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是毕飞宇苦心经营的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体现了“60年代生”作家厚重的“文革情结”与“乡土情结”，将故事历史追忆下放到苏北平原一个不起眼的村庄——王家庄。从愣头青变成青年领袖的端方，知青村支书吴蔓玲，为当兵不择手段的混世魔王，为爱情而死的三丫，乡村医生兴隆等等。

《平原》，这是一个人的故事，一群人的故事，也是一代人的故事。故事的历史追忆从苏北平原一个不起眼的村庄——王家庄开始。托忒克·端方高中毕业，回到了王家庄。沉重得近乎残酷的农活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但端方天生是个不服输的人，通过自虐式的劳作，他获得了乡亲们的喝彩。但青春期特有的骚动并没有因为身体的疲惫而消减，在收获的季节，端方找到了他的爱情，地主的女儿三丫成了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三丫的出身使他们的爱情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轰轰烈烈的爱情之火很快被形形色色的闲言碎语浇灭了。三丫选择了死亡。被爱情抛弃的端方变成了一只真正意义上的独狼，他在王家庄天马行空，我行我素，在1976年的平原上成了一道独特的景观。知青出身的大队女支书吴蔓玲是一个几乎已没有性别意识的政治动物，但是端方身上独特的男人气息，却激发起了她内心蛰伏已久的女性情愫，她不可抑制地爱上了端方，但是此时的端方早已对爱情心如死灰，他只想利用吴蔓玲的权力达到参军从而离开王家庄的目的。两个各怀鬼胎的人就这样走到了一起，但很快，端方的计划不出意料地破产了。稻子终于收割完了，端方还是那个端方，但吴蔓玲却再也不是那个吴蔓玲了……他们充满梦想与幻灭、挣扎与奋斗的独特心路历程，充分展现了这片蒙昧与淳朴共生的古老土地上的爱情和人性，勾画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遍布神州大地的乡村“理想国”的荒谬图景。

《平原》的落脚点在1976年，1976年作者已经是一个十岁的少年，因为其父亲为中学教师，所以很早就和中学生知青们“厮混”，相较于同龄人，毕飞宇比同年代的孩子早熟。从这个方面说，《平原》中的主人公们似乎生活和作者同步了。

《平原》的第一稿是33万字，最后出版的时候是25万。作者在第三稿删掉了8万字。这8万字有一部分是关于乡村的风土人情的。在修改的时候，由于不愿意《平原》呈现出“乡土小说”的风貌，因其过于“优美”，有小资的恶俗，毕飞宇果断地把它们删除了；另外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老顾，这个部分删掉的大概也有4万字。为了预防自己反悔，把删除的部分再贴上去，作者并没有保留删除掉的那8万字。他本人也说到，在写作生涯中，这是让他最为后悔的一件事。

《平原》大致上写了三年半。到现在为止，《平原》是毕飞宇整个写作生涯中运气最好的一部。它从来没有被打断过。“在今天，当追忆起《平原》的写作时，几乎想不起具体的写作细节来了，就是“一口气”的事情。当然，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交稿之后，有很长时间适应不了离开《平原》的日子。”那个时间段里头正好有一位上海市的记者采访作者，当谈及“写完后的感受”时，毕飞宇是这样告诉她的：“我和《平原》一直手拉着手。我们来到了海边，她上船了，我却留在了岸上。”

端方是作为“油瓶”随他的母亲“拖”到王家庄的，在继父王存粮家中苟且活着。童年的惨痛记忆让他选择了反抗，高中毕业，端方成了一个实在的庄稼人，一个十足的苦劳力，他练了两年的石锁、石担子，用近乎自我摧残的方式锻炼着自己，他的成年是暴力的，他用极端的方式征服了继父，又用拳头取代佩全成了王家庄青年的领袖，仅仅凭借自己身体的欲望就将地主的女儿三丫睡了。端方是一个强硬的青年，从身体到思想，但却最终没有摆脱极权主义的束缚，为了当兵，他最终还是给支书吴蔓玲跪下了，吴支书，求求你！吴支书，我求求你了，你放我一条生路，来世我给你做狗，我给你看门！我替你咬人！我求求你！”托忒克·端方被发疯的吴蔓玲咬了的结局是必然的。

