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敏，1931年4月出生于丹阳市，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解放军总装备部武器装备论证研究中心研究员。

1952年吕敏从浙江大学物理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1959年赴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1962年回国后被调到国防科委，在新疆国防科委核试验基地工作，先后担任过研究室副主任、科技处副处长、研究所副所长、基地科技委主任等职务；1987年因为身体原因调回北京，在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研究所任研究员；1988年担任抗辐射加固技术专业组组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9年，吕敏获得何梁何利基金奖。

吕敏长期从事军备控制的科学技术等研究。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6项，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

1931年4月，吕敏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年幼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原地区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他随家庭逃难迁往云南省和四川省，在大后方渡过了不安定的童年生活。

1943年，进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上学。

1947年，从南京金陵中学毕业，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

1952年，从浙江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宇宙线基本粒子的实验研究。

1957年，考上王淦昌老师的研究生，因王淦昌到苏联联合所工作，改由张文裕先生指导，后来张文裕和吕敏本人相继去了前苏联联合所工作，研究生的事不了了之。

1959年，受组织派遣，赴前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

1962年，从前苏联回国后被调到国防科委，参加中国核弹试验工作。

1987年，调回北京，在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抗辐射加固技术和军备控制的科学技术等研究工作。

1988年，担任抗辐射加固技术专业组组长。

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在吕敏63年的人生履历里，最辉煌的一页是写在罗布泊大漠上。那片亘古、苍凉的土地，曾以震撼世界的巨响成为中原地区宁静的地平线上最壮丽的风景。吕敏饱蘸着生命的血液在这道风景上抹上了浓重的一笔---这使他心灵的空间留下了那片土地色泽一样的情愫。尽管他已离开那里近十年，然而，那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无不成为他时常的惦念与牵挂。

作为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之子，吕敏并没有承袭父辈的语言细胞，而选择了探索自然科学之路。1952年，吕敏从浙江大学毕业，当初并没有想到会与核弹打上交道，他选择的是基础物理研究工作，专心从事宇宙线和基本粒子的实验研究，并发表多篇论文。然而，历史给予他的是另一种机遇。1959年，受组织派遣，他来到苏联杜布纳联合研究所，在那里，他从此接触到更多的核技术。当时，中原地区派往那里的有几十名科技人员，吕敏是其中之一。

中国核试验基地这时候正在加紧建设。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苏联当局突然撕破脸皮，从中国撤走了全部专家。刚刚起步的中国核试验事业顿时陷入了巨大的困境。

压力，往往是一种动力。中国开始依靠自己的力量铸造核盾牌，第一颗“原子弹”成了亿万人民的"争气弹"。一批才华出众的有志青年从此走上中国核事业的历史舞台。著名科学家钱三强点了吕敏的“将”，让他去核试验基地搞核物理诊断研究。

罗布泊大漠，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也成了吕敏人生事业上最辉煌的开始。

在第一次核试验中，吕敏负责核链式反应动力学参数的测量。这个参数直接反映核弹的反应过程，是检验武器性能的重要参数，是武器试验中必须测到的参数。核爆炸反应激烈，整个过程发生在百万分之几秒的一瞬间。要捕捉到这微妙信息，准确描述这个过程，并在核试验无人看管的条件下，自动记录一套数据，难度可想而知。摆

在他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他要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研制一套快速射线探测器，研制快速记录示波器，要建立一套模拟标定源，最后还要把它们配在一套完整的测试系统。这些工作必须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完成。国外对核试验诊断都特别重视，各国为此投入大量的技术力量和仪器设备，仅美国就进行了上千次试验，一次大型试验动用上千台记录示波器。但我国从这些核大国那里得不到任何资料和技术支援。试验条件又艰苦，当时吕敏所在的单位没有实验室，他们只好把室内的技术人员组织起来，把大家分到兄弟单位的实验室开展技术准备工作。经过艰苦努力，他们的研究成果经受住了考验，在试验中获得了满意的、可靠的波形，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提供了第一组核裂变反应动力学数据。为此，吕敏荣立个人二等功；研究组荣立集体二等功，该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继核爆炸链式反应动力学参数研究获得成功后，吕敏带领他的同伴又开始突破另一难关。随着核装置结构的日益复杂，核反应过程种类增加、速度加快，理论设计部门迫切希望获得更多的核爆实测物理参数以便检验已有的设计并改进装置的设计。此时，我国核试验已转入地下，为了适应新的需要，拓宽实时物理诊断领域，开创新的测

