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节（1901年8月8日—1977年7月21日），原名翰香，改名节，字子植，号青松，浙江省温州府永嘉县人，中原地区当代历史学家，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他在求学期间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和陈寅恪。抗日战争时期，刘节先后在大夏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后又任成都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研究员。20世纪50年代以后，刘节多次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刘节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这本书被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为“必传之作”。因其在政治运动中表现出的人格品质而受到后世尊敬。

1977年，刘节辞逝。

刘节自幼勤奋好学。1926年在上海国民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到北京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跟随梁启超、王国维等国学大师，从事古史研究。期间曾写了《洪范疏证》。该文运用比较研究法，对《尚书》中的《洪范》一文的成书年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拟定《洪范》为秦统一中原地区以前、战国后期阴阳五行托古之说，颇受梁启超的赏识。梁启超认为：关于古书中真伪及年代问题，“以《尚书》为最纠纷难理，而《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此文始”。《洪范疏证》提出的证据“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令反驳者极难容喙，可谓空前一大发明。亟宜公表之，供全世界学者之论难”。此后，刘节又发表了《好大王碑考释》等一些较有份量的论文，从而在古史研究方面渐露头角。

1928年，刘节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所毕业后，到天津南开大学任讲师。1930年，到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授。1931年又回到北京，任北平图书馆编委员会金石部主任。1935年转到燕京大学任教，抗日战争爆发后，才离开北京。

在北京工作期间，刘节主要从事古器物和古文献的考释工作，他学识渊博，对古文字学、金石学、考古学的造诣甚深。在进行考证时，经常运用甲骨文、金文以至音韵、训诂学方面的知识，为研究古史从不同方面作出成绩。如1933年夏天，安徽寿县出土了一批铜器，其中有文字的三十多件，刘节据此写出《寿县出土楚器考释》。该文对诸器铭文、形制与纹样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考定了诸器的制作年代。在考释过程中，发现和订正了《史记·六国年表》和某些汉朝学者由于不懂楚国文字而产生的伪误。刘节对诸器的制作年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文中还考订了曾国的氏族分布与移殖情况，并证明了曾、楚之问姻娅关系。

抗日战争期间，刘节从北京南下，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宜山浙江大学任教。后又到四川省，在成都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任职。

这一时期，尤其是在四川任职期间，刘节潜心研究诸子之学。先后写了《老子考》《辨儒墨》《管子中所见之宋尹一派学说》等考释诸子的文章，取得一定的成就。如在古籍《庄子·天下篇》中，曾谈到宋全开、尹文一派的学说本应在先秦思想史占据一定的地位。但由于宋、尹的著作没有直接保留下来，所以后世论及他们的思想便语焉不详。刘节独具慧眼，通过对比研究，发掘出《管子》书中的《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宋尹一派的学说，并写成《管子中所见之宋尹一派学说》一文，将《管子》中四篇宋、尹的学说与其他各家作内在、深入的比较，指出其相互关系与异同。大大开拓和丰富了对宋、尹一派思想的研究材料。当时，郭沫若研治先秦诸子。写出《宋全开·尹文遗著》一文，也得出了与刘节大致相同的看法，并在后记中肯定了刘节的成就。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刘节离开四川省，并自1946年起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1949年，广州解放后，刘节曾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直至1954年全国院系第二次调整，才不再担负行政工作。此后，他一直坚持在教学第一线。他虽然承担较多的教学任务，但仍继续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

刘节的学术道路并不平坦。从50年代以来，他的“天人合一”等观点多次受到批评。但他并不因此放弃教学科研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刘节受到很大冲击。晚年又身患不治之症，但精神仍然乐观，只要身体稍好，总是手不释卷。

