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论》是中国养生史中第一篇较为全面且系统的养生专论，它由魏晋时期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嵇康所作，主要讨论了养生问题及与此相关的形神问题，现存于《昭明文选》《嵇中散集》等书中。

魏晋，司马氏假借名教大肆杀戮真正维护名教的士子，造成“天下名士减半”。此时社会上出现了两大主要思潮，其一是对社会礼俗名教的反叛，其二是专注于求仙养生，逃避现实、保全生命。嵇康目睹了国家机器以及思想意识形态的双重异化，于是对天地人生进行反省，力求探寻消除社会异化与个人痛苦的方法，而《养生论》正是他反省后的成果。该文认为一个人只要“导养得理”，清虚寡欲，借助“呼吸吐纳”的锻炼和药物调理，就可“上获千余岁，下可数百年”，否定了“死生由命”说。指出养生之患在于名位、情欲不除，为此提出“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生”的德性修养原则。主张凡事要“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保持“泊然无感”，“体 气和平”。并认为形神关系是“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两者不可分离， 因此养生必须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

《养生论》 通过对养生的探讨，从魏晋返归自然的玄学理论中提炼出了全新的人生观，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追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内涵，揭露了那些表面上高唱礼教，实则谋取私利、钻营取巧、纵欲无度、荒淫无耻的伪君子。此外，该文中的养生思想对于现代人走出精神困境以及化解精神危机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嵇（ jī ）康（公元223年-262年，一作公元224年-263年），字嵇康，谯郡（今安徽濉溪县）人，魏晋时期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与魏晋名士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并称为“竹林七贤”。

嵇康出生于公元223年，年幼时，父亲嵇昭就去世了，由母亲孙氏和哥哥嵇喜等抚养长大。后娶曹魏宗室女为妻子，官任中散大夫，全家搬迁到山阳县（今河南省焦作市云台山风景区一带），并在此隐居多年。他为人简淡沉静，与朋友多能淡然处之，重在志趣契合而不在行迹密切，蔑视权贵，不追求仕途名利，曾写下《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司马氏族决裂，坚决拒绝做官，并为了保全山涛宣布与之绝交。曹奂景元三年（262年），嵇康被宰相司马昭借口 “吕安事件”杀害，终年40岁。

嵇康在宇宙观上吸收了汉族的阴阳五行之说，在社会治理上则推崇道家清静无为的社会主义。他崇尚老庄，讲求养生服食之道，主张形神兼养、去欲顺性，并著有《养生论》。对于自然和名教，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否定礼法之士的虚伪，追求清静无欲的恬淡生活。嵇康在乐理方面也造诣颇深，著有《声无哀乐论》，他认为作为自然产物的乐音，不会因为人的爱憎哀乐而改变。嵇康长于音律、擅长书画，又在文学方面成就颇高，他精通多种文体，诗歌风格峻切而清丽雅润。冯友兰曾以”天真烂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逻辑性强；欣赏艺术，审美感高”评价嵇康。

魏晋社会动荡不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都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儒家所倡导的“仁”与“伦理”被一些魏晋权贵所轻视，儒士们所尊崇的谦和、仁义以及治国之道也随之失去了作用。司马氏假借名教大肆杀戮真正维护名教的士子，造成“天下名士减半”的悲惨局面。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打出礼法刑教的幌子，强调名利、礼义、刑教等社会规范。森严的门阀制度和强权统治压抑了士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上述种种严峻的现实问题加重了魏晋士人间普遍的孤独痛苦。魏晋士子们面对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社会现实，日益感受到人生之狭促、个体之渺小。社会上出现了两大主要思潮。其一是对社会礼俗名教的反叛，由此引发了名教与自然之间的争论；其二是专注于求仙养生，人们渴望逃避现实、保全生命。在这一时期，思潮逐渐由务实转向崇虚，由关注客体转向关注主体，由群体转向个性，养生成为魏晋时期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 魏晋名士并不关心现实的社会政治，他们更多地关注个体生命的任性、洒脱与自由。因此，服药和追求长生成为他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嵇康自小就怀揣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但是现实政治的黑暗使得他难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他承袭了道家一以贯之的主张。在魏晋社会政治极度黑暗的背景下，他专注于反省天地人生，力图寻找消除社会异化以及个人痛苦的途径，以极为坚决且特立独行的态度，反对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养生论》正是他经过反省后所得出的成果。