试项目，吕敏参考外国公开的技术资料，带领科技人员进行多测试项目的竖井方式地下核试验研究，该研究后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70年代后期，吕敏在一份资料中看到一串有关外国开展的核技术诊断的名称。但除名称外，其它知之甚少。凭着职业敏感和对科学的不断追求，吕敏认定这一定是一项先进技术。他与研究员王奎录反复捉摸这个项目的含义，很快判明这项技术上的原理和方法。他们边摸索边搜集资料，终于研究出一套新系统，这套系统具有反应快、响应速度快等多项功能，为核弹设计单位多次提供了核反应数据。

在从事核技术研究的几十年里，吕敏获得了近30项研究成果，并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3年1月，吕敏在北京连续开了几个会后回到基地，感到身体有些不适，吃不下饭，妻子一再催他到医院去检查，他总说：“等检查完试验准备工作后再去”。十来天过去了，妻子发现他眼白发黄，又劝他去医院，他推脱说“明天给青年人作完报告后马上去”。妻子没办法，只能向政委汇报，政委立即请来医生。一查，他患了急性肝炎，要立刻送到医院。基地领导得知情况后，赶到医院看他，并对院领导说："要像对待我们一样对待吕敏，他可是我们基地唯一的研究员呀!"病魔从此缠上了吕敏，可他并没有屈服，仍然拖着孱弱的身躯奔波在核试验场。1986年初，他再次病倒了病情非常严重，急需送乌鲁木齐市抢救。基地立即与空军取得联系，从新疆军区调来飞机，将他运送到乌鲁木齐。由于抢救及时，吕敏再次获得了生命。躺在病床上，吕敏仍然想着工作，病情刚好转，就想出院，妻子劝他不要心急。他却说：“我好了，就是要工作的，要不我怎么对得起关心我的组织和领导！”他拿起笔，在病床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梦魂西去北山下，心神又到爆室旁”。

吕敏以坚强的毅力与病魔苦苦地抗争着。1987年，吕敏调到北京某研究所工作，仍然从事与核技术有关的研究，并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

有人曾问吕敏，你在基地20多年后悔吗？吕敏微笑着摇了摇头，说：“科技人员能干这份工作也是一种机遇，没有这份工作，哪能出这么多成果，得这么多奖？苦是苦点，但是值得的。”吕敏刚进戈壁之初，是基地最困难的时期。茫茫戈壁荒无人烟，气候非常恶劣，一年中，有好多个风天，其中8级以上的大风就有五、六十次，狂风大作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环境苦，生活也苦，尽管国家为科技人员实行特供，但“特”也不能特到哪里。一年只能买一次鸡蛋，而且要尽快吃掉，否则就会坏掉。一个月可以买一斤肉，可也得算计着吃。那时最实惠又最便宜的是豆腐，许多家的小孩放学后，一项主要任务就是排队买豆腐。由于副食紧缺，许多家学着养鸡，自产鸡蛋。

那时候，住房条件也苦。吕敏四口之家却挤在一间14平米的房子里。大孩子睡地进疆时用10元钱买来的两个大木箱上，吃饭用的是一台缝纫机。这些东西至今仍保留在吕敏的家中。

大漠的生活，铸就了吕敏的朴实与博大。尽管往事已成为历史，而那已从罗布泊隐遁的巨响仍时常震撼着他的胸廓。这些年，他曾一次又一次地去了罗布泊试验第一线，作为一名科学家，也作为一名“故乡人”。吕敏与罗布泊大漠有扯不断的情丝。