吴蔓玲

知青村支书吴蔓玲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女人，在“文革”的控制下，她没有健全的个人意识，公社革委会主任洪大炮随口的一句“前途无量”成了她进步的唯一目标，“吴蔓玲再也没有料到自己居然变成了这种样子，又土又丑不说，还又拉挂又邋遢。最要命的是她的站立姿势，分着腿，叉着腰，腆着肚子，简直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女混混。”当她知道自己喜欢的端方把三丫睡了的时候，她身上的女性意识突然被激发，她要在端方面前做一个女人，却被一心想当兵的混世魔王强暴，她的爱没有结局，最终被自己养的一条叫“无量”的狗咬“疯”。

混世魔王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不沾烟酒，不偷鸡摸狗，不吊膀子，严重的 作风问题他都没有，家庭出身也不算差。就是一门心思地懒、混，做什么事情都要慢 上好几个节拍。他的头发留得相当长，说起 话来拖泥带水，想半天才能有一句，前不着 村，后不着店；走路也慢，脚后跟踢踢踏踏 的，就好像两只脚后跟让鬼拽住了。这个人 就连眨巴眼睛也慢，他眨巴眼睛可费劲了，你能够看见他先是无精打采地把眼睛闭起 来，停当一会儿，再无精打采地睁开来。这 样很不好，是瞧不起人的样子。要命的还要数他的笑。他的笑很有特点，别人笑得嘎嘣脆，仰起脖子，哈哈哈几下，完事了。混世魔王笑起来蔫不拉唧，也没有声音，就那么不声不 响地把笑容挂在脸上，胸口一抖一抖的。他的笑容还歪在嘴角，吊在那儿，由于时间太长，那就不再是笑，凭空就有了怀疑的意味，甚至还有挖苦和讥讽的歹毒，容易让人多心，总觉得拖欠了他什么。总之，混世魔王的肉笑了，皮就不笑，皮笑了，肉又不笑，很阴，一副非常不买账、想和谁对着干的样子。

许半仙

许半仙在王家庄可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了。虽然一个大字不识，却有一肚子花花绿绿的学问，黑、白、红、黄，什么都懂，什么样的道理她都可以对你说一 通。尤其精通的是天、地、鬼、神。要是细说起来，这些都是她的童子功了。许半仙年幼的时候就跟在她的父亲后面浪迹江湖，没有一分地，没有半间屋，就靠一张嘴巴养活了自己的嘴巴。许半仙什么都不是，唯一的身份就是人在江湖，江湖哺育了她。许半仙从小就磨炼出了一种常人罕见的卓越才华，除了睡觉，那张嘴永远在说，一直在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上什么山，砍什么柴，下什么河，喝什么水。王家庄还有谁没有听见过许半仙说话呢，她不只是利索，还正确，永远正确，完全可以胜任县级以下的党政干部。既然许半仙一直站在正确的一面，那错的只能是别人。

这么多年来，许半仙一直是王家庄的积极分子，什么事都参与，什么事都少不了她。但是，许半仙对人间的事其实是不感兴趣 的，只能说，是强打精神。她真正感兴趣的不是人，而是鬼，是神，是九天之上和五洋之下。在与人斗的同时，许半仙与天斗，与地斗，与鬼斗，与神斗，与夜间出没的赤脚大仙 和狐狸的尾巴斗。许半仙呼风唤雨，驭雷驾 电，从八千里高的高空一直斗到八千里深的 地狱，从五百年前一直斗到三百年后，关键是，许半仙依靠难以理喻的、空前绝后的智慧，神秘地、不可思议地、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斗争的武器，也就是语言。她精通 天语，能够与上苍说话；她精通地语，能够 与泥土说话；她同时还精通鬼语、神语。经过她的开导、劝说、许诺、威逼和恐吓，赤脚大仙与狐狸精屁滚尿流，一直躲在某一个黑暗的角落。在许半仙长期的和愉悦的斗争中，王家庄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了，而狐狸精和赤脚大仙们则一天一天地烂下去了。许半仙战无不胜，是一个常胜的将军。某种意义上说，许半仙的存在捍卫并保证了王家庄，她使王家庄的许多人有了寄托，有了安全，有了私下的、秘密的精神保障。