嵇康拒绝出仕为官，离家去找孙登躲避灾祸。他从孙登那里学到的是“导养身心的仙道，包括炼丹服食”等内容，而《养生论》正是写于这一年。 在嵇康的养生理论体系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减少欲望，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追求人生超越境界的精神。 他希望通过延续生命来达到与天地齐平的人生境界，实现人生的自由。他高高举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旗帜，提出新颖的人生观，力求摆脱礼法对人性的束缚，追求人性的解放。

嵇康认为神仙是存在的，且绝非那些能飞檐走壁、兴云 吐雾、翱翔天地的拥有特异能力的神仙，而是生活在这个世间的活生生的人。只要人们善于保养自己、学会养生，那么人们就能够实现数百年乃至千余岁的寿命。然而世人都不精通导气养性的方法，所以无人能够获得这样的寿命。

在人的生命问题上， 他指出形与神不是分离的，而是互相依存的。人的精神对于身体，犹如国家的君主。精神在内躁乱不安，身体就会在外受到损害，犹如君主在上位昏庸无道，国人就会在下边作乱一样。在嵇康看来，人之七情六欲皆有其或大或小之毒性，它们会侵伤人们的精神，玷染人们的心魂。嵇康主张在欲望出现之时，人们应该学会有效的控制它、节制它。因此，主张修养性情来保养精神，使心志安定来保全身体，在感情上不留爱憎，在心中不留忧喜、清净淡泊，不受哀乐的影响，这样就会身心和洽，气机平顺。此外，还要进行呼吸吐纳的修炼，服食但要来调养身体，使身体和精神相互融合，这样就会表里一起相辅相成。

如果依照物以类聚、同气相应、物性相通的方法来论证养生中遇到的问题，并通过行之有效的“服食”活动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人们的身心健康。如常吃黑大豆就会让人身体沉重，过量使用榆皮和榆叶就会让人昏昏欲睡，合欢能让人消除郁忿，萱草能让人忘记忧愁，大蒜会伤害眼睛，生气鱼有毒不能食用，生活在有些山区的人由于水土不好颈部就会生出瘿病，生活在晋地的人则由于水土的原因牙齿就会变黄患病。服食之物在熏陶性情、影响身体方面，无不产生相应的作用。

当然，因为服食情况的不同，服食程序、服食方法的不同以及服食数量与比例的不同，再加上每个服食者身体健康程度的不同，所以其产生的效果 也是不尽一致的。如采用播种之后不再管理的田种法，一亩地能出产十斛粮食，就是良田。但如果采用播种之后讲究管理的区种法，则可以使一亩地出产一百多斛粮食。

嵇康引用《神农本草经》中的“上药养命，中药养性”的论点，来论证通过精心炼制的丹药的确能够起到增长人们寿命的作用。他认为神农氏所说的“上品药保养生命，中品药调养性情”的话，是深知要靠药物的辅助养护来达到养生的目的。嵇康认为人们饮食五谷杂粮是由于五谷杂粮更容易通过种植以获得，但上等养生草药却绝难获得，所以人们食用五谷杂粮是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世人不深思道理，只看重五谷及沉溺声色，被外物迷惑，身体受多种不良因素侵害，包括耳目享受、饮食、情绪等，易耗尽精气的身体难以长久承受。

他认为贪图佳肴、美酒、女色，是导致疾病的原因，因而应当鄙弃。嵇康强调，只有离念去情、内心去欲、始终保持一种清净无欲的状态，才能不受功名利禄的诱惑，不受美味声色的浸染，从而使内心世界保持如一的纯洁，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便自然同宇宙大道融为一体。他反对运用种种智巧的手段以满足自身欲望的行为，并将其视为养生的大忌。人们使用智巧便必然有所图，有所图便必有成败得失，而成败得失又往往造成感情上的激动，最终至于对心性的伤害。嵇康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无法抑制也无需禁止，应当禁止的是“智巧之心”。

