名篇，他的解读还是达到了不同寻常的角度和深度。首先，对每一个诗类，他都能推源溯流，理清其初始形态与选诗的关系；其次，在论述每个诗类时都能结合名家名作来阐明写作范式的演变；复次，注意不同类别中相关、相近作品和同类别不同体裁作品的横向比较，在比较中揭示类别之间的交叉和相异，从而突出类别的个性特征；最后，将《文选》诗歌与《文选》外的诗歌相比较，在更广的诗史背景中认识、把握《文选》的经典意义和时代特征。经过如此细密的分析，《文选》诗歌的研究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了深化：一是几个夙为人忽视的类别如“补亡”、“述德”、“反招隐”、“挽歌”等被付以认真的讨论，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二是一些类别如“献诗”、“咏史”、“游览”、“杂拟”等被概括出若干写作模式，给诗史研究和作家批评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三是每类诗歌自身的发展被细致地描述出来，直接为诗歌史研究提供了切实可信的结论；四是通过各类诗歌的研究，中古时期诗人们的心灵状态和抒情方式被从不同角度揭示出来。这四方面的成果使本书最终成为中古诗歌的全面研究和总结，使中古诗歌史的阐释更显出有机性和整体性，从而也就使中古诗歌研究得到全面的深化。

古典诗歌的艺术研究和历史研究，我认为焦点主要集中在范式和风格两方面。这两方面的具体批评都有赖于文体学和类型学知识的积累。自上世纪初以来，古典诗歌研究一直集中于作家批评，而作家批评的内容主要又局限于风格研究。由于缺乏文体学研究的支持，以往的风格研究往往流于肤浅和雷同。八十年代后期，诗人群体、流派的综合研究逐渐受到重视，群体、时段的写作范式问题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也不乏新成果产生。遗憾的是，由于类型学研究的薄弱，范式的概括和说明往往缺乏立体感和历史感。就我看，在实际的诗歌写作中，诗歌类型的艺术规则要比体裁的艺术规则更为具体和严格，它直接规定了诗作的抒情方式、结构和风格特征。这在古人是很清楚的，至迟到元代已形成完整的知识。而今人对此常不甚了了，于是批评中每有隔靴搔痒的情形。胡大雷这部《文选诗研究》，我觉得首先是一个很好的类型学研究，他提出的许多结论都可以成为今后诗史研究、文体学研究和作家批评的参照系。

从整体来看，这部著作可以说是翔实精审、体大虑周的力作，既吸取了历来《文选》学的研究成果，也融合了自己多年治中古诗歌的心得，将《文选》和中古诗歌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个人略感遗憾的是，全书对知识的完整性的关注似乎冲淡了研究的针对性。《文选》作为一门显学，在诗歌方面已积累了一些成果，在一些问题上也形成了不同看法，作者没能就此作一些说明，或提出来重点讨论。这从一方面说是没能反映《文选》学现有的成果，从另一方面说也没突出作者自己的独到见解。这对于全书的成就未免不是一个损失。另外，书名中“文选”二字未标书名号，容易让一般读者产生误会，窃以为还是标上的好。

自1936年骆鸿凯的《文选学》由中华书局出版以来，现代形态的《文选》学已有六十多年的历史。八十年代以来，《文选》学进入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俞绍初教授主持的系列研究项目和傅刚的两部力作《〈文选〉版本研究》、《〈昭明文选〉研究》，显示出《文选》学的整体进步。胡大雷的《文选诗研究》将视线投向《文选》的一个文类，反映了《文选》学进一步走向专门，走向深入的学术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