老鱼叉

老鱼叉在王家庄可以说是一个顶级的人物了。王家庄一共有两个积极分子，其中一个就是老鱼叉了。老鱼叉彪悍，具有中流砥柱的力量。无论有什么事，他一 声不吭，却能冲在前面。这就是榜样和示 范的作用了。不过，这个榜样是蛮横的，动嘴动不过人家就动手，动手动不过人家就动棍子，动棍子动不过人家就动刀子。所以说，这个榜样具有无比的坚固性和侵略性，霸道，硬挣。而他的积极不是心血来潮的，有一搭没一搭的。他的积极有非常完整和清晰的脉络，土改，镇反，统购统销，互助组，初级 社，高级社，人民公社，四清，文化大革命，样样都冲在前面，每一步都站在风口浪尖上。

《平原》中，毕飞宇既呈现了乡村世界美好的一面：有金秋麦黄的灿烂景象；有田间地头的撒野狂欢；有青年人对于理想、爱情的热切追求；但是，他也毫不忌讳的展示阴暗的一面：由于闭塞、封闭造成的蒙昧；在局促的空间中，由于流言、误解、性格差异等造成的日常的、近乎于无事的种种悲剧。

历史错位

《平原》所讲述的上世纪70年代这段历史，对作者而言是清晰而深刻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 “《平原》是离我最 近的一本书，它就是从我的现实人生里生长出来的，是我的胳膊，在最顶端，分出了五个岔。”王家庄的农民、下乡 知青、支部书记、对“地、富、反、坏、右”的批斗会、“给思想排地雷”……这些时代的光彩人物和标志性的事件共同构 成了王家庄历史的主要内涵。“从一个时代不同的客观现状中重建时代精神，从这一时代的宗教直到它的衣装服 饰。我们从客观事物的后面寻找整体性的东西，用这种时代精神去解释所有的事实。” 《平原》通过这种方式，揭示 了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王家庄，政治权力的时代精神统领了这段历史，也统领了这个时代所有人物的命运。王家 庄许多事件的发生、人物命运的变化，都与“权力”欲望的驱使相关。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中，一次次的阴谋、一次次的 罪恶，构成了王家庄“历史”的主体与动力，而一个个的生命则成了“历史”的牺牲品， “历史”在此露出了它狰狞而血 腥的本相。这种隐藏在“历史”帷幕背后的“本真历史”，不断冲击并改变着人们在时间长河里形成的“历史观”，从而 形成了历史的错位。 “文革”时期的这段历史错位，通过《平原》中的典型人物得以体现。吴蔓玲是从南京来的知青，刚到王家庄就喊 出一句口号，即著名的“两要两不要”：要做乡下人，不要做城里人；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她像男人一样拼命干活，像乡下人一样说土话甚至粗口，她成了王家庄的“亲闺女”。对党的忠诚、对政治的孜孜以求，使她成功地当上了王 家庄的大队支部书记，在王家庄扎下了根。她始终感念公社革委会主任洪大炮对自己“前途无量”的肯定，甚至给自 己的黑梗都起名为无量。吴蔓玲一心扑在政治工作上，开批斗会，扫盲搞教育，带领村民学习、劳动。她积极向高 处发展，热衷于“与人斗”，从中感到“其乐无穷”，而且她总是胜利者。“铁姑娘”吴蔓玲坚持做到王家庄人公认的真 理：一个人越是把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才越是说明这个人对工作的热爱。她的形象发生了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 变化， “又土又丑不说，还又拉挂又邋遢。最要命的是她的站立姿势，分着腿，叉着腰，腆着肚子，简直就是一个蛮不 讲理的女混混！”在把自己改造成一名铮铮男将的同时，吴蔓玲也忽视了自己女性身体的存在。因此可以说，这种对 政治的狂热追求和对自身作为女性存在的忽视，正是“文革”的历史错位在一位普通女性身上的具体表现。这种历史的错位，在她阻挠混世魔王当兵的行为 中更是有着透彻体现。混世魔王是同吴蔓玲一起来到 王家庄的知青， “又积极，又肯干，性子也开朗”，劳动时“简直就是拼命”，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早点离开王 家庄，通过当兵去追求自己的梦想。然而，吴蔓玲却以“祖国需要保卫，但更需要建设”的政治口号一次次地 取消他的当兵资格。最后，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混世魔 王强奸了吴蔓玲并以此相威胁，凭借这种卑劣的手段 走出了王家庄。吴蔓玲的结局令人同情，更令人反思。在吴蔓玲身上，可以看到“文革”背景下人物追逐权力 而导致的悲剧，也可窥视到政治环境对人的生存与精 神追求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种历史错位误导了人们 的认识，无限抬高了“政治”“集体”等概念在人们心目 中的地位。毕飞宇对于“文革”中的政治权力曾这样总 结： “我们的身上一直有一个鬼，这个鬼就叫作‘人在人 上’，它成了我们最基本、最日常的梦。这个鬼不仅仅依 附于权势，同样依附在平民、大众、下层、大多数、民间、弱势群体，乃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身上。”此处的这 个“鬼”，正是一种历史的错位。