那些自行其是表现过分的人，饮食不加节制，因而产生百病；好色不知疲倦，因而导致精血亏竭。世人都只知道嘲笑或哀伤，说他们不善于养生。至于安排生命活动不够妥当，在疾病还未显示征兆时就疏忽了它的危害，以致没有显示的病症累积起来发展到寿命终结，竟糊里糊涂地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们，还以为那是自然的规律。纵使稍有醒悟，也只是在患病开始之后叹息并表示遗憾，却不懂得在疾病还没有显示征兆时就小心防范各种危害。这就犹如齐桓侯染上了将死的疾病、却为扁鹊的先见之明而生气一样，把感到了病痛的时候当作患病的开始。病害是在没有显示征兆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却要在病情显著之后救治它，所以会有白费力气的治疗，奔波于常人的世界，所以只能有短暂的寿命。

多数人用常见情况证明自己观点、用常人寿命自我安慰，认为已了解天地间事理。即便听闻养生方法，也会凭自身见识评判、疑虑，或努力后不见效就中途放弃，有人补益少耗散多却想坐等好报，有人压抑欲望却又受世俗影响而纠结，内心不断校正又受物欲诱惑，近物欲与远养生功效排斥，最终都会导致养生失败。如果以急于求成的心理来跨入清心寡欲的修养之路，意图速成但收效缓慢，希望迫切但效应久远，所以没有谁能坚持到底。心志远离养生之道的众多世人既然认为养生没有效果，于是就不去追求。然而追求养生的人由于不专心也会丧失成效，片面依靠一种方法的人由于不全面也最终会没有建树，只是追求养生技术的人由于思路狭窄则会自毁大业。因为都是像这种种的情况，所以想要享尽天年的人一万个里边也没有一个能成功的。

善于养生的人是思想上淡泊虚无，行为上安静泰然，不断地减少直至去除私心和贪欲。抛弃而不眷恋，因为会使心性受害所以不留在心中，精神因于淳朴淡泊就能特别饱满。胸襟坦荡而没有忧患，心性宁静而没有思虑。又去用纯一之功约束自己，用和谐之气调养自己，两者一天天地相辅相成，就会在安定的境界统一起来。然后再用野生黑芝薰蒸身体，用甘泉滋润脏腑，用朝阳沐浴皮肤，用音乐安定神志，顺其自然而为，自感适意，这样就会身体轻健，心性沉静。忘掉物质享受带来的所谓欢乐然后就会得到真正的愉快满足，摆脱生命的牵挂然后就会使身体获得长寿。

嵇康主张“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认为养生就要从养形和养神两个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要注重道家的精神润养，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形躯的滋养。强调形神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提倡既要关注身体的养护，亦要重视精神的调养，认为只有形神和谐才能达到健康长寿。

嵇康认为身体是生命的基础，需要合理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和适当的休息来保持健康；关注精神调养，强调精神对健康的重要性，通过内心的宁静、情志的调节来维护精神的和谐。他指出形与神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一方的状态会影响另一方，只有两者相互协调才能达到真正的养生效果。强调不可偏废其一，不能只注重身体而忽视精神，也不能只关注精神而不顾身体，要将两者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来进行调养。

嵇康倡导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减少欲望和杂念，保持精神的恬淡虚无，达到一种平和、安宁的状态。他认为精神对身体有很大的影响，若精神烦躁不安，身体就会受到损伤。因此，养生要先修养性情，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主张减少私欲，过多的私欲和杂念会使人心疲惫，嵇康主张“少私寡欲”，不被外物所累，让心神保持纯净和淡泊；嵇康将养生与日常生活相结合，弹琴、吟诗等活动都可以成为养生的方式，这些观念在现代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嵇康提倡遵循自然规律，不过度追求物质和外在的刺激，顺应天地之道。其认为养生应与自然界的运行规律相一致，如四季的更迭、昼夜的变化等。顺应这些自然节律，调整生活方式和作息时间；强调不要过度违背人的自然本性，不过分追求功名利禄，保持身心的自然状态；倡导人们融入自然环境中，与自然和谐共处，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宁静，从自然中汲取滋养和力量；主张接受自然变化，认识到生命的发展和变化是自然的过程，不过于抗拒衰老和疾病，以平和的心态接受自然的安排。

要注重在日常生活中关注养生细节，及时纠正不良的习惯和行为，同时采取相应措施预防疾病的产生，这告诫人们要重视日常养生细节，做到防患于未然。对有害身体的事情勿做，而有益身体的事情则应多做，趋利避害，以维护身体的健康。某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或微小的损害，若不被重视和处理，可能会慢慢积累，最终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出现。像饮食不规律、过度劳累、情志失调等，开始时可能只是轻微的不适症状，但如果长期置之不理，就可能引发疾病。嵇康主张人们要时刻保持警醒，在健康出现苗头问题时，就应积极地采取措施，防止其状况进一步恶化。