1977年，刘节在广州市病逝。

刘节在学术上的成就，得益于王国维、梁启超，而于陈寅恪，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文人气节上，深受他的影响。在国学研究院时，陈寅恪应刘节等人之请求，于1929年为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撰写碑文。碑文中一段话：“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纪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刘节铭记在心。1949年初陈寅恪到岭南大学任教。1952年10月，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转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当时，刘节任历史系主任。逢年过节，刘节去拜望陈寅恪，必对老师行传统叩头大礼，一丝不苟，旁若无人。

作为一个学者，刘节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终生不移。因此，自五十年代始，他屡遭批判。1955年间开展对胡适的批判。过去与胡适有过往来、接触的学者，忙于检讨、揭发批判胡适思想的危害性。而刘节却公开说：“批判胡适，搞坏了学风，百年后自有定论。”在治学上他主张求真、自信。他说：“考据学是求真之学”，“历史学家要有很强的自信力，一个历史学家要坚定不移，不要为一时的风浪而动摇不定”。正因为这种求真和自信，1958年3月陈伯达作《厚古薄今，边干边学》报告，在全国掀趣批判厚古薄今，刘书却在批判会上发言：“科学是求真，无所谓厚今薄古”，“历史的精义也是求真，人类历史之‘真’，并无古今截然对立之分，同为人类社会共同的宝贵财富。”

1962年11月在一次会议上，刘节公开提出不同于官方主流观点的阶级对抗的解释，他认为中原地区的历史模式跟西方的不同，阶级斗争可能曾经支配西方历史的发展，并且可以解释当代的事件，却不曾支配中国的发展，并认为不应该将阶级的概念不适当地强加于古人。刘节先生说过：“我是学孔子的，我从孔子得到好处，我不能忘恩负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好，但我用不上，孔子的学说我用得上。开会总要发言，发言就要讲真话。我写了《怎样研究历史才能为当前政治服务》，结果就大会小会评判我。在会上我没有认错。很多人劝我退休，我相信党，所以我不怕”。

刘节在研究先秦古史、先秦诸子思想、史学史有卓著成就。为了不被古代多种传说所迷惑，他通过古代文字的钻研去发现古史的真实材料。掌握丰富的古文字学、古金石学，上自龟甲兽骨、殷周铜器陶器上的甲骨铭文，下至秦篆汉隶，六朝碑帖，严加辨析，考释精当。1927年在研究院学习时，写成《洪范疏证》。他成功地运用比较归纳方法，广引先秦典籍及青铜器铭文考辨分析，举出篇中“皇”字之训义、韵语的协韵规则等项确证，论证其撰成必在战国时期，此说后来已被学术界普遍接受。梁启超认为，我国的古籍“以《尚书》为最纠纷难理。《洪范》问题之提出，则自刘君此文始”，“可供全世界学者之论难”。”次年作《好大王碑考释》，征引包括历史学、地理学、文字学、音韵学、金石学、考古学等门类的典籍及朝、日文献，详密地考证高句丽国好大王在半岛上扩张过程中有关的国家、部族、城邑、山川的地理位置，以及部族渊源和活动范围等，成绩大大超过前人。1943年著《管子中所见之宋钘一派学说》，发掘出《管子》书中的《心术》（上下）和《白心》《内业》四篇是宋钘一派的著述，并系统地探讨其“白心”说的内容、体系、渊源和演进途径，很受学术界的重视。此后，著有《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中国语言史》，并为顾颉领刚的《古史辨》第5册，撰写《序言》新中国成立后发表于报刊上的专论，汇辑成《古史考存》一、二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古史考存》一书，为其主要考证文章之结集。新中国成立后，刘节先生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曾撰《西周社会性质》等多篇长文，主张西周已进入封建社会，并论述由低级奴隶社会向封建制度过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一贯性等带规律性问题。他多年开设史料学和史学史课程，著有《中国史学史稿》，对于历代修史制度、史籍之宏富多样和著名史家的成就均有翔实的论述，见解独到，尤其重视历史哲学的发展，是中国史学史学科重要代表作之一，著名史学家白寿彝先生称誉本书为“必传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