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蕙仙（1869年—1924年），本名李端蕙，表字蕙仙，贵州贵筑（今贵州贵阳）人，是戊戌变法领袖之一、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学家梁启超的第一任夫人。

李蕙仙生于官宦之家，自幼随其在朝为官的父亲李朝仪转任京（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山左（今山东省）等地。清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因李朝仪去世，李蕙仙随家人返回老家贵州。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李蕙仙经时任大学士的堂哥李端介绍，与乡试中举的梁启超定亲，并于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十月与梁启超正式结为夫妻，婚后暂居于北京。次年，李蕙仙追随梁启超回到新会区县茶坑村的老家。期间，她在梁家帮扶丈夫，侍奉婆母，任劳任怨，得到了梁家上下的赞誉。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在他们结婚两年后，李蕙仙生下了两人的长女梁思顺。由于两人婚后，梁启超尚在求学，李蕙仙与之聚少离多，但是夫妻之间恩爱不减。清政府甲午战败后，梁启超投身改革、变法，李蕙仙也在其影响下学习新学，大力支持变法。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李蕙仙随梁启超赴上海市筹办《时务报》，之后与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等人兴办女子学堂，创办《女学报》，成为梁启超维新事业的得力助手。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出逃日本，李蕙仙临危不惧，携全家避往澳门，并在逆境之中积极鼓励梁启超。次年秋天，李蕙仙赴日与梁启超团聚。在日本生活期间，李蕙仙分别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为梁启超生下了儿子梁思成、次女梁思庄。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梁启超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下的司法总长，李蕙仙追随其回国。袁世凯复辟后，梁启超转而与云南省都督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李蕙仙也默默支持。护国讨袁运动之后，梁启超携全家避居天津租界，从此脱离政界，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期间，李蕙仙精心料理家务，夫妻感情甚笃。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九月十三日，李蕙仙因罹患乳腺癌在北京病逝，享年五十五岁，于次年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的梁家墓园。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在李蕙仙去世五年后，梁启超也病逝，后与李蕙仙合葬。

梁启超曾在《悼启》一文中高度赞扬了李蕙仙持家有道，坚强果敢，宅心仁厚又善于教育儿女的种种优秀品质。李蕙仙的外孙女吴荔明也评价她虽是大家闺秀，却不娇气，并且意志坚强，遇事果断。

李蕙仙，原名李端蕙，贵州省贵筑（今贵州贵阳）人。其父李朝仪，官至顺天府尹；堂兄李端棻，官至礼部尚书。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时任大名知府的李朝仪被授永定河道、按察使，遂举家搬迁至衙署所在地直隶固安县（今廊坊市固安县），李蕙仙也于同年出生在此处，李蕙仙从小深得父母的宠爱，自幼随父亲李朝仪转任京畿（北京及其周边地区）、山左（今山东省）等地。她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但是熟读诗书，知书达理。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父亲李朝仪在任顺天府尹期间去世，之后李蕙仙随家人回到了家乡贵州。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李蕙仙的堂哥李端棻以大学士之衔主持广东省乡试。期间，李端棻对当时年仅十七岁便才华横溢，在考试中就名列第八的青年才俊梁启超赏识有加，遂请副主考官王仁堪做媒，将自己二十一岁还尚待字闺中的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了梁启超。在李蕙仙与梁启超定亲两年后，即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十月，梁启超赶赴北京，与李蕙仙正式完婚。当时梁启超的同窗陈通甫有诗赠曰：“岂无江海志，荡恣游遣，苍生惨流血，敝席安得暖。”老师康有为也赠其诗云：“道入天人际，江门市风月存。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贾谊正年少，詄荡上天门。”婚后，李蕙仙与梁启超暂居于宣武区永光寺西街旧门牌1号的新会新馆。

在两人婚后的次年，堂兄李端棻认为李蕙仙应当回去拜见翁姑，孝敬公婆，以尽晚辈的礼仪。李蕙仙于是追随梁启超回到了新会区县茶坑村的老家。而梁家世代半耕半读，实际上是个贫苦家庭，仅靠几亩薄田维生。李蕙仙第一次随梁启超回到老家的时候，梁家甚至没有一间像样的房子，两人只能借用梁姓公族书室的一间名为“怡堂书室”的小书房作为新房。再加上广东省的气候炎热潮湿，以及语言不通，初到这里的李蕙仙很不适应。但是她不仅没有抱怨、嫌弃这样的环境，还操持起了家里的日常杂务，并逐渐适应了梁家贫寒简朴的生活，赢得了梁家上下，尤其是婆母的称赞。当时梁启超的生母赵太夫人在五年前就已去世，而他的继母仅仅比李蕙仙大了两岁，李蕙仙也坚持恪尽孝道，日夜精心侍奉梁启超的继母。当时因为梁家家贫，梁启超无钱买书，李蕙仙于是变卖了自己的嫁妆资助丈夫。梁家的亲自有生活困难，李蕙仙也不吝金钱上的帮助。李蕙仙的大方得体，逐渐让她在乡里也博得了贤名。

