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原放（1897-1980），现代出版家、翻译家。绩溪县人。1897年6月9日出生，又名家瑾、麟书，笔名士敏、白石、严约、方泉（此名是陈独秀于1933年在南京市狱中致汪函所取）。1980年4月1日在上海逝世。

汪原放对整理出版中国古典小说作出过很大贡献，开新式标点古典小说的何家槐，还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名著， 1980年他去世的时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为他写的传略和悼词中，称他为老一辈出版家、中国古典文学整理工作者和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者。

5岁丧父，少年时只读了七年书，1910年进入同乡汪孟邹创办的科学图书社当学徒，1913年到上海市，进其叔父汪孟邹开设的亚东图书馆工作，工作之余，刻苦学习英语，不久，被聘为亚东图书馆编辑，并一度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同年秋天，因形势恶化，返回上海亚东图书馆，与中共党组织长期失去了联系，此后在各出版机构从事编辑工作。1925年由陈乔年、郭伯和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了掩护身份，经光明甫和柏文蔚介绍，在三十三军谋了一个少校军衔的参谋。1927年春，在汉口任《民国日报》经理、国际编辑和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大革命失败后回亚东图书馆，从此与党失去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在亚东县，直到1953年。1956年，中国民主同盟，任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加入民盟，任民盟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此后又调任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上海文献资料编辑所编辑。1963年退休。建国后，继续在亚东图书馆从事编译工作。1956年1月任新文艺出版社编辑，同年8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上海市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后调任古典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任编辑。1963年退休，将珍藏的小说研究资料《龙图耳录》手抄本赠给上海编辑所。晚年撰有《回忆亚东图书馆》一书。

汪原放是对中国古典小说用新式标点和分段进行整理首创者，1910年，他采用新式标点和分段形式整理出版了《水浒传》从1920年起，先后出版了《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等十多种，编辑有《书信选辑》、《诗经今译》，翻译有《伊所伯寓言》、《印度七十四故事》、《一千零一夜》、《鲁滨孙·克鲁索漂流记》，还翻译出版了高尔基的《我的旅伴》、《流浪人契尔卡士》、《伊所伯(即伊索)寓言》等20多种文学作品。并将他珍藏的《龙图耳录》手抄本献给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书。生前还撰写了100多万字的回忆录，学林出版社节录20万字以《回忆亚东图书馆》的书名予以出版。

在20世纪红学史上，能够青史留名、占有一席之地者，大多为功力深厚、颇多建树之辈。但有这么一位人物，他既不是专门的红学家，也不是学者、教授，就其职业而言，不过是一名小出版机构的普通编辑。虽然极为普通，但在编撰20世纪红学史时，无论如何都要为这位人物写上一笔。就对红学研究的推动和影响而言，他并不比一般的红学家逊色，甚至还要超过他们，因为是他改变了人们阅读《红楼梦》的习惯，谱写了《红楼梦》传播接受的新篇章。此人就是汪原放。

评述汪原放对20世纪红学的贡献，需要将其放在《红楼梦》二百多年来传播、接受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此前，《红楼梦》的传播、接受，经过了传抄和刊印两个阶段。从《红楼梦》创作、脂砚斋等人加批到爱新觉罗·弘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首次以活字版刊印，这是《红楼梦》传播、接受的第一个阶段，即传抄阶段。这一时期，《红楼梦》主要以抄本的形式在曹雪芹亲友这个小范围内流传。从有关文献的记载来看，只有脂砚斋、富查明义、永忠等少数人能读到这部作品。稍后，《红楼梦》开始向外传播，出现了程伟元《红楼梦序》中所描述的情况：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值，得数十金。由于作品的篇幅较大，抄写不易，购买一部需要“数十金”，流传范围仍相当有限。因此，这一时期了解这部小说的人并不多，谈论的人则更少，甚至连袁枚这位才子也只是听说而已。乾隆五十六年，程伟元、高鹗将经过整理、订补的《红楼梦》以活字版刊印，开创了《红楼梦》版本及传播、流传的新阶段。从这一年到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校勘整理《红楼梦》，这是《红楼梦》流传史上的第二个阶段，即刊印阶段。与抄写的费时费力相比，刊印的优势是十分明显的，不仅印刷速度快、印量大，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它使《红楼梦》真正得到广泛的传播。不管程伟元、高鹗对作品的改动是好是坏，效果如何，他们为大众提供了《红楼梦》的定本，并使其快速、广泛流传，其对《红楼梦》传播、接受的积极推动作用和重大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1921年，这在20世纪红学史上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它标志着一个新的阅读及学术时代的到来。正如魏绍昌在《谈亚东本》一文中所说的：