科研成就

20世纪50年代，吕敏在王淦昌、张文裕、萧健先生指导下，利用宇宙线研究奇异粒子和高能核作用，先后两次到云南东北山区海拔3200米的“落雪”高山实验室工作，持续约两年，利用多板云雾室，收集高能核作用和奇异粒子的事例。获得了几万对云雾室照片，带回北京进行判读、分析。研究成果发表在《中国科学》《物理学报》等刊物上。这项研究工作是当年中原地区国内唯一有条件进行的基本粒子实验工作，后来与其他同志的工作一起获得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三等奖。

1959年，吕敏到苏联联合所后，先在高能实验室、中能实验室进行基本粒子的实验工作，以后转到中子实验室从事脉冲反应堆的实验研究，测量脉冲反应堆脉冲功率统计起伏现象并研究了它们与功率的关系。

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前苏联政府突然撤走全部在华专家，中止援助中国发展原子弹的协议。听到大使馆传达以后，在前苏联联合所工作的吕敏和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向国内领导表示愿意放弃基础科学研究，回国参加中国自力更生发展核弹的事业。他们的要求获得领导批准，从此他的研究方向就转到了国防科学技术，开始从事军用核技术的研究。

1962年，吕敏回国后调到国防科委，参加核试验基地研究所的筹建工作，并开始第一次核试验的准备。在第一次核试验中，他具体负责测量核链式反应动力学参数，吕敏提出测量的物理方案，带领了一批比他更年轻、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同志们，在没有实验室、没有仪器设备的条件下，筹备反应动力学测量所需要的测量和标定的设备。在许多单位大力帮助下，终于按时完成了准备工作，现场测试成功，为理论设计部门提供了第一枚原子弹的实测数据。此后，不断改进仪器设备的性能，在几十次核试验中，提供了大量的链式反应动力学重要的实测数据。随着中国核弹水平的提高，核装置爆炸涉及的物理过程增加，其中聚变核反应起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在每次核试验中取得更多的实测数据，用以检查理论设计和计算的可靠性。同时中国的核试验已转到地下进行，核试验面临新的挑战，在这样的条件下，吕敏先后提出多项实时物理诊断测量项目及测量的基本物理方案，并指导年轻同志们加以实现。这些项目包括用飞行时间方法测量中子能谱从而获得聚变反应温度；通过针孔照相获得聚变反应区的形状和尺寸；利用电子对反应产生的正电子测量聚变反应的高能7射线；利用光纤阵列测量空间不同位置的温度参数等等。为了使每次竖井方式的地下核试验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测数据，吕敏提出采用多测量项目钢架组合的核试验方案，并促进其实现，使竖井核试验中能够顺利地同时进行多项目物理测量，为每次核弹试验都获得丰富的数据创造了条件。

1986年，吕敏患重病到北京医治，病愈后留北京工作，在国防科工委系统工程研究所任研究员，主要负责武器和卫星的抗辐射加固技术研究，除组织领导工作外，在电子元器件单粒子效应、电子线路瞬态—辐照效应、元器件X射线剂量效应、X射线力学效应等方面提出了许多研究课题和研究途径的建议。在北京工作期间，吕敏还参加了军备控制的科学与技术研究，在核军备控制的理论、形势分析、趋势预测等方面写出了一些论文，并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会议上报告交流。在军备控制的核查技术问题上进行过不少研究，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核查、卫星核查技术等方面提出了有益的看法和建议。

荣誉表彰

吕敏的父亲是知名语言学家吕叔湘，但他没有继承父亲的文科专业，却选择了物理学科，为之工作了一生。

1990年，吕敏当选为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

吕敏长期在新疆核试验基地工作，多次参加中国核试验，在核试验的物理诊断领域中长期从事系统的、开创性的工作，为提高中国核试验物理诊断水平，建立较完善的诊断体系作出了贡献。（中国科学院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