婚后的梁启超当时正在广州长兴里由康有为主持的万木草堂读书。万木草堂距离老家茶坑村有百里之遥，加上交通不便，李蕙仙与梁启超在最初的婚姻生活中一直聚少离多。随后几年，梁启超又两度进京参加会试，两人之间相处的机会更少。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在他们结婚两年后，李蕙仙新会区的老宅中为梁启超生下了两人的长女梁思顺。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清政府甲午战败，割地求和后，梁启超不再将考取功名作为人生目标，而是全身心投入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时代浪潮之中。期间，梁启超辗转北京、上海市、湖南省、广东等地创办报纸，写文章，李蕙仙则大力支持他的活动。因此，梁启超对李蕙仙的感情很深。李蕙仙回贵州省探亲的那些日子，梁启超因为思念她，还为她写下下了感情真挚的《兰陵王·至日寄蕙仙计时当在道中》。同年，康有为公车上书，梁启超在北京设保国会。期间，李蕙仙在梁启超的影响之下也努力学习新学。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李蕙仙随梁启超赴上海市筹办《时务报》，创办女子学堂，被聘为校长，成为梁启超维新事业的得力助手。在维新派人物的支持和参与下，李蕙仙后来还与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等人参与主持的中国女学会在上海成立。之后她们以中国女学会的名义兴办女校，创办《女学报》。《女学报》主张男女平等，旨在激发广大妇女的爱国热情，将女性从封建思想之中解放出来。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秋天，李蕙仙为梁启超生下一个儿子，但这个孩子生下来一个月多就夭折了。经历了这场丧子之痛，李蕙仙与梁启超更加注重对女儿梁思顺的培养。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八月，随着戊戌变法失败，清廷大肆捕杀维新党人，支持变法的李端棻被革职发配新疆，梁启超也被迫流亡日本。而后清政府又对梁启超的家人进行搜捕，幸而李蕙仙临危不惧，从容若定，携全家老少逃到澳门避难。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十分惦念家人的安危，给李蕙仙写了很多书信，李蕙仙则在极艰难的情况下，不负梁启超的托付，代他服侍老人，抚养幼女，并在逆境之中仍然积极鼓励梁启超，这使梁启超非常感动，称赞李蕙仙为其“闺中良友”。寓居澳门的日子十分孤寂，李蕙仙曾在给梁启超的心中透露自己在家中的愁闷，但当李蕙仙知悉梁启超要游历美洲，决定暂缓接眷属去日本时，她选择顾全大局，支持梁启超。直至次年秋天，李蕙仙才在公公梁宝瑛的护送下，不远万里赴日与梁启超团聚。夫妻久别重逢，喜极而泣。寓居日本期间，梁启超的生活相对稳定，在华侨朋友的资助下，李蕙仙随丈夫住进了神户郊外的一幢别墅。彼时梁家的生活虽然也不富裕，但是夫妻恩爱，孩子天真浪漫，一家人和睦而美满。

在日本生活期间，李蕙仙分别在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为梁启超生下了儿子梁思成、次女梁思庄。与此同时，为了使梁家香火更旺盛，李蕙仙还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说服梁启超纳其侍女王桂荃为妾。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李蕙仙随梁启超回国。当时梁启超在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下出任司法总长，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决定秘密前往西南，与云南省都督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当他深夜与李蕙仙诀别时，李蕙仙表示自己会替他照顾好家里的高堂儿女，要他安心为国事义无反顾便是。梁启超听了感动不已。护国讨袁运动之后，梁启超携全家避居天津租界，从此脱离政界，担任清华大学研究院导师。

期间，李蕙仙则竭力操持家务，保持家庭的和谐稳定。梁家素来重视家庭教育，而李蕙仙也极为重视儿女们的成长。她教子严格，同时又自律好学，以身作则。李蕙仙当时已经年近半百，还要孩子们教她英文，每日在用完早点，休息片刻后就会开始非常认真地高声朗读中西女中的英文课本。不仅如此，李蕙仙对于外界的新鲜事物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在日本生活期间，她曾不顾自己缠足，学会了骑自行车，并乐此不疲，给全家带来了许多欢声笑语。

民国五年（公元1915年）冬，李蕙仙被查出罹患乳腺癌在此后数年，李蕙仙多方求治，做过两次手术，但都未根除病灶。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李蕙仙再次病发。当时正值梁思成与弟弟梁思永赴美留学前夕，兄弟俩都挂念母亲的病情，希望等到母亲病愈之后再出国。而李蕙仙却宽慰孩子们放心远行，不要因挂念自己而耽误学业。然而，就在李蕙仙送别自己的儿子们不久后，她的病情就开始恶化，随着癌细胞的扩散，李蕙仙于同年九月十三日去世，享年五十五岁。李蕙仙去世后，梁启超悲痛万分，为她写下了《悼启》一文，深切怀念了李蕙仙为妻为母的辛苦操持。次年，李蕙仙安葬于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的梁家墓园。梁启超写下了《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回顾了两人结婚以来三十三年的生命历程，表达了对李蕙仙的矢志不渝的深情。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年），在李蕙仙去世五年后，梁启超病逝，后与李蕙仙合葬。

