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20世纪的红楼梦研究，人们的注意力多集中在开创新
红学的
胡适等人身上。作为新红学的开山祖师，胡适接受后学者的敬重和景仰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不过，在他之前，还有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同样应该得到人们更多的鲜花和掌声。是他，揭开了现代红学的第一页。没有他的首创之功，很难想象后来新红学的巨大成功。他虽 然只写了一篇红学文章，但这篇文章的分量足以使其在20世纪红学史上获得不朽的地位。将此人称作现代
红学第一人，无疑是非常恰切的。他就是
王国维。从传统红学到现代红学 王国维涉足《
红楼梦》研究，确实有其个人偶然的因素。在20世纪涌现的众多专业或非专业的红学家中，没有哪个人天生就注定研究红学的，之所以走上红学研究之路，则各有各的个人因素和机缘，一部红学史也因此增添了许多传奇和浪漫色彩。王国维研究红学的机缘在
阿图尔·叔本华这位洋人哲学家，如果不是他对叔本华的生存哲学感兴趣，有着深刻的领悟，也许他就不会在《红楼梦》中找到共鸣，进而写出那篇石破天惊的《
红楼梦评论》来。自然，也不是谁看了叔本华的哲学著作都能写出这篇宏文的，这需要足够的天资、深厚的学术功力和敏锐的感悟力。关于这一点，研究者已经有着比较充分的探讨，这里不再赘述。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时世造英雄。一个人再伟大，再先锋，也不能脱离他所处的时代，他走得再远，也只能走到时代所能允许的极限，而不可能再多走一步，否则就是科幻小说中的超人了。不认识到这一点，也就很难解释，从《红楼梦》面世到撰写《红楼梦评论》，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学术功力如
王国维者不乏其人，为什么就没有人写出这样的文章，单单把机会留给了王国维? 显然，要深入了解这位现代
红学第一人，深入理解《红楼梦评论》，就必须对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给予一定的关注，特别是当时的红学研究状况。这里要稍微宕开一笔，对学界关注较少的近代红学发展演进的情况进行简要的介绍。众所周知，从维新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这是红学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时期，即红学研究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期。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乃至中国学术的重要转型期。西学东渐与困境反思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基本文化语境。受西方人文思潮的影响，以
梁启超等人提出的小说界革命为标志，以前被视为淫词邪说、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被视作改造国民、再造民魂的文化利器，从文学家族的边缘一下进入中心。这样，就打破了原有的诗文独大的传统文学格局，形成新的文学秩序。这一文学格局和秩序具有不可逆转性，影响可谓深远，直到今天也没有太大的改变。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小说评论，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现代化进程。红学研究正是在这种较为全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孕育成熟的，不过，这是一个渐进的、缓慢的过程，不可能一夜之间发生彻底转变。在此期间，新的研究
范式还未正式建立，旧的研究范式仍有较大市场，因此这一阶段的
红学研究表现出较为明显的过渡性和杂形态，其中既有深深的传统烙印，又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开明与保守，各种红学观点就这样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线。虽然这一时期作为文学样式的小说的社会文化地位得到空前提高，但时人对先前的小说作品并不满意，往往将其作为
迷信愚昧、封建专制的样本和靶子来进行批判，能够得到肯定的只有很少几部小说，《
红楼梦》正是其中的一部，仍然受到广泛的赞誉。比如
林纾在《孝女耐儿传序》一文中称：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
谭寿林在《小说丛话》一文中也提出： 《
水浒传》、《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其他如庵在《觚庵漫笔》中称《红楼梦》为“小说中之最佳本也”，邱炜茇在《菽园赘谈》中称“言情道俗者，则以《红楼梦》为最”。遣词用句虽然不同，但对《
红楼梦》的高度称许则是基本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