人性错位

在《平原》中，作者同时关注人性在历史进程中的 变化，他透过个体的人心状态和生存状态来窥探历史 的本真面貌。在王家庄，乡村社会的伦理体系与“文革”政治结合形成特殊的社会状态，钳制了生活在这里尤 其是心怀希冀的乡村青年人的自然人性发展，吞噬并 腐化着人物的美好人性，形成了最终的异化与扭曲。这种人性的扭曲与人天生对美好人性的追求相异，也 是特定历史意志下的人性错位表现。 “王家庄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痴迷胜利、最渴望胜 利的地方了。王家庄什么都可以没有，什么都可以不 要，就是不能没有胜利。胜利是王家庄的命根子。”政治 运动渗透于乡村的一切活动，政治化已经成为一种群 体意识。生活在这种特定环境中，人人都处于精神被 压抑、身体被规约的状态。最具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 是主人公托忒克·端方。他身上几乎聚集了那个时代所有渴求 理想却又无力实现的青年最为刻骨的伤痛。年轻的端 方有着青春的理想，不断寻找自我命运的突围方式，然 而在“文革”的背景下， “命运不是别的，命运就是别 人”。王家庄的现实伦理，不可能为他提供一种正常合 理的发展通道。各种禁的伦理体系、逼仄压抑的乡村 环境，冲击着端方最本真的人性，形成了诸多错位。在 这之后，端方以“破坏”的方式生活在王家庄，以近乎自 虐的方式打造自己的身体，更以残酷的手段征服他人，用拳头和心计在青年中建立了自己的首领地位。如在处理大棒子溺水事件时，他忍受佩全的拳打脚踢， “脸上和胸前都红成了一片，血淋淋的，一张脸也 变形了”。而当弟弟网子遭遇黑手之后，他又用行动让 王家庄人知道， “惹到他端方的头上，究竟能落到什么 好”，找到佩全用膝盖出其不意“十分凶猛”地将其击倒 在地，因此震慑了佩全的“死党”，平息了事端；为了守 护自己与三丫的恋情，以“三丫我睡过了，再到王家庄 来让你的眼珠子漏血”的狠话，阻止了三丫母亲安排的 求婚者；与高家庄青年的群殴事件中，端方在幕后用“智”和“奇” ， “调动了一切，控制了一切，指挥了一切。不用一刀，不用一棍，不用一脚，不用一拳”，完成了对 高家庄青年的惩治，从而在王家庄青年中建立了“善于 战斗”的智勇形象，并依靠“政变”的方式取代佩全而成 为了王家庄青年的首领。可以说，在端方身上，我们看 到了人性深处的晦暗、自私和暴烈，以及带有青春苦闷 无处发泄的痛苦与冲撞，还有对理想的渴求而又无力 实现后的自我撕裂。而这一切都是“文革”时代政治在 托忒克·端方身上的具象化隐喻，它深刻揭示出“文革”的身体 专政从而制造精神阉割的本质。