嵇康的养生论思想所追求的清静虚泰的生活，其实是追求一种精神自由。 他的养生论，实际上是一种人生观，他认为长生是一种正确的人生观，是真正合理的活法。养生论其实说了“人应该怎么活着”这样一个问题，人都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物质与精神的矛盾。欲望和幸福的矛盾，嵇康认为形神兼养、摒欲弃物、远害存宜、用智遂生，才能达到一种恬淡平静、知足常乐、俯仰自得的人生状态，他其实是追求一种生命的满足感，心灵的宁静、平和和自由，这是一 种美学境界和审美的状态，就像庄子说的，人的精神游走于“无何有”之中，这和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之主张也是相通的，实现人生的自由境界是嵇康养生论思想的追求目标。

《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中原地区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萧衍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昭明文选》收录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 ，是一部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 ，在这部总集里 ，萧统把我国先秦两汉以来文史哲不分的现象作了梳理和区分 ，他认为经史诸子都以立意纪事为本 ，不属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

《嵇中散集》是嵇康的著作集，其中包含了他的许多作品，如诗歌、散文、论著等。它分为 6 类，总计有 1017 种书，这 6 类涵盖“汉至五代十国”“北宋建隆至靖康”“南宋建炎至德祐”“金至元”“明洪武至崇祯”“清代”。其中共有 113 种书，集合了 97 家的作品，包含汉至五代学者的诗集、文集等，以及后续学者对这些作品的记载与诠释。最早的是汉扬雄所著、明郑朴编的《扬子云集》，还有晋朝陶渊明的《陶渊明集》、唐李白的《李太白文集》等，直至杜甫的、清仇兆鳌注释的《杜诗详注》以及前蜀杜光庭的《广成集》等。《养生论》作为嵇康的重要作品之一，也被收录在《嵇中散集》中。

向秀，字锺子期，河内怀(今武陟县地区)人，魏晋玄学家。向秀的《难养生论》一文，是因批评嵇康的《养生论》而作。向秀与嵇康可以说是分别代表了道家养生哲学的两大流派，即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在魏晋时期的新发展，而向秀继承和发扬了老庄派顺应生命本能的理性主义养生观点。

《难养生论》主要内容为对嵇康提出的“绝五谷，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贵”的养生方法提出辩难。他认为，人与草木鸟兽不同，人有“动以接物，有智以自辅”的能力，有思想和智慧，如果完全摒弃欲望和情感，与无生同，就失去了有生的意义。同时，向秀也肯定了“节哀乐、和喜怒、适饮食、调寒暑”等养生方法的合理性，但他认为“绝五谷、去滋味、寡情欲、抑富贵”等方法过于极端。此外，向秀还提出，富贵是天地之情，人们应当追求富贵，但要以道义为准则，不可过度追求。

向秀写了《难养生论》对嵇康进行诘难，并强调了自己的养生观。为此，嵇康又写了《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一文对向秀做了反诘，载于《嵇康集》。文中进一步发挥了嵇康的养生观点，提出了“养生有五难”，反驳了“行逾曾（参）、闵（闵子），服膺仁义，动由中和”却“不荡喜怒、平神气，而欲却老延年”的人能够得以养生的观点，进一步提出具体养生途径。被编入《嵇中散集》。

嵇康在养生方面提出的新的神仙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种养生思想的进步 是应当得到肯定的，这种养生思想上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以往的养生思想，升华了人 们的生命境界，开启了人们的养生观念。使人们觉得在吃饱穿暖之后，原来还有更高的人生追求和理想信念

“自然”在嵇康的思想体系及人生实践中，是其价值依据、价值取向与价值追求所在。嵇康主张，人作为自然存在的个体，应当遵循生命自身的新陈代谢法则，不可妄图生命的永恒存续，然而通过外在的修炼则可以延长寿命。他期望能从这些外在修炼中获得更多与天地和谐共处的契机，从而实现超越性的人生自由境界。这些思想对于现代人摆脱精神困境以及化解精神危机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在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极大的提升，然而人们所面临的诱惑与欲望也相应增多。人们在持续追逐欲望被满足的过程中，也在不断伤害着自己的身心。人生本就自然，有欲望是正常的现象，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少去思考追逐欲望的满足会给人的精神生命带来伤害。嵇康的养生思想在今日给予人们的最大启示，便是要对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进行深刻反省，要对人生追求目标进行认真检讨与反思，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要注重形神的统一以及保全。