梁启超在《悼启》一文中有“夫人含辛茹苦，操家政，使仰事俯畜无饥寒。自奉极刻苦，而常节所余，以待宾客及资助学子之困乏者……夫人厚于同情心而意志坚强，富于常识而于是果断。训儿女以义方，不为姑息”之言，赞扬了李蕙仙持家有道，坚强果敢，宅心仁厚又善于教育儿女等种种优秀品质。

李蕙仙的外孙女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评价李蕙仙是大家闺秀，但并不娇气，并且意志坚强，遇事果断。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李蕙仙的堂哥李端棻在主持广东省乡试，看中梁启超，欲将李蕙仙许配给他时，当时的副主考官王仁堪其实也非常喜欢梁启超的才华，认为他前途不可限量，想将自己尚未出阁的女儿婚配给他，只是没有料到被主考官李端棻抢先一步。李端棻也正是看出了王仁堪的心思，于是便请他做媒人，王仁堪只好做个顺水人情，成人之美，但心中还是有不小的遗憾。

梁启超早年因为操一口广东方言，被外地人认为难以交流，连雍正皇帝都说“惟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而梁启超的地方口音尤其严重。据说维新变法期间，梁启超被光绪皇帝召见，就因为不会说北京话而难以真正表达意见，最后仅被赐“六品顶戴”。婚后，从小在北方长大的李蕙仙便开始教习梁启超说官话。梁启超跟着李蕙仙学习，果然练得一口熟练的北京话。他常称自己能以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在各地演说，驰骋全国，背后有妻子李蕙仙的很大功劳。

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梁启超在美国檀香山当地保皇派组织的一场宴会上结识了侨商之女何蕙珍。当时何惠珍只有二十出头，又学识广博，不仅为梁启超充当英文翻译，还十分仗义地用英文撰文为梁启超反驳敌对派的恶毒抨击。梁启超对她十分感激，两人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红颜知己。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对何蕙珍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而他自诩坦荡，遂在家信中向李蕙仙说明了此事。而聪明贤惠的李蕙仙直接告诉梁启超，他不是女子，不必从一而终，如若当真喜欢何小姐，自己可以代他向父亲说明，好让其安排做主。梁启超自知父亲喜欢李蕙仙，断不会再许自己另娶他人，于是立即回信说明自己与何蕙珍的关系只是发乎情而止于理。

生活中，李蕙仙是个性情严肃的当家主母，因此全家上下都对她心存畏惧。梁思成在多年后还曾回忆母亲的严厉，称小时候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之后，结果被母亲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打，并表示母亲对佣人也很苛刻，动不动就打骂罚跪。事实上，除了孩子和佣人，就连梁启超在家里往往也要让李蕙仙三分，当时外界还有“梁启超怕太太”的传言，但是事实上，梁启超始终认为李蕙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友，对她尊敬有加。梁启超曾在写给李蕙仙的信中称他们的结合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

李蕙仙外表严厉，事实上却是一位内心柔软，富有同情心的女性。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梁启超接李蕙仙母女去日本时，她在艰难的时局中还不忘带上娘家的亲戚和小孩，并一直扶养接济他们。从日本回国后，寓居天津市时，她也抚养了很多梁家和李家亲戚的孩子，例如当时梁启超的小弟弟梁启雄、梁启超的妹妹，都是由李蕙仙接济上学，并长年住在梁家。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十一岁时就到梁启超家，先是天津中西女中就读八年，后又在燕京大学就读四年，也皆由李蕙仙和梁启超资助。

李蕙仙是个颇有情趣的女性，生活中热爱养猫。也正因如此，家里的孩子都喜欢往她那里跑。李蕙仙在生活中特别讲究卫生，房间每天由佣人打扫得窗明几净，平时只要地上掉一点渣子她都要捡起来扔掉，但唯独对猫十分宽容。她养的小猫可以随便上床，哪怕弄脏了被子她也只是一笑置之，而且允许猫在被窝里睡觉。后来李蕙仙爱好养猫的嗜好几乎传给了梁家所有子女，及至孙辈们，众人都笑称家里可以成立一个“爱猫者协会”了。

李蕙仙毕生性情倔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是根据梁启超在《悼启》一文中的记载，在罹患乳腺癌期间，李蕙仙却忽然皈依佛法，笃信佛教。在临终前九日，她还让儿辈为她诵读《法华经》。在生命的最后半个月，随着癌细胞侵入脑部，李蕙仙反而丧失痛觉，其容貌神色与寻常一样，反而没有再承受这项恶病本会带来的极大痛楚，最终平静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