麦子永远是农村、大地的一个象征。“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平原》一开篇便带人进入到一种最朴直的原始之美中，但这样的朴直却凝结在1976年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里，于是朴直、纯净的背后总让人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压抑感。主人公端方在苏北平原王家庄出场了，这个刚从高中走出来的小伙子从此将踏上他对自我命运的“征服”之路，只是在征服命运的同时也被命运所征服。

小说的文字充满了张力，但更充满张力和跌宕的则是毕飞宇所安排的无量人生。端方不乏是有智谋之士，在那个打斗的粗砺年代，他能以自己的智慧和勇猛挽救了一次家庭的悲剧，能使佩金、大路、红旗等人臣服，能智取高家庄的人，却无法掌控住自己的命运。

他无法如愿地“上去”，到外面更广阔的天地去。征兵了，端方一直把不准吴支书是否会给他机会，但他可以肯定混世魔王已不是他的敌人。只不过最后走的人恰是这个不是敌人的混世魔王，这一切的逆转是因为端方自己的一句话启发了混世魔王。端方在奇异的力量面前走过了生命之旅的一站又一站，一步步地沦陷在命运的眩晕中，他做的每一次努力、每一次抗争只有加深了这个人物的悲剧性，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西西弗斯。

小说中，托忒克·端方与兴隆在三丫死后再次相遇时，颇为感叹地说了句：“她没那个命。你救不了她，我也救不了她。”三丫的命运在背上地主那个家庭成分时便已呈现，那端方的命运又将如何呢？每个人都不尽如人意埃发生在《平原》中的故事紧缩在很小的空间、很短的时间内，让我们看到现实的某种荒诞。那是个被异化的年代，一种历史的宿命感其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体现，没有一个人能逃脱。端方不能，三丫不能，顾先生也不能，而吴蔓玲作为王家庄权力的掌控者更是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她一生抓住了王家庄的许多权力，却抓不来自己的幸福，直到最后她的那句“端方，我终于逮住你了”里透出的却是一种无尽悲哀。

可以说，历史与人性构成了《平原》这部小说的所有内涵。毕飞宇在历史的回望中观照人性，在人性的 解读中拷问历史，他执着于探索人性的变化，不断叩问 历史的真相，揭示出了乡村社会伦理体系与政治专权 结合后的历史错位和人性错位。这两种错位，不仅影 响了历史的发展，也钳制和扭曲了人性，使其成为特定 历史下被侮辱被损害的对象。

《平原》是一部新奇的、极具艺术品质与阅读魅力的小说，是作家近年来愈益成熟的小说艺术的一个集中的展现，也是新世纪文学的一个重要收获。”显而易见，又一轮不着边际的吹捧运动已经拉开帷幕。这段话还带给我写这篇短文的一个具体的缘由，就是把这篇小说从荒谬的并不存在的所谓新世纪文学“神坛”上扯下来，回到凡间，那才是它应该待的地方。——南方都市报

《平原》的确写出了悲剧中的震撼力量，尤其是它的结尾如一个最强音，一个戛然而止的休止符，叫人在聆听的同时，含泪而笑，叫人在不忍卒看的同时无法释卷。——宁波晚报

著名作家、南京大学教授、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生于1964年1月，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当过老师、记者、杂志编辑。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创作，著有《那个男孩是我》《哺乳期的女人》《青衣》《平原》《玉米》《推拿》等等，作品已被译成20多种语种在海外发行，曾获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等荣誉。日前凭借《大雨如注》获得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短篇小说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