嵇康的养生论是竹林时期在养生问题探讨方面的巅峰境界，他与向秀围绕养生问题展开的争论，引起了当时竹林名士的普遍关注，也充实了魏晋玄学的内涵。他的养生论思想追求一种“越名任心”的审美人生，这种诗化的人生理想与不朽的人格美构成他独特而绚烂的人生美学，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的美学构建。嵇康养生论思想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追求全面的和谐，体现了嵇康养生美学的最大特点，这积极推动了后世古典文学的新发展。

首先，对养生论的探讨极大地充实了魏晋清谈的话题。在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于社会。养生论主要源于嵇康与向秀之间围绕养生话题展开的争辩，随后逐渐演变成为魏晋名士清谈的重要议题之一。《世说新语·文学篇》中记载：“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其中，关于声无哀乐和养生的讨论，均是以嵇康为核心展开的。由此可见，嵇康开创了竹林时期谈论养生的先河。

其次，在养生的讨论过程中，嵇康提出了全新的人生观。自玄学思潮兴起后，士人的生活意趣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然而，正始玄学家诸如何晏、王弼、夏侯玄等，都未能找到能体现这一玄学思潮的新型人生观。将回归自然的玄学理论转化为一种人生观且产生巨大影响的，正是嵇康。嵇康养生论思想追求身与心和谐，个体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与精神。魏晋是我国思想文化发展的重要转折期，而嵇康正是这一转折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代表性人物，“他把庄子的理想的人生境界人间化了，把它从哲学的境界，变成一种实有的境界，把它从道的境界，变成诗的境界。”可以说，他对后世养生学思想及美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

嵇康养生论思想标志着中原地区古代美学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转向，即开始由对社会的关注转向对入的生命个体的关注，对人之存在的关注。中国古代的“中和”为美的传统缺乏 对个体生存的关怀，不利于美的塑造与完善。嵇康养生论以“和"为美、以“任自然”为美，但“自然’’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实质上更多是指人的生命与人的本性。这样看来，嵇康养生论思想“是一个关于人的生命、关于人的存在的 学说”，关注着人的生命与现实生存这一美学的关键问题，所蕴涵的深刻的人文精神，表现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意识。

再者，《养生论》进一步充实了“越名教而任自然”这一思想的内涵。在魏晋，作为正统哲学观念的儒家思想，已然束缚了社会思想的进步，沦为司马集团统治之下的虚假名教。嵇康在其养生论中指出，养生应当顺应人的自然本性。他认为，放纵欲望与遵循礼教是绝对相互对立的，放纵欲望就无法遵循礼教，遵循礼教就不能放纵欲望。嵇康还表示，圣人不得已而治理天下，并非出于个人的荣华富贵，而是“安然地将无事视为事业，坦荡地将天下视为公有”。在这个问题上，嵇康借机发挥，揭露了那些表面上高声宣扬礼教，实则为了谋取私利、投机取巧、放纵欲望、荒淫无耻的伪君子们。

当代学者黄敬愚评价道：“嵇康的养生论，以养生为依托，融道家的生命智慧于儒家的用世精神之中，塑造了一个集彼岸精神与现世情怀于一体的至人精神境界。这个境界以自然为体，名教为用，表明嵇康在高平陵政变后虽然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但其内心的价值取向却仍然是名教与自然结合的。嵇康试图以超越性的精神境界来改造、重建社会理性，消除文明异化。养生论既是嵇康人生理想的反映，更是他对社会、人生深切关怀的集中体现。”

当代学者刘国贞认为：“嵇康的养生论颇具生态学意蕴，他从珍爱生命这一人生最基本的需要出发，提倡安心养神、节欲修性，不仅在当时是真知灼见，在今天这样一个生命异化严重、生态危机四伏的时代，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于情，忧喜不留于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

“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气以醇泊独著。”

“清虚静泰，少私寡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