二十年代初，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本《红楼梦》的出版，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胡适派新红学的发轫。胡适的第一篇重要红学著作——《红楼梦考证》，当初就是作为这部号称用“科学方法整理的”亚东本《红楼梦》的代序出现的。

就校点整理所取得的成就而言，汪原放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先驱者。以他对古代小说所下功夫之深，以他对小说作品的熟悉程度，如果他能专心从事古代小说研究的话，会有不少有分量的成果出现，这是可以期待的。自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仅靠已经取得的这些成果来说，汪原放足以在20世纪古代小说研究史及红学史上写上精彩的一笔。

在追述和还原这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时，在回顾和梳理20世纪红学的发展、演进历程时，我们不要忘记汪原放这位现代出版业的先驱，他是20世纪一个新阅读时代的催生者和开创者。

1921年，汪原放校点整理的亚东版《红楼梦》的出版，标志着《红楼梦》传播、接受新时代的到来。据此可以将其后一个时期的《红楼梦》传播、接受称作精印阶段。之所以称作精印，主要有如下三个原因：

一是校勘整理者以十分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小说。此前的小说刊印虽然也不乏质量精良者，但就刊印者的动机而言，大多是为了牟利，当然也会有个人爱好的因素在内。而汪原放的整理则受到新的时代文化风气的影响，有明确的学术目的，将小说作品的校勘整理当作一件十分严肃的工作来做，这是先前所不曾有的，它和胡适、鲁迅等人所进行的小说研究是异曲同工的。

一是亚东版的《红楼梦》一改以往小说刊印的格局，借鉴西方书籍的方式，采用新的版式和标点，改变了人们长期形成的阅读方式和习惯。这种排印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为人们广泛接受。

一是亚东版《红楼梦》的整理出版得到了胡适、陈独秀等著名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它与当时新兴的通俗文学研究紧密结合，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最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一个事实是，胡适开风气之先的小说考证文章大多是作为序言刊载在亚东版标点本系列小说上。借助这种新型的作品整理本，胡适等人的最新研究成果得到迅速、广泛的宣传和普及，巩固、落实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

汪原放很早就倾心于胡适的有关《论白话》《论标点符号》的论述。1917年底，他在胡适家住了一个多月，胡适指导他看了中国第一流的白话小说《水浒传》《红楼梦》。汪原放在回忆录中说，从此他心中埋下了标点古典小说的“火种”。大约在1920年初。这恰好与1920年2月2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向各校颁布采用《新式标点符号》教育令的时间吻合。汪原放的这一选题灵感与上述因素多少有一定的关系。也正因为这一点，这个时候标点旧小说的举措，便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文化指向。而采用新式标点、分段，则可以帮助读者分清结构，辨明语气，正确了解文意。另外，在版式上，有无标点，分不分段也大不一样。原先石印本小说，行款推墙杵壁，密密麻麻的字迹，让人看得头昏眼花，而加了新式标点、分段，则行款舒朗，拿在手里，赏心悦目。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一开头，便指出了亚东这一行动的意义：“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这是用新式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还要大得多。”鲁迅曾说过：“我以为许多事是做的人必须有一门特长的，这才做得好。譬如，标点只能让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适之，出版只能由亚东图书馆……”

汪原放标点的旧小说，对当时的青年一代有很大的影响。它改变了人们阅读旧小说的习惯，谱写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传播接受的新篇章。汪原放接受胡适的建议，在每本小说正文前加上的“句读符号说明”，向读者介绍本书所用标点符号的类型及其使用方法，并用本书中的原句作例证，使学生从这些课外读物的阅读中，直接得到了标点符号使用方法的训练，它对推行国语教育，促进教育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汪原放在20世纪20年代，运用新式标点符号，对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又在人民群众中有深远影响的古典白话小说，进行规模性的标点、刊印，不但需要敢于创新、勇于向旧势力挑战的胆识，而且还面临诸多实际困难和障碍需要解决和克服的难题。首先，他自身对标点符号还未臻精通，还要边学边用；当时的印刷厂还没有标点符号的印模，需要找人帮助铸制……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汪原放对标点符号的使用还存有不少差错，比如，凡见句中有“谁”、“何”、“什么”等字，不论是不是问句就加引号，但其精神可贵。“亚东”的这一出版工程，尤其是首次将新式标点符号成规模地进行应用，确如这套书的广告语中所宣称的，是“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的。而汪原放，是应该与“亚东”这次在我国文化史、出版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出版工程。