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共产国际联络部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负责转送各种文件和经费等。他的夫人名叫汪德利曾。牛兰夫妇特工经验异常丰富，他们持有比利时、瑞士等国护照，使用若干假姓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了十处住所。1931年，牛兰和夫人、儿子一起被捕。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警官费尽周折，也无法查清牛兰夫妇的真实来历。中国国民党情治机关得知牛兰夫妇被捕后其国籍得不到确认，就怀疑他们是共产国际在上海联络站的负责人，甚至臆测牛兰的职务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负责人。1931年8月14日，如获至宝的国民政府派出大批荷枪实弹的宪兵将牛兰一家从上海市押解南京，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第一模范监狱”。此案在上海滩引起轰动，牛兰夫妇押赴南京当天，《申报》在版面的头条位置以醒目大标题进行了报道。国际媒体也纷纷转载，“牛兰事件”成为轰动一时的世界头条新闻，这令中国国民党当局始料未及。国际国内舆论和各界人士对于“牛兰事件”的关注不仅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而且还掀起了营救牛兰、谴责国民党法西斯主义行径的国际性运动。1931年8月20日，宋庆龄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蔡特金、马克西姆·高尔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为一次世界性的运动。1937年8月27日，趁中日战争混乱之际，牛兰夫妇逃出监狱前往上海市。1939年，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经新疆返回苏联。

牛兰，本名雅各布·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二十年代中期，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逆转，共产国际驻中国的机构遭到破坏，1928年牛兰被共产国际派往上海，以商人身份作掩护，建立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联络站。1930年3月牛兰重返上海，领导联络站的工作，全面负责共产国际执委会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与中国及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络，策划、安排这些组织驻华机构的人员往来、秘密活动及经费筹措。共产国际通过牛兰的合法公司向亚洲各国左派政党划拨经费。据记载，1930年8月至1931年5月期间，共产主义国际平均每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资金达2.5万美元。

为便于开展活动，牛兰夫妇持有多国护照，以化名登记了8个信箱，拥有10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

1931年6月，英国警方在新加坡逮捕了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并从他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牛兰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牛兰夫妇因此被捕。由于牛兰同时是国际工会组织——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市的代表，因此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很快演变成一次世界性的运动。

1931年8月20日，保卫牛兰夫妇委员会在欧洲成立，其发起人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蔡特金、西奥多·德莱赛、马克西姆·高尔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及孙中山先生的遗孀宋庆龄等国际知名人士。共产国际也积极采取行动，由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亲自指挥营救，通过驻上海的拉姆扎情报小组与蒋介石夫人的姐姐宋庆龄取得联系，请她出面搭救牛兰夫妇。宋庆龄亲赴南京，数次到监狱探望牛兰夫妇，书面担保牛兰夫妇保外就医，并帮助妥善安置他们的儿子吉米。还就营救牛兰夫妇一事亲自与蒋介石谈判。有报道说，宋庆龄曾提出以留苏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换回牛兰夫妇，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

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派到上海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联络员。职位虽然不高，接触的机密却非常多，最为重要的是保存着远东各国支部给共产主义国际的大量文件，以及共产国际给远东各国支部发放经费的明细账目。

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察从约瑟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上海市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便将其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警务处密探寻查监视后发现两处可疑地点，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和南京路49号30室，前一处是牛兰夫妇的住处之一，后一处则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驻上海的办事机构。英国巡捕马上将牛兰夫妇逮捕。在搜查牛兰夫妇掌握着的几处房子时，搜得有共产国际远东局1930—1931年的帐册，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处中国办事处的帐册，上海各银行的存折，以及大批文件，其中既有共产国际给远东局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从他那里搜得的共产党文件如此之多，以至于《申报》登了两个月的秘密文件。但是，在如山铁证面前，牛兰夫妇拒绝回答警方的任何问题，坚持自己的公开身份——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于是，共产主义国际利用工会组织开展营救。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明岑贝尔格发起“保卫无罪的工会秘书”运动。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私下透露：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供出了牛兰。顾顺章的供词说：“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市，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接着，向忠发也间接供出了牛兰夫妇：“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刻由一波兰人负责，但自称是比国人，闻已被捕，押在英租界捕房中”。

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中国国民党当局引渡。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牛兰一家从上海前往南京，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很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但是，牛兰夫妇并没有因此开口说话，依然一口咬定自己的身份就是太平洋产业工人联合会秘书，其他一概不说。

牛兰夫妇被押往南京之后，共产国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公开营救。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国际红色救济会率先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当时该组织是一个非党性的国际救援组织，在77个国家和地区拥有1300万会员，以十几种文字定期不定期地出版散发几十种报刊杂志和救援公告。在国际红色救济会的组织下，一份份声援牛兰夫妇的呼吁书传到各地，一封封抗议信电发给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国际知名人士如马克西姆·高尔基、罗曼。罗兰、宋庆龄、鲁迅等也加入救援发宣言、提抗议。但是此后近十个月内，国民政府采取沉默态度，始终未作公开答复，甚至否认牛兰夫妇在他们手中。

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甚至动用了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远东情报组织佐尔格小组，查明牛兰夫妇的关押地，为公开营救行动提供确凿证据。左尔格决定，由方文负责查找牛兰夫妇的下落。方文接受任务后，通过他的情报员联系到了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中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张冲。佐尔格接着指示方文，设法通过张冲，拿到牛兰的亲笔纸条，证明他确实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证据，共产主义国际才能进一步开展营救行动。方文又与张冲联系，两天后得到答复：“手迹可以送出，代价是二万美金。”二万美金，这在当时是笔巨款。弗里德里希·佐尔格拿不出来，中共方面也拿不出来。当时，共产国际每个月通过牛兰给中共的经费也就这个数目，以至于方文都反对送给张冲如此巨款。但是佐尔格坚持同意，并立即向莫斯科总部报告，要求火速送来二万美金，作为营救牛兰夫妇的特别经费，莫斯科总部答应了佐尔格的请求。红军总参情报部派遣哈尔滨市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德国共产党员赫尔曼·西伯勒尔运送这笔巨款。

两万美金一到，佐尔格就交待方文：“告诉张冲，先交货，后付款”。很快，一 张三寸长、一寸宽的小纸条交给了方文，上边写了两行俄文。过了两天，佐尔格给了方文一个小包，并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速付对方。”有了这张纸条，国际营救组织了更为声势浩大的行动。

1932年5月，中国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公开审理牛兰夫妇案。狱内牛兰夫妇绝食抗议，狱外各方面大张旗鼓声援营救。

1932年8月19日，国民政府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援引大赦条例，减判无期徒刑。至此，牛兰夫妇生命得以保全，营救行动告一段落。

1937年8月27日，借中日之间战争的混乱、国民政府无暇顾及此案，牛兰夫妇逃出监狱并前往上海市。

1939年，一封救援信辗转万里送到共产国际总书记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手中，牛兰夫妇才得以经新疆返回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